第113章 傳道
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辯明，陳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叩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
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孟博對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扎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裡。”
週一良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即談到，30年代就讀燕京研究院時，聽同學盛讚陳寅恪先生魏晉隋唐史學方面的造詣，遂旁聽陳先生課而感受深刻：“……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緻周密的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陳先生善於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方面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
姜亮夫在清華時曾寫了一篇批評容庚的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容庚把這篇文章送給陳寅恪看。陳寅恪對姜亮夫說：“你花這麼大的精力批評別人，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聽了，大受震動，從此不太願意寫批評文章了。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因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心思與旅居香港的家人團聚，決定於夏天離開聯大赴英國講學。吳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餞別，時值端陽，吳宓贈詩曰：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在西南聯大時，陳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園學舍。每到上課，陳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學校。陳寅恪仍像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是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但從不遲到。有同學不忍見一隻眼睛已盲的老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前去迎接，並幫助拿書，陳寅恪不允。一位學生回憶說：“陳先生上課一絲不苟，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後再閉上眼睛講。他講課總是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歷史語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淨。某日，第一隻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座於面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而做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談，滔滔不絕。”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陳寅恪講課時總是端坐而講，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遊詞；態度嚴肅，從不譁眾取寵；認真負責，極少曠課，有人聽他講課四年，從未見過他請過假。講課雖多平鋪直敘，但聽課者並不感到枯燥。
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
季羨林寫《回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 ……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陳寅恪在清華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如朱自清、吳宓、劉文典與各系學生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學生和年輕教員，也成群結隊，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門，跑到離城幾十里的西北郊外清華園“偷聽”陳寅恪講課。據聽過陳氏課的學生回憶，若從北平城內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秋天青紗帳起，尚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前往聽課的師生曾幾次遇到過攔路劫財的強盜，多虧每次都靠人多勢眾，手裡又各自拎著木棍鐵器等防身傢伙，對方不敢輕舉妄動。即使如此，北大師生也願冒險出城，親自聆聽陳寅恪上課時那如同天幕傳來的梵音絕唱。相對城內北大的偏遠，近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與教員，則得天時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達清華講堂，先是喘著粗氣，接下來屏息靜氣，美美地享受一頓免費大餐。人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在陳寅恪這裡卻是例外。
在清華，陳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歷史和中文系的學生聽講外，還有校外旁聽生，“慕名而來，滿載而歸”。當時在燕京讀書的周一良回憶道：“我從燕京到清華旁聽（實際是偷聽，因為不需辦任何手續）陳先生的課，感到與以往所聽的中外歷史課大不相同，猶如目前猛放異彩，佩服不已。那時一起去聽課的，有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餘遜、俞大綱（都已經逝世）。我們這幾個青年都很喜歡京劇，下課以後，常常討論說：真過癮！好像又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戲！”羅香林也回憶道：“陳師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都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於畢業後的就業情形，也非常關心。”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係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課了？”他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陳寅恪立即吩咐當時在場的弟子王永興，通知在歷史系、中文系各開一門課，立即行動，不得有誤。雷海宗不忍見到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來回奔波，於是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許多年之後，王永興對陳寅恪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憶道：“使我感動的是他那樸實而堅定的語言，他沒有說過作為一個教師應該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話，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許多話高明得多。今天，我作為一個教師，雖學識淺陋，但仍要每學期開兩門課，是因為每每想起老師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對於上課的過程，王永興曾回憶道：“當時上課是在寅恪先生家裡，一般有二三十個學生，上課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寫史料，然後，坐在一把藤椅上，問我寫了些什麼材料，我一一和他說。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兩黑板的材料講完了，我於是再寫。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徵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