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政見

蔡元培在1903年創辦了《俄事警聞》，1904年創辦了《警鐘日報》（由在提籃橋監獄裡的鄒容撰寫報頭）。兩報頭版都有時評一則，暢談國事，多出自蔡的手筆。 1904年慈禧生日，蔡寫了時評《萬壽無疆》，含意“每逢萬壽，必定喪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時鋒芒很露。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後，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辦了兩所學校，一所是愛國男校，一所是愛國女校，他想讓男生搞暴動，女生搞暗殺（因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愛國女學校時，教科書常滲革命內容，如歷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無政府主義者）故事，理化則注重炸彈製造等。在蔡元培辦公室，就陳列著土炸彈。

蔡元培先生曾經是暗殺團的骨干成員。早在《辛丑條約》簽訂後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鑑於孫中山領導的起義一次又一次遭到失敗，蔡元培決心改變反清的鬥爭手段。 1904年春，由他發起在東京留日學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殺團，圖謀從暗殺入手，推進反清革命。 蔡元培認為：暗殺需要自製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偽裝隱蔽的武器，他決心自製化學毒藥。要自製化學毒藥就需要有懂化學的人，他馬上將愛國女校的化學教員鐘憲暢、俞子夷吸收入團。俞子夷配製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來一隻貓，強令服了幾滴，貓即中毒而死。後來蔡元培又認為液體毒藥使用還不太方便，易被人發覺，如能改成固體粉末更好，於是急去書店買了一批藥物學、生藥學和法醫學書籍，親自領導研究。

不久，蔡元培覺得還是用炸藥更好一些，隨即轉向研究炸藥。他帶領研製小組日夜攻關，終於自製出了一種體積小、威力大的炸藥。另外，蔡元培認為女子去實行暗殺比男子更隱蔽些，因而他在愛國女校特別注重化學課的講授，以便培養暗殺種子。此後，由蔡元培研製的炸藥，不斷由暗殺團團員帶回國內，清政府上層官員頻頻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黨是各自秘密活動的，互不統屬。如徐錫麟、竺紹康、王金發等在紹興、嵊縣帶，陶成章在金、嚴、處一帶，敖嘉熊在嘉興一帶活動，龔寶拴在日本東京一帶。群龍無首，力量渙散，既無嚴密的組織，又缺乏行動綱領。後龔寶拴等到達上海以後，與蔡元培治商，乃於1904年冬成立光復會，推蔡為會長。蔡元培先後特邀徐錫麟、陶成章兩人加入光復會。 1907年，徐錫麟在安慶壯烈犧牲，秋瑾因安慶事件株連也被捕就義，光復會實力受到挫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上海、杭州相繼光復，陶成章自南洋歸來，不久為上海都督陳其美指派蔣介石、王祝卿暗殺於上海廣德醫院。陶成章死後，光復會中有號召力的實力派沒有了。當時在上海都督陳其美勢力範圍之下，滬上各報對陶的被刺不加評論。唯《越蠌日報》曾發表評論略謂：陶之死，各方反應甚微，唯有光復會會長蔡元培在南京為陶舉行之追悼會上致悼詞，痛惜備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他在北京政府任職期間，對袁世凱的擅權專制日益不滿，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 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內閣，不與袁世凱合作。袁世凱對他非常仇視和畏懼。 護法運動中，蔡元培雖然在反對軍閥統治、爭取民主共和政治上與孫中山並無分歧，但他並不贊成孫中山為護法而訴諸武力，主張應通過和平談判實現國家的統一。 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與熊希齡、張謇、王寵惠等人發起成立和平期成會，以超黨派姿態，通電全國，呼籲結束南北分裂局面，減輕人民戰亂之苦，痛陳“慨自國內構釁，忽已年餘，強為畛域之分，釀成南北之局，馴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軍暴露，萬姓流離，長此相持，何以立國。”他在致孫中山的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軍閥吳佩孚、曹錕打敗奉系軍閥張作霖，成為北洋軍閥的首要人物後，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希望在吳佩孚的統治下，實現南北統一，建立一個好人政府。是年5月間，他與王寵惠、羅文幹、湯化龍、陶行知、李大釗等16人，聯名發表由胡適起草的，認為“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個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蔡元培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主張，支持吳佩孚提出的恢復舊國會，請黎元洪復職的倡議。 5月22日，他與梁啟超、熊希齡、汪大燮、孫寶琦、王寵惠、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等聯名發表解決時局意見的通電，稱吳佩孚“偉路碩望，舉國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國前途，實利賴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舉行的“六三”紀念會上，蔡元培與200餘名代表致電孫中山和廣東非常國會，認為非法總統徐世昌已去職，舊國會即將恢復，護法目的已達，要求孫中山“停止北伐，實行與非法總統同時下野之宣言”。 6月8日，又與王家駒、李建勳、毛邦偉等10人代表教育界發表通電，歡迎黎元洪復職。甚至在胡適建議他不要發電催促黎元洪蒞京情況下，蔡元培仍堅持己見，表示“西南方反對舊國會，揭一黎以與孫對待而開議和，似亦未為不可。”蔡元培此舉受到南方國民黨人的批評，但他依舊堅持自己的立場。

蔡元培並不一概反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認為學生可以不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閉門讀書。 1923年他在歐遊期間談到對國內學生運動的態度時就曾明確表示：“學校當局的看法是，如果學生的行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範圍，如果學生的行為懷有良好的愛國主義信念，那麼，學生是無可指責的。學校當局對此應正確判斷，不應干預學生運動，也不應把乾預學生運動看成是自己對學生的責任。” 1932年蔡元培和宋慶齡、楊栓（杏佛）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推宋慶齡為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銓為總幹事，魯迅也是執行委員。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以後，蔣介石先後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進步人士和愛國學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許德珩、侯外廬、範文瀾等，在上海逮捕了陳獨秀、丁玲和許多學生，還有外國人牛蘭夫婦。蔡元培都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函電營救。 1933年6月8日，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蔡元培聞訊哭之甚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