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新儒

梁漱溟民國初年曾在同盟會同仁創辦的《民國報》當過編輯，做過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輯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後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梁便以“漱溟”為名。 梁漱溟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自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儘後，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梁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親“是一秉性篤實底人，而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親影響，亦就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

梁漱溟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梁漱溟的處世原則：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梁漱溟的家訓：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類型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學術思想自云是：“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總結的三種人生態度：逐求、厭離、鄭重。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無時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學問題，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黃靖賢是家庭婦女，兩人經友人介紹於1921年結婚，育有兩子——梁培寬、梁培恕。梁漱溟給其子起名，可見“最後一個儒家”的精神氣象，寬恕之道屬於儒家精神內核。

百萬雄師渡江後，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後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停止。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他還說：“假如在或鬥或批之後，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 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罰跪、遊街，三代祖傳的書畫、文物付諸一炬，手稿、錢物亦被抄走。最後，造反派把他關進一間小屋裡。梁漱溟既不呼天搶地，也不長吁短嘆，而是優哉游哉、自得其樂地寫書。後來他呆在家裡，每天上公園練拳、散步，無書可讀了，就認真讀報、看材料，關切著時局的發展和演變。他先後完成了《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的撰寫。 梁培寬說：“在他（梁漱溟）92歲的時候，海外有報紙稱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報紙念給他聽。他聽完後搖了搖頭，大概是對這樣的稱呼並不贊成。”梁漱溟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學者、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的稱號都不太認同。 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梁漱溟還說自己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為研究所的專家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專家，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憶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係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晚年，梁漱溟曾書一座右銘：“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他經常勸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邊的好友說：“一個人動不動就氣盛，發怒，勢必傷肝，火攻心。如氣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則又積鬱於內腑，兩者都傷肝勞神，有損於健康。所以說氣平情淡，自長自消，稱得上身心鍛煉的一項真正過硬功夫。” 梁漱溟說道：“活到老，學到老，還應當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這年初夏，梁漱溟與兒子梁培恕遊北海公園，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梁漱溟從來都只認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他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特意講到了這一點：“我不夠一個學問家，為什麼？因為講中國的老學問，梁漱溟手跡得從中國的文字學入手，可中國的文字學我完全沒有用功，所以中國學問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學，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國學問也不行。從這兩方面說，我完全不夠一個學問家。我所見長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稱我是一個思想家，我倒不推辭，不謙讓。思想家與學問家不同。學問家是知道的東西多，吸收的東西多，裡邊當然也有創造，沒有創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於學問家，就是雖然他也知道許多東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識，他也沒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創造多於吸收。所以我承認我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