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逸事

馬一浮人比較矮，但腦袋特別大。他平時不戴帽子，有一年初冬要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為了保暖，家人想給他買頂帽子，可跑遍杭州竟找不到他戴得下的大號帽子。 1903年，馬一浮遭遇失怙喪妻之雙痛，遠遊國外，先是美國，後是歐洲。早在出國前，他就听說馬克思寫了一部《資本論》，而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國就時時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帶病到“約翰書店”涉獵書刊，竟被他買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譯本馬克思《資本論》，他大喜過望，如獲至寶。在日記中寫道：“昨日，吃種種之藥，吃一塊之麵包，吃半杯之飯，都不覺好惡。晚來，臉痛略減，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譯本馬格士資本論一冊。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勝服仙藥十劑！餘病若失矣！”

回國時，馬一浮又買了一本德文版，結果英文的那本送給了好友謝無量先生，德文的送給了上海“國學扶輪社”收藏，他還建議將之翻譯出版，所以有人說他是把原版《資本論》傳入國內的“第一人”。 上海“國學扶輪社”解體，人去書散，馬一浮贈送的那本《資本論》流落上海書肆不被人識，恰好也是馬一浮先生的好友、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的人物馬君武先生在書攤發現了這本奇書，並且發現了馬一浮讀該書後的題跋，於是贖迴轉贈於馬一浮先生，物歸原主，適得其宜。再後來，抗戰中馬一浮先生往浙江大學執教，遂將此書贈與圖書館；解放後院校調整，浙大分家，文科書籍大多歸杭州大學收藏，馬先生所贈之《資本論》也就成了杭州大學圖書館的壓庫之寶了。

《竺可楨日記》1950年7月有段記載，竺先生從中科院歷史所的向達先生處獲悉，馬一浮先生不獨閱讀過《資本論》，且有閱讀筆記，有一冊《讀馬克思資本論》他也在解放後贈給了浙江大學圖書館。 1905年，湯壽潛為了抵制帝國主義侵略，奪回浙江鐵路建築權，在旅滬浙江同鄉會（此會是清末革命組織光復會的基礎）支持下與張元濟等成立浙江鐵路公司，自任滬杭鐵路總理。由於當時杭州拱辰橋是日本租界，工業發達，經濟繁榮，因此湯壽潛最初把滬杭鐵路終點站定在艮山門並準備從艮山門再舖一支線到拱辰橋。一天，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湯壽潛見愛婿從歐美遊學歸來，道德文章頗有建樹，名氣很大，便把鐵路圖紙交給他請他參議。誰知馬一浮看後卻一把將圖紙撕成兩半。 “這是為啥？”幕僚們大驚失色忙問何故。馬一浮便說：“中國人造鐵路要為中國人著想。為什麼不把終點站定在羊市街鬧市區北端附近，再舖一支線到南星橋，以便水陸銜接和今後鐵路南延，而要把終點站定在艮山門，鋪支線到拱辰橋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湯壽潛覺得他的話言之有理，不但不以馬一浮撕圖紙為無禮，還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門改為貨運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內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個終點站。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浙大開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學講學。他的課程時間也十分特別，不按常規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號、十五號、二十五號，風雨無阻。因為“五”是《尚書·洪範》中的“皇極”之數，馬一浮以為能夠體現儒家的中庸之義。一個學期後，戰火波及贛北，浙大又遷往廣西宜山，馬一浮在宜山繼續了一個學期的講學。後來這兩個學期的講稿遂被輯成《泰和宜山會語》出版，影響了幾代學人。 馬一浮見蔣介石一面之後，說蔣神情氣象偏狹，有劉裕偏安之才。 樓達人與馬一浮結識多年。有次問他：您是佛學家，又點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為何留居塵世？他哈哈大笑說：這是因為我六根未盡。 熊十力到杭州療養。他聽說馬一浮游學美、英、德、日諸國研究西方哲學回來將治學重點轉向祖國民族傳統文化儒學也即六藝，曾藉住廣化寺青燈黃卷三年之內足不出戶盡讀四庫全書三萬六千餘卷時，便很想見見馬一浮。他回憶二人結識的過程：“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氣。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見他。但是找這個人介紹不肯，找那個人介紹拒絕。這些人的意思是說，馬一浮誰也不見，他還見你！不得已，我自己寫了一封信並附著作，直接找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氣。……終於有一天，馬一浮來了。我就說，我寫信給你，為什麼不回信？馬說：'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寫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讀完之後才回信。你看，我現在不是來了嗎？'”從此，熊十力就把馬一浮視為知己。

馬一浮、馬寅初、馬夷初（敘倫），人稱“浙江三馬”。馬一浮講宋明理學，兼通佛理，在西湖築居；馬寅初為經濟學名家，當年在重慶講學，大呼“殺孔宋以謝國人”，被老蔣囚於鵝湖之頂。鵝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學兩大師朱熹、陸九淵論同異之地，囚此一馬，也算佳話；馬夷初講老莊，據說當年在北大講中國哲學，以莊子《天下篇》為教材，一一加以箋注，引申發揮，一年之中，只講此一篇，遂有“馬天下”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