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守缺

雖然身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但傳統的君臣綱紀思想一直左右著王國維的一生。據蔣息岑先生回憶，1904年左右在蘇州江蘇師範學堂任教的王國維，講授修身、倫理，出入於封建名教綱常之領域。 1898年，王國維第二次鄉試落第後，希望去國外留學，可家裡無力資助。不得不於1899年到上海謀生，利用工餘在東文學社就讀，主要學習新學及日語，為前途尋找方向。在此過程中他對西洋哲學萌發了興趣，發生了他學術人生的第一次轉變。以後數年醉心於尼采、叔本華的學說。但是他研究哲學的最後收穫卻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理智上雖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卻與中國舊文化無法割捨，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徬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國維有《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詩，其中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闕還看士風變”、“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之句，表達了他對綱紀、忠節的呼喚和對現實狀況的不滿歷歷可見。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避居日本5年，回國後發現，社會風氣日見敗壞。他曾做《論政時疏》說：“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對代表著周孔統治之道的清朝體制念念不忘，而對西方人的立憲、共和，則認為是由貪心不足而造成的畫蛇添足。他寄望於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盪，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於絕望。

1917年，張勛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2年，由升允的推薦，到清宮裡去教溥儀的書，王國維視為一生莫大的榮譽。 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於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陞為“帝師”，欣然從之並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後溥儀又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更看成深恩厚澤，時時在想如何感恩圖報。當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到北京，逼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陪侍左右，頃刻不離。 1923年，張勛病卒，王國維替溥儀起草碑文。他從忠武、節義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運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義之至乃無所為而為，雖質文有殊尚之時，而名節無或刊之日。”

1924年，王國維撰寫的《論政學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論文章，其主題是從中西學術的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見解，意在揚中抑西，“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而中國此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週、孔。” 王國維對中國古代的君臣綱紀等思想，不僅流露出嚮往與堅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決心。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擔當。 王國維無疑是中國早期文化保守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北洋軍閥的混戰荼毒蒼生，南（廣州軍政府）北（北洋軍閥政府）軍事對峙與政治議和波折不斷。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鼎革與時代動盪，王國維憂心忡忡，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採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學術探尋真理，借學術賡續思想，是王國維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國維“文化遺民”身份的標誌性特徵。 《殷周制度論》是王國維1917年撰寫成的一篇探索中國古代製度文化的學術大作，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週的變革，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與後世帝王的取、守天下無異，但從本質看，實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立制的本意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他將周代的政治興亡與道德聯繫在一起，探討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於尋找“萬世治安之大計”，正如他給羅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於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於日本公館，後又移居天津張園，苟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於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後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保存大宮山古蹟宣言》，對清皇室破壞大宮山古蹟提出批評。王國維知道後馬上沖冠而出，為清皇室辯解。他長久地處在憂患中不能自拔，甚至於聽說有人在紫禁城坤寧宮撿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