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細說民國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師們

第167章 溫煦

胡適成名後,每日登門拜訪的人絡繹不絕。後因求見的人太多,胡適便宣布了“胡適之禮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為公開見客時間,無論什麼客來都見。”後來每個星期天都來人不斷,上午時間不夠,又延長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為名符其實的“禮拜日”。如此盛況一致持續到“七七”事變,胡適離開北京為止。 胡適一生極重友情。他常說一句話:“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五四運動時期,穿長袍馬褂的章士釗和西裝革履的胡適觀點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因為章士釗以古文雄詞立於世,常貶胡適的白話為淺薄。可是,有一次,他們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談頗洽,乃合攝一影,各題詩詞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釗竟用白話,胡適則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為文壇異軍中的合奏曲,饒有風趣,且具歷史價值。

章士釗詩云: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麽新文字,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常相親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試閱卷完畢。胡適在招生委員會上說:“我看了一篇作文,給了滿分,希望能錄取這名有文學天才的考生。”校長蔡元培和其他委員都同意了。最後翻閱這名考生的成績,發現數學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績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無反悔之意。事後才知,這名被破格錄取的學生就是羅家倫。 一日,胡適上課,提到某小說,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有一學生馬上站起來,說:“不對。有人說在什麼叢書裡的什麼書中見過。”胡適又驚又喜,以後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學校派代表去南京聆聽蔣介石的訓話而罷課。蔣夢麟校長召集全體學生開會,勸學生復課。胡適繼蔣之後發言,苦口婆心地勸導學生,遭到了很多學生的反對,在台下起哄,要給胡難堪,但胡絲毫不以為忤,讓北大學生充分認識到了胡的“能容”。當時的學生朱海濤記下了這一幕:“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即蔣夢麟)之後上台訓話,一開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制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續地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地迎面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這屋子裡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面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朱海濤感慨地說:“這天給我的印像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麼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

胡適在1930年到北京大學之前,寫有一條幅:“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陳獨秀獄中時,胡適路過南京,來信說:“不及看望。”陳大發脾氣,大有絕交的樣子。其實,陳獨秀入獄期間,胡適多次從北京來看望,送來吃的、用的和書籍。一次,陳曾托胡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認真操作,不久來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在押期間,出版了《獨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為這個在押的共產黨要犯寫序。 據鄧嗣禹回憶,胡適任北大校長時,校長辦公室就幾乎等於教職工的俱樂部,全校教授,皆可進見校長,不必預先約定時間。有一次,鄧去造訪胡,“一進室內,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數人在坐,彼此隨便談天,開玩笑,胡適亦參加閒談,並略言及徐志摩跟陸小曼的戀愛故事。”鄧看到此番場景後,莫名其妙,覺得校長辦公室就好像“香港廣東飲茶的地方”,然後深嘆胡適作風之平和民主。

胡適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時,楊杏佛是胡的學生。在一個大會上,楊大罵胡適的新文化改革。後來蔡元培帶楊杏佛來胡適家道歉。胡適沒有發脾氣,只是說:“的第八十一難,我覺得原文寫得太寒傖了,我想把它改寫過。”蔡元培問:“怎麼改法?”胡適說:“唐僧取經回來,還要遭一難,因為這時在取經路上被他的三個弟子打死的許多冤魂冤鬼,都來報仇了。唐僧情願捨身,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餵給一班冤魂冤鬼,他們每吃一塊唐僧肉,可以增長一千歲。唐僧說:'我來捨身,使他們可以超生,可以報賬。'”楊杏佛聽得臉紅耳赤。胡適後來將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張寫成《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文發表。 1961年,胡適應邀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以30年前這個話題作了25分鐘講演,不想又引起反對派的“圍剿”,說他是“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賣俏”,胡適見到這些文章,連說:“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接著便向人們講述了30年前這樁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舉行研究報告會,有一位韓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胡適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評,毫不動氣,雅量驚人。 1930年12月17日,胡適四十歲生日。他的好友、學生不約而同地給他送去了用白話文寫的壽聯。地質學家、也是新文化運動健將的丁文江的壽聯是:憑咱這點切實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數;看你一團孩子脾氣,誰說四十歲為中年。 胡適與梅蘭芳、齊如山(電影《梅蘭芳》中馮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對梅蘭芳相當愛護,梅氏出國演劇,預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適親自為之校閱。梅的英文演講詞、宣傳品,都經胡適改正過的。

齊如山有一篇文章說:“我與適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國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與梅蘭芳同吃便飯,暢談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園演戲,我正在後台,適之先生同梅月涵、週寄梅兩位先生忽然降臨。我問他,你向來不十分愛看戲,何以今晚興趣這樣高?他已微有醉意,說:'我們不是來看戲,是來看你。'後來他還在醫院中給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一封是討論《四進士》一戲的意義,他說:'所有舊的中國戲劇中,以《四進士》的台詞最精彩,因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話文。'”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陸,大陸批判胡適開始之後,1950年,他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稱胡適為“人民的敵人、反動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關”,報紙登出這個消息後,蔣介石親自把胡適叫到家裡予以安慰,胡適似乎並不領情,竟搬出了蔣經國在蘇聯時期大罵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與蔣介石劃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蔣無話可說。顧頡剛、朱光潛等北大舊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中批判胡適,胡適則強調相信友人只是為了在檢討中過關,並非真心之論。

胡適聽說錢穆時,錢穆還在蘇州的一所中學任教。一次胡適到蘇州講演,特地去看望錢穆,他說:“我來蘇州有兩件事:一是購買《江□詩集》,二是想見見錢穆。” 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20世紀50年代,他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 季羨林曾回憶和胡適共事的日子: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有一天,季羨林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一個學生走進來對胡適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適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季羨林覺得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髮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 李敖考證胡適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記了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寫的文章。胡後來見到李,握著這位20歲毛頭小伙子的手,讚道:“李敖小兄,你實在是比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啊!” 胡頌平回憶胡適:先生平時交給我的工作,無論是寫一封簡單的信稿,或是摘錄一些參考資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總是說:“我想請你幫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時去辦,不忙,不忙。”等我辦好復命時,也總是說:“謝謝你”,或是說:“太麻煩你了,多謝多謝。”去年12月裡,他在台大醫院特一號病房裡養病,有一天夜裡,他的被頭不曾蓋好,夜班的護士看見了,輕輕地過去幫他蓋好。這時他已經睡著了,但他在睡夢中對這位特別護士說:“謝謝你。”第二天,這位護士告訴他時,他自己一點也記不起了。我8點半到了醫院之後他對我說:“剛才護士小姐說的話。如果我睡著真的會說'謝謝你'三個字,我相信這是我的好習慣。”

胡適晚年認識了一個名叫袁瓞的小販。小販是個賣芝麻餅的,他們兩人經常在一起閒聊。有一天,胡適的心髒病發作,住進了台大醫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著一個芝麻餅送到了胡適的病房說:“我給你吃一樣東西,我相信你一定沒吃過。”“我早就吃過了,”胡適笑著說,“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適以為,諾大一個台北市,芝麻餅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歲的季羨林到台灣訪問,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說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季羨林乍聽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他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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