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治學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提出：“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又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也。” 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是讀書人，喜歡畫畫，能臨摹錢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國起義時，棄儒從商。他曾在日記中寫過對王國維的培養計劃：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國維天資聰穎，亦不負父望，16歲就中了秀才，之後到杭州敷文書院進學準備應考。王國維自己有選擇地讀書是在16歲時，他在杭州以自己積攢的零用錢買了《漢書》的前四冊，愛不釋手，以究經史大義為樂，對八股時文不是特別上心。

王國維精通英文、日文，能夠閱讀德文版哲學原著，是中國學人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等現代西哲的先驅；所著、《宋元戲曲史》、《紅樓夢評論》，文學界至今仍奉為經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學、“古史新證”、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和古器物學研究成果，更是當代史壇無法逾越的學術空間——從知識結構上論，王國維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貫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處處嚴謹自持，不營生計，不圖享受，潛心鑽研學問。晚年雖盛名滿天下，仍心無旁騖，甘為一介清白寒士。 無論早期的西學與哲學研究，中期的文學、戲曲探索，還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學研究，王國維都試圖從學術問題入手藉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與意義，將無意識的學習與有意識的學術追求結合起來，將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科學的考據方法結合起來。 “學無新舊”、“二重證據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對構建中國現代的學術思想乃至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陳鴻祥稱王國維是“以學術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學術”。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雖然早在1904年即已寫成，但卻一直放在書齋內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國維在上海發現。當王國維回國旅居上海時，開始對甲骨文進行獨立的研究。當時上海收藏甲骨文資料較多的英籍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為了討好其夫人，不僅搜購了很多甲骨文，而且還在他的哈同花園中興辦了一所倉聖明智大學。王國維為了有機會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資料，便在倉聖明智大學出任教授。王國維於1917年以姬佛陀（名覺彌）的名義，將羅振玉資料拓印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同時對每片的卜辭作了考釋。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王國維除了對此詳加考證外，還根據甲骨文資料將《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訛誤一一加以訂正。經過王國維的論證和訂正，不僅使《史記殷本紀》關於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證明，而且糾正和澄清了自司馬遷以來兩千多年的一些混亂認識，為以後年骨文與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國維歎曰：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的“傳書堂藏書”富稱海內外。 1919年，蔣汝藻經羅振玉介紹，延聘王國維編撰《傳書堂藏書志》。 1922年，蔣汝藻又請王國維排印《觀堂集林》。王國維离滬時，《傳書堂藏書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後在北京仍繼續編寫修訂。不幸後來蔣汝藻因經商不利，停止了此項工程。直到1974年，蔣祖怡的校抄本《傳書堂藏書志》才由台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出版。此書在大陸一直未有出版。王國維的重孫王亮知道後接手了這個任務，經三年標點、校勘，整理本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國維認為，中的“玉”者欲也，他認為為解脫之書，他的《紅樓夢評論》開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談人欲，最後將整個故事看作是寶玉出世還玉（欲）過程：“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質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惡也。夫頑鈍者既不幸而為此石矣，又幸而不見用，則何不遊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以自適其適，而必欲入此憂患勞苦之世界？不可謂非此石之大誤也。由此一念之誤，而遂造出十九年之歷史與百二十回之事實……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照此理論，則“寶玉”似乎當諧音“飽欲”，“黛玉”當諧“待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