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龍蓀，1895七夕出生，相傳金老的父親那天剛好從外面騎馬回家，途中遇到一條大蛇橫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橫過路後才策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決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龍蓀”，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來。 金岳霖在清華讀書時，清華學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長沙雅禮中學的美國人胡美來參觀，胡美問他伙食吃的怎麼樣，他說：“不好，吃不來。”胡走後，當時任學監的周貽春狠狠批評了金岳霖。 趙元仁和楊步偉在歐洲遊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向他們藉錢，楊借給他30元，楊步偉以為他生活很艱難，正打算等自己的錢到了再藉給他一些，誰知三天后他們收到金從意大利來了一封信，信中說，他想想三十元夠到意大利去一趟了，所以打算在那兒玩幾天。

金岳霖字龍蓀，與葉企孫、陳岱孫並稱“清華三孫”。他們有一個相同的特點是——終生未娶。 金岳霖的單身一直都是話題。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 徐志摩為追求林徽因，不惜與他的結髮之妻張幼儀在柏林大鬧離婚。在張幼儀尋死覓活不願離異之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在好事者的帶領下，紛紛圍將上來，拉著徐志摩要他到中國飯館請客，以便獻上錦囊妙計。深感走投無路，欲以頭撞牆的徐氏信以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筆款子，請了七八人到飯館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熱之際，有一號稱“鬼穀子”的留學生終於獻出奇計，認為最可行的一條就是令徐志摩把張氏像捐麻袋一樣捐獻出來，移交給未婚的金岳霖為妻，眾人聞聽齊聲喝彩。想不到此時金岳霖正在另一間用薄木板隔開的房中與朋友吃飯，聽到一幫中國學生於酒瓶碗筷的碰撞聲中大呼小叫地喊著自己的名字，忙走出來聽個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衝進對方房間，將頭一伸，慢騰騰地喊了聲“咦——”眾人見狀，大驚，徐志摩那白白的臉頰頓時紅了半截。

金岳霖好友陳公惠女士回憶，在美國留學時，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東故德太太。細心的房東太太立刻發現，金岳霖的臉色看起來不大愉快。房東太太很關心他就問：“你怎麼啦，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呢？”他便有點委屈地說：“我在國內的女友來信要和我吹了。”然後頭也不回地跑到湖邊去，這下嚇壞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時意氣做傻事，忙找人去勸千萬要想開；而金岳霖卻為自己編的小惡作劇樂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與馮友蘭、賀麟、瞿菊農、林宰平、沈有鼎等人辦《哲學評論》。當時南京國民政府要求他們去回話。當時他們安排馮友蘭為理事、賀自昭為秘書，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馮、賀為金岳霖安排的任務就是坐在沈有鼎旁邊，阻止他發言。金岳霖雖不暫同他們的安排，但還是照辦。時為考試院副院長的陳大齊發言後，沈有鼎按耐不住，兩三次要發言，金岳霖都抓住了他的衣服，不讓他說話。金岳霖晚年，在回憶文章中向沈有鼎道歉。

張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時候也吵架。有一次話不投機，爭論起來，金說張真是充滿傲慢與偏見，張馬上反駁說，你才是缺乏理智與情感。 （、是簡奧斯汀的兩部著名小說。） 20世紀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們到週六就聚會，他們成為“星六聚會”。聚會時，金岳霖從來不談哲學，談的多的是建築和字畫。金岳霖談建築大概與林徽因有關。 羅素不喜歡共產黨，也不喜歡斯大林。 1943年，金岳霖在華盛頓碰見了羅素。金岳霖說：“現在打起來了，我們一定勝利，對局勢你總算滿意了吧？”羅素投向西翹，卷嘴東指，說：“他在那裡，有什麼辦法。” 金岳霖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階級立場上跟羅素完全一樣。解放後，他們曾質問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為什麼不去迎接？”艾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第二天上課時，艾迴答說：“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金岳霖先生個性天真，為人樂觀。 1982年，已是87歲高壽的金老身體每況愈下，但是據金岳霖的學生回憶：他每天還按規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他埋怨保姆說：“我今天不高興。你為什麼不按時叫我，我跟不上時間了。”他還自慰地說：“這幾天我能從沙發，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客廳：“一個光棍住在那樣幾間房子裡，應該說是很舒服的。如果說的是白天，那幾間房子確實舒服。到了晚上，特別是上床後，問題就不同了。只要燈一滅，紙糊的頂棚上就好像萬馬奔騰起來，小耗子就開始它們的運動會了。好在那時候我正當壯年，床上一倒，幾分鐘之後就睡著了。”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初到中國時，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以及蔣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 1942年他再度來到中國，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面臨的艱難生活所震驚。他在回憶錄中說：“獲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聯大教職員工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我的朋友，哲學家金岳霖，經濟學家陳岱孫，英語系的夏威夷美籍華裔教授陳福田都剛剛搬到美國領事館隔壁的老劇場露台上住，搭起了臨時的活動房屋。”接下來他描述了這些活動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紙糊的天花板上跑來跑去，幾乎從上面掉下來，於是我們談論到買一隻貓，但一隻貓時價為銀洋200元。” 在西南聯大時，日寇的飛機經常在雲南上空進行空襲，這使得聯大學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聯大師生飽嚐流離失所之苦。我們從陳岱孫先生的回憶中可以看到：住所幾度被炸，幾度搬遷：我們在昆師、農校又住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後來，金岳霖先生和我們十幾個同事租了城內翠湖旁邊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長的時間，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襲中中彈被毀。我們收拾餘燼，和另十來個同樣無家可歸的同仁一起遷住清華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門街唐家花園中的一座戲台，分住包廂，稍加修繕，以為臥室。台下的池座，便成為我們的客廳和飯廳。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繼侗先生、陳福田先生及我五個人合住在正對戲台的樓上正中大包廂。幸運的是，我們在這戲台宿舍裡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聯大結束，不再受喪家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