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逸事

周作人小時候和妹妹端姑（按：端姑1887年生，次年因天花夭逝，未滿周歲）睡在一起。一次，週覺得她腳上大拇指，圓圓的，短短的，很是可愛，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聲哭起來，大人急忙趕來，才知道是周作人的惡作劇。 周作人少時在杭州花牌樓陪伴入獄的祖父時，遇到許多煩惱的事，其一就是被臭蟲咬，既痛又癢，身上還要起紅腫的疙瘩。周作人天天在床上找，尤其是帳子的四角和兩扇的縫合處，他把一隻盛了涼水的臉盆放在地上，用手將臭蟲撥到裡面，水面一會兒就浮滿了那令人討厭的傢伙。另一件事就是挨餓。當時周作人十二三歲，正是生長的時候，每天的一頓稀飯和兩頓乾飯實在不夠吃，除了每天下午定例的一回一條糕幹，別的點心是沒有的。周作人回憶道：“沒有別的辦法，我就來偷冷飯吃，獨自到灶頭，從掛著的飯籃內揀大塊的飯直往嘴里送，這淡飯的滋味簡直無物可比，可以說是一生吃過的東西里的最美味吧。”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歡京劇。周作人和她一起住在花牌樓時，她有時不知從哪裡弄來《二進宮》這樣的石印戲本，她不會寫字，周作人便幫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面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當時剛過三十歲，卻要陪著一個在監獄裡的老頭虛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裡對她生出許多同情。 周作人從小就關注女性命運，除了祖父的姨太太，還有他的祖母、爺爺的後妻、父親的繼母蔣氏，故鄉鄰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這些女性的悲劇給少年時代的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為他日後格外關注舊時代的女性命運的原因。 在周作人的記憶中，父親從來不打小孩，但是周建人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回憶，父親唯一的一次打小孩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與鳳升叔吵架，“祖父聽到後生起氣來，對我父親說：'伯宜嗬，我和你約法三章，鳳升不好歸我教訓，壽不好歸你教訓'，說著拖了鳳升叔進屋去了，父親……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著牌位跪下，一邊打一邊罵：'打死你這不肖子孫！周家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子孫？'這是我父親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父親去世、魯迅到南京求學後，周作人必須擔負起家中收租與完糧的任務。周作人對這種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時間，他在街頭遊蕩，“幾乎成了小流氓”（周作人語）。紹興土語稱小流氓為“破腳骨”，遊蕩期間，他結識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稱阿九的小“破腳骨”，兩人就一起在城內外閒逛，但不真正惹事。遊蕩到半夜，就在近地吃點夜宵。有一回正在張永興壽材老闆開設的葷粥攤上吃粥時，阿九忽然正色問道：“這裡邊你們下了什麼？”店主愕然不知所對，阿九才慢慢說道：“我想起你們的本行來，生怕這裡弄點花樣”，暗示店主在粥裡下了毒藥，店主人聽他這說明，不禁失笑。這就是小“破腳骨”的一點把戲，周作人說：“我從他的種種言行之中，著實學了些流氓的手法。”

1926年，張競生主編的《性史》第一輯由光華書局正式出版。一時間舉國嘩然，張競生被諷刺、批評和謾罵者冠以“性學博士”的“雅號”。公開表示支持張競生的文化名人似乎只有一個周作人。周作人說：“假如我的子女在看這些書，我恐怕也要干涉，不過我只想替他們指出這些書中的缺點或錯謬，引導他們去讀更精確的關於性知識的書籍，未必失色發抖，一把奪去淫書，再加幾個暴栗在頭上。” 胡適到紫禁城拜見遜帝溥儀後，各界開始關心“這個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議溥儀出國留學，研究希臘羅馬藝術，因為他衣食無憂，最適合研究這些“無用學問”。 周作人五十自壽詩，好友劉半農以為周的詩雖然不錯，卻撒謊：周作人不會作畫，從不寫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種胡麻更非事實；寒齋不寒，爐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砲台香煙和法國麵包點心。

周作人與劉半農相交甚篤。一次，周向劉借俄國小說集《爭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戲劇作品，劉的回信無箋牘，僅以二紙粘合如奏冊，封面題簽曰“昭代名伶院本殘卷”，本文竟是一場“戲”：“（生）咳，方六爺（按：方六，指周作人）呀，方六爺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書，我今奉上。這其間，一本是，俄國文章。那一本，瑞典國，小攤黃。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開來，看個端詳。（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農，眼淚汪汪。（白）咳，半農呀，半農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願你，將他去，莫辜負他。拜一拜，手兒啊，你就借去了罷。”見此怪信，周作人哭笑不得。晚年，周無論談及自己下水或掩護李大釗子女之事，總彷若置身事外，與己無關，惟獨談及五四時期與錢玄同、劉半農等朋友的交往時，才有難得一見的小小的激動之情。

某年夏，錢玄同夜訪周作人，留宿周家。半夜有青蛙入室而鳴叫不止，錢甚為驚駭，以為有鬼，連連大呼：“豈明救我！”週聞聲連忙趕來，見狀大笑，順口作打油詩兩句以諷錢：“相看兩不厭，玄同與蛤蟆。”後常以“蛤蟆”呼錢。 周作人同李大釗很談得來，他回憶說：“那時我們在紅樓上課，下課後有暇即去訪他。為什麼呢？《新青年》同人相當不少，除二三人時常見面之外，別的都不容易找。校長蔡孑民很忙，文科學長陳獨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煩他們。在第一院即紅樓內，只有圖書主人，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間必定在那裡，所以找他最是適宜，還有一層，他頂沒有架子，覺得很可親近，所談也只是些平常的閒話。” 1932年8月，周作人就曾就李大釗家屬因境況窘困要求出售李大釗遺書事，寫信給胡適。 1933年4月又致書曹聚仁，稱“守常歿後，其從侄即為搜輯遺稿，閱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為難，終未能出世。近來灤東失陷，樂亭早為偽軍所佔，守常夫人避難來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維，擬以奉詢先生，未知群眾圖書公司可以刊印否？”後反复討論，幾經周折，李大釗遺書終未出版。同一月，北平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地下黨領導與支持下，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為李大釗舉行公祭。周作人也參加了公祭，並給李家送去花圈一個，奠儀十元。

碧雲在《周作人印象記》中回憶，她第一次和朋友去拜訪周作人，周家大門緊閉，但開有一個長約四尺寬二尺的小門，二人覺得很是詫異，想著不會就如小貓一般從這個小門鑽進去吧。果然，周家的工友從小門鑽出來，領著碧雲二人從小門鑽進去。告辭時，周堅持要送二人，於是碧雲又得以“親眼看到他也彎著腰穿過小洞門”，將二人送到大門口。 周作人不涉足劇場，卻收集戲劇史料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