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一句蘇東坡自己的話，他始終如蠅在食，吐之乃已，到目前為止還平安無事。但是他“吐”一百次，終於被捉了。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他奉調湖州，也就是江蘇湖泊區。在他到任謝表中，有些話教朝中政客受不了。他一直作詩描寫百姓的困苦、稅收和徵兵制，政客小人還能忍受。現在他直接提到他們——包括王安石門下竄升的李定和舒亶。政權落在見風轉舵、毫無原則的三流小人手中。蘇東坡一直上表給皇帝，皇帝每次讀完，都對朝臣公開讚美他。這些人曾阻止東坡入京。新政的首領都已罷黜或隱退，萬一他再得勢，情況就危險了。
這篇謝表依照例行的格式，略提他自己平凡的政績，感謝皇帝慷慨給他此一新職重任。但是蘇東坡說，“伏念臣性資頑鄙……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新進”在王安石口中是代表那些“突然升遷的無能後輩”。在王安石時代的黨爭中，這兩個字的含意就此固定下來。李定和舒亶豈肯放過他。而且他自稱奉調出外是因為年齡大了，不想生事。難道說朝中的人都愛惹事生非？古代學者因為民權沒有保障，便發展出一套微妙的讚美辭，語意曖昧，讀者也習慣找弦外之音。朝中告示公開發行，是中國最早的印刷報紙。蘇東坡一下筆就引起廣泛的注意，這篇謝表不免使“新進”成為了知識分子眼中的笑柄。
元豐二年（1079年）六月，有一個御史摘取蘇東坡謝表中的四句話，告他諷刺政府。幾天后舒亶——仍在御史台任職——也提出他描寫農民貸款的詩句，譬如三月食無鹽，燕蝠相爭……等等。蘇東坡寫這種詩，不但莽撞無禮，更對皇帝不忠。舒亶把蘇東坡的四本詩集連奏狀一起送上去。李定如今升任御史中丞，也送了另一份表狀，列舉蘇東坡無禮該殺的四點理由。狀子一共有四份。案件發交御史台查辦。母喪不奔，被司馬光比為野獸的李定擔任法庭檢察官。他派了一位能人到湖州，革去蘇東坡的官職，押回京師審問。御史們希望蘇東坡一路上在牢中過夜，但是皇帝不准。神宗不想殺蘇東坡，不過案情既然正式提出，他願意讓御史們詳細調查。
東坡的好友王詵駙馬曾親自出版蘇詩，他一聽到消息，連忙派信差到南京找東坡的弟弟子由，子由又派信差通知東坡。這是信差之間的賽跑。官差帶著兒子和兩個御史台的兵丁快馬前進，但是兒子在靖江病倒，耽擱了半天，據說子由的差人先到。
我們來看看東坡聞訊時的心情。他剛到湖州，對新職很滿意。他曾帶長子、子由的女婿王氏兄弟一起在山間漫遊。他有一首詩描寫飛英寺之行，說他自己“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他的好友畫竹名家文同二月去世，他哀悼了三天。官差正要來抓他，七月七日他卻悠哉游哉拿出畫冊來欣賞，放在院中曬太陽。一眼看見文同送他的一張偃竹圖，忍不住又流下淚來。那天他在雜記中寫下一段妙文，描述他和文與可（文同）的友誼：
根據孔平仲由逮捕時當地官吏口中得知而記錄下來的資料，蘇東坡事先曾得到子由差人的警告。不過他不知道罪名有多大，罪責有多重。差人一到他就正式告假，由祖通判（祖無擇）代理。
官差來了，身穿正式的官袍官靴，拿著手笏站在庭院中。御史台的兩個士兵分列兩旁，白衣黑巾，怒目而視。衙門的人一片騷亂，不知道會出什麼事。蘇東坡不敢出來，和祖通判商量，通判勸他不要逃避官差，還是出迎的好。他們商量出迎的方式，蘇東坡相信他是被告，不能穿官袍出面。不過祖通判認為，他還沒有正式被控，應該仍以太守身份出迎。於是東坡也穿上官袍官靴，拿著手笏站在庭院中，面對差吏，祖先生和手下人員列隊站在他後面，頭戴較小的官帽。兩個士兵手拿御史詔命，緊握小包，彷彿裡面藏有利劍似的。官差一言不發，氣氛緊張到極點。蘇東坡先開口：
“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相信難逃一死。我不怕死，不過請容我回家和家人道別。”
官差皇甫遵簡短地說：“沒有那麼嚴重。”
通判向前跨了一步：“我相信一定有詔命吧。”
“他是誰？”皇甫遵問道，於是通判表明了身份。士兵正式把詔命交給通判。他一打開，發現只是蘇東坡革職進京的普通命令。官差要他立刻動身。
蘇東坡獲准回家見親人，然後動身。照他自己的雜記中說，全家人都哭了。蘇東坡笑著對他們說了一個故事：
真宗時代，皇帝四處探訪隱居的大學者，有人推薦楊朴。楊朴不願入京，卻被押到朝中見皇帝。
“聽說你會寫詩。”皇帝說。
“不，我不會。”楊朴想掩飾自己的才華，不願從政。
“朋友們送你出來，有沒有人寫詩給你？”皇帝又問。
“沒有，”楊朴說，“只有臣妻寫了一首。”
“請問詩中寫什麼？”陛下問他。
於是楊朴把妻子送行的詩念給皇帝聽。全詩如下：
蘇太太聽到這個故事，熱淚盈眶，卻忍不住笑出來。這個故事出現在東坡的筆記中，不知道是不是他臨時杜撰的。
家人決定由長子蘇邁陪他進京。王適一直擔任東坡子女的教席，他們兄弟將留下來，以後再帶全家到京城去。官吏都嚇得躲起來，老百姓卻出來送太守，根據該地府志的記載，人民都“淚如雨下”。官差與士兵態度專橫，後來蘇東坡寫給繼任皇帝的信中曾說，他們逮捕太守卻如捕盜賊。只有王氏兄弟和陳師錫設酒宴送他。
傳說蘇東坡一路曾想辦法自殺。他自己給皇帝的表狀中說，到揚州他想跳入江里去，不過照孔平仲的記載，那是剛起航不久，船隻靠在太湖修槳的時候。那夜月明星稀，湖上有風。蘇東坡不知道罪名多重，又怕連累朋友。他想閉眼跳入湖中，一了百了，不過轉念一想，這樣一定會給子由惹來大禍。他給文彥博的信中提到家人銷毀他的信件和文稿的經過。家人抵達安徽宿縣，御史台又派差官去搜拿詩篇、信函和其他的文件。很多士兵包圍小船，翻箱倒櫃，把東西隨處亂丟，女人和孩子都嚇壞了。他們走後，女人怒罵道：“都是寫書惹來的！他得到什麼好處呢？把我們嚇得半死。”於是大燒文稿，後來東坡發現只剩三分之一沒有燒掉。
蘇東坡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入御史台監獄。審訊很久，一共經歷六、七週。獄卒知道他的身份，對他十分禮遇。每天弄熱水給他洗腳，到今天四川人還有這種習慣。
東坡在獄中碰到一件有趣的插曲，結果竟對他有利。兒子每天到牢中探望他，天天為他送飯。蘇東坡和他暗中約定平常只送菜和肉，萬一聽到壞消息就送魚來。有幾天蘇邁被迫出京借款，就叫一個朋友代他送飯，卻忘了告訴他這一項秘密的約定。他送了幾條熏魚，蘇東坡嚇壞了。他以為事態轉惡，難逃一死。便和獄卒商量，他寫了兩首告別詩給弟弟，語氣含悲，說他一家十口要靠弟弟撫養，他自己的靈魂則躺在荒郊外聽風受雨。他願意生生世世和子由做兄弟。詩中他感謝皇帝以往的恩情，一切怪自己，子由讀詩大慟，伏案痛哭，獄卒就把詩拿走了。除非東坡獲釋，獄卒不把詩交還子由，就說他不肯收。我相信子由知道一切計劃，所以故意把詩交還獄卒。這時候獄卒手中的兩首詩卻派上了用場。他有責任將犯人的作品交給當局檢查。據說東坡深信這兩首詩會到皇帝手中。果然不錯。皇帝大受感動，後來御史雖施高壓，東坡仍然獲釋，這也是原因之一。
多虧陸游編寫蘇東坡一份文稿的歷史，並列明審判的所有文件，我們今天才有“烏台詩案”可查，烏台是御史監獄的代稱。書中包括四份狀子，審判的記錄，東坡的口供、證物，以及最後的宣判。陸游勤於寫日記，對東坡留下的文稿和碑銘特別感興趣，他在東坡死後六、七十年才看到他的作品，曾提起這本書的經歷。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覆亡，政府南遷杭州，盡量帶珍稿同行。到了揚州，一個名叫張全真的官吏取得手稿，把它從政府檔案中抽出來。後來張全真去世，另一位姓張的宰相受遺族之託替他寫墓誌銘。宰相要這份文稿為酬，最後決定遺族留一半，宰相拿一半。陸游說，他看到蘇東坡親筆寫的文稿，改正的地方都由東坡簽名，裡面還蓋了御史台的戳印。不知道今天留存的版本是不是根據陸游所看到的手稿印成的，不過書中確實列明官報的細節，包括蘇東坡對自己詩篇的詮析。
我認為此案的判案完全看我們對蘇東坡批評朝政如何解釋。張方平和范鎮曾力救東坡，張氏劃分誠實批評和惡意中傷之間的分野，成為此案最好的總結。今天我們認為這些詩純粹是正直的批評，御史們卻說他惡意中傷政府與皇帝。張方平指出，“詩經”由孔子所刪校，內容便充滿朝政的諷刺，好政府應該容許坦白的批評。另一方面，御史們卻義正嚴詞為親愛的聖君受辱而憤慨。
舒亶在表狀中說：“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為少……然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後世，可謂堯舜之用心矣。軾在此時以苟得之虛名，無用之曲學，官為省郎，職在文館。臣獨不知陛下何負于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為悖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所立者，以有義，而無逃於天地之間者，莫如君臣。軾之所為忍出於此，其能知有君臣之義乎。為人臣者苟能充無義之心往之以為利，則其惡無所不至矣……軾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赧不宥而已。伏望陛下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另一位御史的指責簡直強辭奪理。蘇東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為張氏園寫了一篇碑記。文中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這是孟子對孔子參政態度的結論。但是這位御史忠於國君，意想誣賴蘇軾傳播危險的教條。他說：“天下之人仕與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獨蘇軾有必不仕則忘其君之意，是廢為臣之道爾。”
李定列出蘇東坡該殺的四點理由。他報表的敘言說：“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李定又說，蘇東坡渴望高位，所以才酸溜溜表達他對當權者的不滿。皇帝容忍他，願他改進，蘇東坡卻不聽警告，這是該殺的理由之一。蘇氏作品雖然無聊，對國家倒有極大的影響，這是該殺的理由之二。 “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姦，罪有不容，豈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
審訊由八月二十日開始。被告說，他今年四十四歲（西方算法四十二歲），同時詳述他的祖先，他的籍貫，他考中進士的年份，他曾擔任的官職。然後是一大串他推薦做官的人名，因為一個官吏提拔好人或壞人當政也是衡量他政績的要素之一。他說他政治生涯中曾有兩次過失。他在鳳翔擔任判官，與上司不和，曾拒絕參加官廳的秋季儀式，被罰了八斤銅。杭州任內有一個小官盜用公款，他失察未報，也被罰銅八斤。此外，“別無紀疑”。
起先蘇東坡只承認他寫了杭州山村那幾首詩——說農夫無鹽可吃啦，攻擊農民貸款啦——以及控告中的另外幾首。他想不起自己寫過其它批評朝政的著作。一連幾天他否認寫諷刺詩給朋友，一直自稱無罪。這是“中傷政府”和“惡意攻擊”的定義問題。八月三十日他決定認罪；他承認寫諷刺詩批評政府，寄給朋友。不過他說他無意隱瞞，一切全是解說的問題。審訊中他奉命簽一道口供，“入館多年，未甚擢進，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見與軾不同，以此撰作詩賦文字譏諷。意圖眾人傳看，以軾所言為當”。蘇東坡的朋友牽入案情的一共有三十九人，審查的詩篇共達一百多首，每一首都要作者親自解說。蘇東坡所有的詩都用千挑百選的措辭，還引了一大堆文學和歷史的掌故，幸虧有這本審判紀錄，我們才能讀到作者對詩中許多段落的闡析。很多詩含意曖昧，言外之意只有了解那段史例的人才能看出來。我一直避免典故太深的詩篇，因為每一比喻或史都要個別說明；讀起來很不容易，會加重讀者的負擔。這些學問倒不難賣弄，幾百年來註解蘇詩的人一直忙著挖掘他詩中提到的史書或唐詩原文。
有些控告十分牽強。最有趣的就是一則描寫兩棵老檜樹的律詩。詩中說，檜樹“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他們認為這是侮辱皇帝，因為“龍”象徵在位的皇帝，應該只能說在天上，不能說龍藏在地泉里。還有一首牡丹詩，詩中佩服上蒼的技巧，竟創造出各種各類的牡丹。判官們說他有意暗示當權者花花巧巧設計出各種新稅。 《杞菊賦》的前敘說他吃杞菊種子，直接諷刺該地貧困，官員薪金微薄。盲人看日的寓言是指考生無知，對儒家思想一竅不通，只認識王安石的《三經新義》。
不過，被告大抵承認寫詩批評新政，語含憤怒與失望，自己中傷政府是罪有應得。
他寄給王詵駙馬的詩中，有一句說他坐聽“鞭菙環呻呼”。又說“歲荒無術歸亡逋”。還提到“虎難摹”，老虎是苛政的象徵。他寫給李常的詩中說他在密州“酒涕循城拾棄孩”，男屍、女屍、童屍都是餓死在路邊的，當時“為郡鮮歡”。至於他寫給好友孫覺的詩，有一行說彼此不談政治，他承認兩人一起吃飯，約好誰提政事就罰一杯酒。他曾寫詩給官位小、文名大的曾鞏，說他對“聒耳如蜩蟬”的政客小人十分厭煩。給張方平的一首詩把朝廷比為“荒林蜩蚻亂”、“廢沼蛙蟈滛”，說自己“遂欲掩兩耳”。給范鎮的詩直接提到“小人”，我們已經知道他寫給周邠的詩中把當權派比為夜梟。杭州觀潮詩中則說，東海若知君主的意願，“應教斥鹵變桑田”。
好友劉恕罷出京師，東坡曾寫兩首詩給他，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就不難了解官吏的憤慨，也能看出蘇東坡大部分詩句中的弦外之音。我們還可以順便看出，某些詩篇若不加註腳，對英文讀者就毫無意義可言，有一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