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九、蔡元培
蔡元培剛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為約束自己而立了三個原則：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
蔡元培在北大時，成立進德會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識分子成為社會棟樑，要加入進德會的師生必須戒酒、戒賭、戒嫖。蔡還要求會員不做官吏、不做議員。
北大旁邊有家學士居飯館極受北大師生歡迎，一天，蔡元培和陳獨秀、胡適在學士居吃罷晚飯，三人便在在沙灘附近散步，發現了一個不曾去過的處所。有人告訴他們，這是“偷聽生”們居住的“拉丁區”，他們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進一間屋子，卻看到一個衣著寒酸的青年正在藉微弱的燈光讀書，身放著兩個發硬的饅頭。陳獨秀性急，上去劈頭就問，把這個青年驚得惶恐不已。他結結巴巴地說自己是一個窮學生，連辦旁聽證的錢都沒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魯迅）講課，所以……蔡元擺擺手，讓他不要緊張，接著看了看那兩個饅頭說：“旁聽證，明天你到我辦公室去取，但現在，你要跟我去吃飯。”於是幾個人又來到學士居，那青年一邊像餓瘋了似的大吃特吃，一邊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這個叫許欽文的青年說：“人稱咱北大有'五公開'。一是課堂公開，不管有沒有學籍都隨便聽課。有的旁聽生來早了先搶到座位，遲來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後邊了。二是圖書館公開，可以隨便進出。三是浴室公開，蓮蓬頭反正一天到晚開著，什麼人都只管去洗。四是運動場地公開，操場上外校學生有時比本校的還多。五是食堂公開，學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飯館和食堂價格一個樣。北大校園裡還有三種學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種就是旁聽生，還有就是我們這些偷聽生。未辦任何手續，卻大搖擺地來校聽課，我們多數就租房住在這'拉丁區'裡。”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個學生，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於是另一個學生某某在西齋（宿舍之一）壁上貼了一張“討伐”的告示；兩天之內，滿牆上出了無窮的匿名文件，把這個同學罵了個“不亦樂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張，因為他也極討厭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語意，卻是挖苦他，故傅的這張告示為同學們所賞識，在上面濃圈密點，批評狼藉。這是一時學校中的大笑話。過了幾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會中演說，最後說到此事，大意是說：諸位在牆壁上攻擊××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諸君對×君有不滿，可以規勸，這是同學的友誼。若以為不可規勸，盡可對學校當局說。這才是正當的辦法。至於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端。從此北大的匿名“壁報文學”從此減少，幾至絕了跡。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國時，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後，傅斯年等幾個同學自告奮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是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面痛罵，一面要錢，傅斯年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傅就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他，並告訴了蔡元培他們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說：“上有幾句話，'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贊成他的進步，不贊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過分呢？人家潔身而來，就應該贊成他的自潔，不要老追究他過去的事。與，肯定、贊成。'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於是傅斯年又知道讀是要這樣讀的。
五四運動時，遊行隊伍正要出發，卻被蔡元培攔住。他難過地告訴學生，示威遊行並不能扭轉時局。北大提倡學術自由，頗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厭惡，被視為鼓吹異端邪說的洪水猛獸。現在同學們再出校遊行，如果鬧出事來，會授人以口實。學生們則向蔡校長痛陳內心積憤，已是忍無可忍，懇求校長不要阻止。其他數同學則頗感不耐，發出“噓！”“轟”吵嚷和怒罵的聲音。看看時間已到中午，張國燾即擠向前去，高聲向蔡元培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並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請校長回辦公室去罷。”他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地將蔡校長擁走，遊行隊伍在一片歡呼聲中，蜂擁般向天安門出發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遊行中，軍閥政府派軍警抓走了32名學生，其中北大學生20人。當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請與司法部關係密切的王寵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學們共同商議營救之事。 5月7日，被捕學生獲釋，蔡元培親自率領北大全體教職員和學生在沙灘廣場列隊迎接。大家見面分外激動，彼此相對欲言無語，許多人竟致大哭起來。蔡元培勸慰大家應當高興，不要哭，話未說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淚。北大被捕獲釋學生許德珩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當我們出獄由同學們伴同走進沙灘廣場時，蔡先生是那樣的沈毅而慈祥，他含著眼淚強作笑容，勉勵我們，安慰我們，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教育，出國期間，由蔣夢麟代理其校長職務。當時，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經費，各校教員領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請願，反被警衛毆打，因而宣布罷教。後經北平師生的努力鬥爭，北洋政府意識到事態嚴重，才為各校教員補發欠薪，並表示歉意。各校才開始復課。蔡元培回國後，聽說此事，大為不滿，召集北大教職員痛切地說：學校教育青年，教職員應為學生模範，豈可因索薪罷教，貽誤後生？如果認為政府太壞，不能合作，盡可自動辭職，另謀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驚覺反省。豈可既不離職，又不盡教學責任，貽誤青年？他堅決要求把罷教期間未為學生上課，而領得的薪水，交出歸公。教職員都接受了蔡的提議，請求將所領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時，北洋政府覺得不安，對蔡元培施加壓力，甚至跟踪、恐嚇。當時蔡元培有兩個“謀客”，蔡經常和他們商量如何對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個“謀客”家中與他們談起此事。其中一個老謀客勸蔡元培解聘陳獨秀，並製約胡適一下，這樣才能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蔡元培一言不發。兩人說了幾個鐘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舉人，23歲會試聯捷，中了進士，26歲（光緒壬辰科）補行殿試，點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但他從不以此自滿，他對鄉前輩如謩年博學的名士李慈銘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過李慈銘的兒子李孝費，可是蔡元培不以師賓自居，對李慈銘以師禮相待，執弟子禮甚恭。李慈銘去世以後，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縵堂日記》一部數十年從不間斷的日記最為著名。蔡元培於1919年為刊印《越縵堂日記》募集墊印費用，用全浙公會的名義發起，交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慈銘父子相繼去世以後，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縵堂藏書130餘箱、兩萬餘冊，抵押與本城開同興醬園的陸姓，得款數千元，但每月須負擔重息。蔡元培知道了這件事，覺得受人重利盤剝，不是辦法，他就聯繫了北京圖書館，由北京圖書館把全部越縵堂藏書收買下來。這件事對學術界也有重大貢獻。這批書經北圖中人輯錄李慈銘在書上批校的文字，編成《越縵堂讀書記》、《越縵堂讀史札記》等書。
劉師培曾是同盟會員，思想激進，為較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中國人之一，但他後來叛變革命，竟投靠端方，轉而惡毒地攻擊革命黨，並曾出賣陶成章、陳其美等舊日同志，轉變之速令人側目。民國建立後，孫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將他聘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運動中，他雖然託名舊派，事實上多少有點支持新派。他逝世時才36歲，蔡元培評論道：“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援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作，其所成就豈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與汪精衛共語，汪說：“君在昔為名太史，於今為教育家，世以蔡、汪並列，自慚形穢。”蔡說：“敝屣利祿，我與你固志同道合。論學術精力，我遠不如君。”
“四·一二”政變後，身在北京的周作人嚴厲譴責國民黨的殘暴行為，並對當時身在上海卻“視若無睹”的蔡元培、胡適等人大為不滿。但隨著國民黨變本加厲，周作人卻日益噤若寒蟬，反倒是蔡元培、胡適等人頗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黨員。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壽，滬上各界在國際飯店為其祝壽。蔡在答辭中說：“諸位來為我祝壽，總不外要我再做幾件事。我到了70歲，就覺得過去69年都錯了，要我再活幾年，無非要我再做幾年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