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靈魂隨著張愛玲遷徙流連，如同海上泡沫隨波逐流。安徒生說，人死後會擁有靈魂，而海的女兒雖然千秋萬歲，但當她們死後，便只有化作泡沫，終生漂流。
漂泊於張愛玲是無時或息的，她的人生理想是現世安穩，然而渴望得太久，得到了也不能相信，自己給自己設置不安全的動盪感——四面楚歌對她最具體的表現就是跳蚤，這代表了人生一切咬嚙性的煩惱。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殺不絕，躲不掉。
為了躲避跳蚤，她輾轉於洛杉磯各大汽車旅館間，過著半流浪的生活，狼狽不堪，最令人痛心的是竟然弄丟了已經完成的英譯稿。
從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三年半中，是張愛玲隱居的第二個階段，也是最動蕩的一個階段。她開始搬家，起初只在自己熟悉的好萊塢附近找旅店，後來漸漸往北往東搬，環境越來越差，她不得不向新結識的朋友林式同求助。
林式同不是文人，此前連張愛玲的名字也沒聽說過，他是受朋友莊信正之託才登門拜訪的。然而第一次“見面”，其實是只聞其聲而未見其人。
那天，他找到張愛玲住的Kingsley公寓305室，敲了敲門。裡面彷彿有動靜，卻沒有人應門，他再敲一次，並且自我介紹：“張女士！我是莊先生的朋友，他託我拿東西給您！”
張愛玲把門開了條縫，抱歉說衣服沒換好，讓他把信放在門外就請回去。林式同多少有些驚訝——這人恁地不通情理。但他向來不是多愁善感小肚雞腸的人，聞言答應一聲，放下東西就走了。
正式見到張愛玲是一年後的事，張愛玲主動打來電話，約他在一家汽車旅店的會客廳見面。她頭上包著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著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穿著浴室裡用的毛拖鞋，落地無聲，“了無聲息地飄過來，水一般的亮麗自然”，衝著林式同點頭一笑，像影子多過像一個人。這讓林式同忍不住有些緊張起來，並且直覺這位女士不喜歡別人暴露她的身份，於是在交談中便不肯直接稱呼張女士。兩個人的講話彷彿打謎語。
她一見面就拜託他：“麻煩你了！我在搬家時丟了證件，想再申請房子就很困難，目前暫時還住汽車旅館，如果哪天有需要，恐怕要請你幫忙。”
林式同問：“為什麼要搬家呢？從前的公寓不好嗎？怎麼會選擇住在汽車旅館？”
張愛玲認真地答：“為了方便啊。公寓有跳蚤！那是一種南美洲跳蚤！生命力特別強，殺蟲劑都沒有用！我只好搬家，一發現屋子不干淨就搬家。”
這是1985年4月。這時的張愛玲已經隱居了12年。長期的孤獨並沒有帶給她內心的安靜，反而使她日漸燥鬱起來。
她在給夏志清的信中寫道：“我這幾年是上午忙著搬家，下午忙著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同睡，所以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誕行徑。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來的來信。我這樣莫名奇妙，望你不會見怪。你來信問我為何不趁目前中國出版界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問題在於我得了慢性病。雖然不是大病，但光看牙醫就是二年多，目前還在緊急狀態。收到信，只看賬單和緊急的業務信，你，還有久不通信的炎櫻的信，都是沒有看就收起來了。日而久之，我也荒廢了日常功課。”
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得知，炎櫻到這時候和張愛玲也還是偶有往來的，只是張愛玲竟然忙得連信也不願拆。
夏志清回憶說：“張愛玲去看病的醫院都是給窮人看病的免費醫院，不像我們有自己的私人醫生，預約就行。張愛玲要搭車去很遠的指定醫院，而且還要無窮無盡地等待，白白地耗費了她許多光陰。”
她的生活還是那樣窘困嗎？當瓊瑤已經成為台灣第一富婆的時候，難道張愛玲竟然連看私人醫生的錢都沒有？
她不住地被疾病與跳蚤襲擊，身心俱被困擾。她困在孤島上，既無從求助，亦無法救贖。
寫作是一件需要絕對孤獨和絕對平靜的事，而她只做到了一半——她被種種身體的痛楚和無名鬱燥困擾著，每天不是忙著搬家就是看醫生，又怎麼可能平靜？
為著搬家方便，她盡可能地捨棄了一切身外之物，所購物品盡量是用過即棄型的，所有家當都可以裝進兩個大袋子中，隨時提了便走。
也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發生了那起著名的“記者與垃圾”的事件——
記者姓戴名文采，從19歲起即開始崇拜訪張愛玲，因為某個機緣巧合得了她的地址，便寫信去要求拜訪。張愛玲當然不見，也不理。可是戴氏不放棄——好不容易有了這個珍貴的地址，有了接近名人的可能性，焉肯輕易放過？
1988年秋，戴氏申請了台灣某報的資助來到洛杉磯，指明要住入張愛玲的隔壁。等了十多天，終於有房間騰出來，她立刻便搬了進去，與張愛玲毗鄰而居，聲息相聞——與張愛玲的電視聲相聞。
張愛玲不管看不看，總是喜歡將電視開著，大概還是要藉一點人氣，就好像她一直是喜歡聽“市聲”；但是她極少出門，因為怕帶回細菌來；在屋內只使用一次性拖鞋，覺得髒了就扔掉；不再打理髮型，用假髮代替；也不再化妝，但用著很好的護膚品——伊麗莎白雅頓的超時空膠囊。
由於張愛玲的深居簡出，使得戴文采在此住了一個月，卻只在她出門倒垃圾時遠遠地見了一面：
“她真瘦，頂重略過八十磅。生得長手長腳，骨架卻極細窄，穿著一件白顏色襯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藍裙子，女學生般把襯衫扎進裙腰里，腰上打了無數碎細褶。”
“她彎腰的姿勢極雋逸，因為身體太像兩片薄葉子貼在一起，即使前傾著上半身，仍毫無下墜之勢，整個人成了飄落兩字……也許瘦到一定程度之後根本沒有年齡，叫人想起新燙了發的女學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開怕驚動她。佯裝曬太陽，把裙子撩起兩腳踩在游泳池淺水里，她也許察覺外頭有人，一直沒有出來，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帶上門立即聽到她匆匆開門下鎖急步前走，我當下繞另外一條小徑躲在牆後遠遠看她，她走著像一卷細龍捲風，低著頭彷彿大難半至倉皇趕路，垃圾桶後院落一棵合歡葉開滿紫花的樹，在她背後私語般駭紛紛飄墜無數綠與紫，因為距離太遠，始終沒看清她的眉眼，僅是如此已經十分震動，如見林黛玉從書裡走出來葬花，真實到幾乎極不真實。歲月攻不進張愛玲自己的氛圍，甚至想起。”
“我在她回房之後，半個身子吊掛在藍漆黑蓋大垃圾桶上，用一長枝菩提枝子把張愛玲的全部紙袋子勾了出來，坐在垃圾桶邊忘我的讀著翻找著，在許多滿懷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身上漿白了的淺灰棉裙子與垃圾桶參差成優雅的荒涼，我與張愛玲在那天下午的巷裡，皆成了'最上品的圖畫'。”
——戴文采自稱是拾張愛玲的牙慧漸漸長大，然而觀其文，其實更像是拾胡蘭成的牙慧。
她從張愛玲的垃圾中推測出她的食譜與日常用品，並且得到一隻斷了保險絲的單座電爐，一絡張愛玲剪下的頭髮，一張寫在銀行紙頭背面的購物單，以及幾封她寫給夏志清、瘂弦先生的信的草稿，最富戲劇性的，是她還拾回了自己寫給張愛玲的信的信封，也被張愛玲當了草稿紙，且在上面寫著：她難得住定，即忙著想把耽擱太久的牙看好，近幾年在郊外居無定所，麻煩得不得了，現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靜，如再要被採訪，就等於“一個人只剩下兩個銅板，還給人要了去”。
戴文采對於自己的收穫顯然欣喜若狂，以為奇貨可居，不僅難禁興奮之情地把自己的奇遇報告給某位台灣女作家，並叮囑對方代為保密，因為她還計劃著要進一步接近張愛玲；同時，她又將自己的垃圾收藏詳盡報導，洋洋萬言，寄給了身為報社主編的季季。
然而她沒有料到的是，無論是那位女友還是季季，都對她的做法甚為反感，不但拒絕為她保密或發表她的文章，且分別通過夏志清與莊信正輾轉通知了張愛玲。
而張愛玲亦一如既往地決絕，在接到電話的次日即在林式同的幫助下搬了家——她把戴小姐當跳蚤來躲了。
季季不無嘲諷地寫道：“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D小姐沒有嚴密監控她的'獵物'，竟未發現張愛玲搬走之事。她仍然每天耳貼牆壁，卻聽不到一點動靜。起先她以為張愛玲病了，連電視也不看了。但連著幾天聽不到張愛玲房裡的聲音，她才起了疑心。到管理員那兒詢問，才知張愛玲已搬走了。”
戴文采看丟了自己的“獵物”，氣急敗壞，進一步行動的計劃破滅，這篇垃圾稿成了她惟一的砝碼，不由焦燥起來，於是再次長途致電季季，催促發稿並且商談稿費事宜，且開出價錢來：除了稿費要按特稿付酬外，還要報銷她住在張愛玲隔壁的一切押金、租金、電話等費用。
然而季季非常冷淡且堅決地拒絕刊登她的稿件，並且說：“你知道張愛玲前幾年常常搬家，把的英譯稿弄丟的事嗎？張愛玲已經快七十歲了，她身體不好，我們就讓她安靜地多活幾年吧。”
但是戴文采不死心——她可是出了本錢的，又怎麼會為了季季的幾句話就良心發現打退堂鼓呢？她後來不僅到底把稿子刊發出來，且收入了自己的作品集，洋洋自得。
張愛玲曾在給司馬新的信中寫道：“那台灣記者那篇淘垃圾記還是登出來了。中國人不尊重隱私權，正如你說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現在為了住址絕對保密，連我姑姑都不知道。”可見她對這件事的憤怒。
張愛玲是從莊信正教授那裡得知季季對整個垃圾事件的處理經過的，1988年12月，她在聖誕節前寄了一張卡片給季季，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感謝所有的一切。”
1990年，《中國時報》創刊四十週年，季季寫信邀請張愛玲擔任“第十三屆時報文學獎”的決審委員，張愛玲回信拒絕了這一邀請的同時，心照不宣地寫道：“有時候片刻的肝膽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視跟您這份神交的情誼，那張卡片未能表達於萬一，別方面只好希翼鑒諒。”
這一句“肝膽相照”用得多麼嚴重，令季季不禁感慨：“許多人批評張愛玲冷漠。冷漠無涉道德。但從張愛玲的這句話裡，我的感受是：張愛玲並非冷漠，而是對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與！”
張愛玲儘管冷傲清絕，卻知交滿天下，且個個都俠肝義膽之士，真也令人羨煞。說張愛玲孤僻的人，不妨捫心自問：你一生識得幾個這樣肝膽相照、德才兼備的知交好友？
而張愛玲雖然拒絕了這年“時報文學獎”評審的邀請，與《中國時報》的緣分卻未完。 1994年，她的最後一部作品《對照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9月，獲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她雖然未能親自來台領獎，卻寫了一篇文章祝賀，即是前文提過的那篇著名的《憶西風——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特別成就獎得獎感言》（參看第五章）。
張愛玲為媒體撰寫“賀文”，只有過三次：一是1950年為慶賀《亦報》創刊一周年而寫的《〈亦報〉的好文章》，賣的是龔之方的面子；第二次是1984年為《皇冠》創刊三十週年寫的隨筆，自然是衝著平鑫濤的友誼；這是第三次，與其說是為了“時報文學獎”，不如說是為了感謝季季。這也是張愛玲有生之年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字。
她的愛憎分明，與不易察覺的“人情味兒”，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