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傳道

“中國哲學史”是北大的老課，胡適到北大之前由陳漢章講，陳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洪範》。胡適到北大後接任此課，一開始授課便新意迭出。當時的學生顧頡剛回憶：“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講義，開頭第一章是'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用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顧頡剛聽過幾次課後，便稱讚：“胡先生講的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 北大課堂上一直遵循“來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傳統。當時在北大旁聽和“偷聽”的學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適先生的他讓學生把姓名留下來，說：“你們哪位是偷聽生？沒關係，能來偷聽便是好學之士。聽我的課，就是我的學生。我希望你們給我留個名字，是我班上的學生。”

胡適先生的演講式教學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亦常常因紅樓教室人滿為患而搬入二院大講堂。他講課從不發講義，自己也沒有講稿。講課內容也有些特點，如講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時，先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介紹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講作者曹雪芹時，給學生們介紹了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摺。但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演講。柳存仁先生在其《記北京大學的教授》文中寫到：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講演之好，不在其講演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地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以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地抑揚頓挫。並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對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氣所以特別能夠感動人。 北大中文係有一講師，姓繆名金源，極怪異，因受胡適賞識而留校教大一國文。繆第一節課給學生介紹參考書說：第一，《胡適文存一集》；第二，《胡適文存二集》；第三，《胡適文存三集》；第四，《胡適文存四級》。他雖講課不錯，但如此開列參考書，學生自然不滿，於是派代表面見胡適：“繆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後了，還留在五四時代。”胡適聞言大怒，拍起桌子說：“什麼是五四時代？你們懂什麼？太狂妄了！繆先生是好老師，不能換！”學生只好敗興而歸。

散文家張中行曾談起胡適的口才與幽默感：30年代初，他講大一普修的中國哲學史，在第二院大講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課，每週兩小時，我總是去聽。現在回想，同學們所以愛聽，主要還不是因為內容新穎深刻，而是話講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發困的人不想睡。 蘇雪林在《胡適之先生給我兩項最深的印象》中，用烘雲托月的筆法，描述胡適講演的風采：我們國文系的教室本與我們的圖書館毗連，中間有可以自由開闔的扇槅門隔開為兩下。每逢胡先生來上課，不但本班同學從不缺席，別班學生師長也都來聽。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圖書室槅門打開使兩室合併為一。甚至兩間大教室都容納不下，走廊裡也擠滿了人，黑壓壓地都是人頭，大家屏聲靜氣，鴉雀無聲，傾聽這位大師的講解。這個印象留在我腦子裡，永遠不能漶滅。

1934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大講白話文的優點，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學不免萌生了抵觸情緒。正當胡適講得得意時，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提出抗議：“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缺點嗎？”胡適衝著他微笑著說：“沒有的。”那位同學更加激憤地反駁道：“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扶扶眼鏡柔聲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複電拒絕。復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省錢。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願，用文言文編寫一則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胡適於課堂上令學生擬一拒聘電報，其中有一最簡者為：“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而胡的白話稿為：“幹不了，謝謝。”胡論曰：“文之優劣，原不在文白，在於修辭得當也。”

胡適對學術論文有其見解，他曾對台灣大學某學生說，不要奢望輕易找到難題的答案。他說：“要小題大做，千萬不要大題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