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十、胡適

1917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 1919年，北大決定取消文、理學長，改設教務長統管文、理、法三科。北大當時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較強，雙方對此職務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適甚至毛遂自薦，結果遭到理科的強烈反對。最後經過商量，決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選人，然後三選一。理科推選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選的是陳大齊，法科推選的是馬寅初。結果，蔡元培為了避免文理之爭，投了馬寅初一票，馬寅初因此當選。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週報，發表。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編委七人：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七個人實行編委輪流制。當時錢玄同和劉半農在《新青年》上化名寫文章駁林琴南的複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而由他自己來編。沈尹默對他說，“你不要這樣做，要么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魯迅兄弟二人也反對他，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適才作罷。 北大哲學係有幾位名教授，有打“哲學對台”的傳統。胡適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紅樓打過“哲學對台”。二人同時在樓上樓下的兩間教室裡講課，胡適主張用西方文化代替東方文化；梁漱溟認為只有中國文化的複興才是人類的出路所在。二人各執己見，學生好奇，不免向老師發出疑問。於是，胡適議論梁漱溟，說：“他連電影院都沒進去過，怎麼可以講東西文化，印度哲學？豈不同'持管'、'捫燭'的笑話故事一樣？”梁漱溟在回答學生的疑問時，則說：“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學，正犯著老聖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毛病。”惟聽講的人都佩服他們學問精湛，各有專長，而且又都有專門著作，所以這齣對台戲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況不稍衰退。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的日記，胡適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能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於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胡適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的歷史地位頗為自負，他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適出版《〈紅樓夢〉考證》，一反以往索隱派、附會派等“舊紅學”派的觀點，創立了以自傳說為特點的“新紅學”。胡適因之成為“新紅學”派的祖師。胡適對此很是得意，說“我對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錢穆與胡適在研究《老子》時發生爭論。所論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後，胡適認為老子的年代略早於孔子，錢穆則認定老子在孔子之後。二人某次在一會上相遇，錢穆對胡適說：“胡先生，《老子》的成書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答曰：“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尚不能說服我，果能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亦可不要。”錢穆是經胡適提攜進北大的，可見其不計個人恩怨的科學的學術批語精神，而胡適也很寬容，當一同學問及錢先生講得與他不同，究竟誰的對時，他說：“在大學裡，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是真理。” 胡適在小說考證領域的“拋磚”工作，引來了無數“美玉”，他曾不無得意地說：“我考，得顧頡剛與俞平伯；考，得董作賓；考，得李玄伯；考，得孫佳訊。”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適去世的當天，胡適在台灣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高興地說：“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試驗'對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平生最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這是胡適生前的最後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