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順服

建國後，經過學習，金岳霖說：“知識分子頭等重要的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政治上我追隨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實際上是接收了歷史唯物主義。” 新中國成立後，金岳霖帶頭在清華大學開設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課，並謙虛地把自己比做一年級的學生：今年是一年級，明年是二年級，十年八年總有進步。說：“因為馬克思主義救了中國，所以我放棄了以前所作的學院哲學，轉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從1951年起，金岳霖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自我批評。金岳霖後來在他的回憶中說：他的勇氣來自於周恩來總理的示範。周恩來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動員報告會上，公開承認自己犯過錯誤，這對金岳霖的震動很大，也使他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深的認識，因而在思想改造上進行得較為徹底。

金岳霖於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說：“解放後，我們花大功夫，長時間，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 解放初，金岳霖應邀到懷仁堂，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明確地對金岳霖說：你搞的那一套還是有用的！金岳霖一下找到了自己在新社會的位置。 1956年春節，毛澤東在宴請知識界人士時，對金岳霖說：數理邏輯重要，應該搞，你應該寫書介紹數理邏輯，書出來後我願意看。 1957年4月，邏輯學界展開了一場爭論，毛澤東在約見哲學界、邏輯學界代表時，再次邀請了金岳霖。 1959年，在毛澤東“要學點邏輯”的指示下，金岳霖帶領同事，開始邏輯教材改革和邏輯學的普及工作。

毛主席曾經對金岳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一次，金岳霖在王府井一時興起，花幾百元買了一頂高級皮帽，事後竟誠惶誠恐了好一陣，雖然沒有人指責他，他卻多次在小組會上主動懺悔，說是過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餘毒未清。階級性主宰了他的思維邏輯。 金岳霖的侄女從美國回來去看他，當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國籍後，竟二話沒說把她趕了出去。 金岳霖寫過一篇是《我沒有成為公而忘私的共產黨人》。他是56年入黨，但是他說入黨後，生活方式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他說“衣服在冬天仍穿滿清的長袍。曾有人在王府井善意的批評我，說：'老先生呀，現在不要穿你的長袍了。'可我仍然沒有改。”

金岳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裡，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1958年，金岳霖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訪英。王浩當時正任教於牛津大學，便安排老師在牛津哲學教師會作了一個不長的報告。金岳霖談到，因為馬克思主義救了中國，所以他放棄了以前所研究的學院哲學，轉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據王浩回憶，當時聽講的大部分教師覺得像這樣的論證太簡單了一些，“可是因為金先生的英式英語特別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師大多數對他很尊敬”。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時，金岳霖已經70多歲，但卻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後有所作為，他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魚的書。他對別人說，“我要是'下放'了，農林牧副漁五業中，農業我現在幹不了，林，我幹不了，牧，我也乾不了，副業，我也沒有技術，就剩下養養魚。” 晚年金岳霖寫回憶錄，第一句話是：“我和毛主席吃過四次飯。”他接下來寫道： “他大概已經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來，他就給幾隻辣椒（好像特別為他預備的）。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輕小伙子跑來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輕輕地拍個不停，這時主席飯也不能吃。後來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請回去了。這件事充分錶明人民的領袖和人民是沒有任何隔閡的。”

1982年，重病期間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遺囑：“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我可能很快結束。我要藉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我死之後，請在我的存摺中提出三千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 1982年，當金岳霖聽說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招生六萬人的時候，激動得說：“真了不起！真了不起！”翌年，他聽說該校招生25萬人時，更是興奮不已。他向函大的老師表示“致敬”，感慨地說：“在解放前，一所很大的大學一年只培養幾個、幾十個學邏輯的學生，現在一年就有幾萬，幾十萬人學邏輯，這應該感謝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