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與朱家兩代人的交往，最值得稱道的還是與朱天文亦師亦友的忘年交。
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於台北，十五、六歲即在文壇嶄露頭角，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她的小說集《炎夏之都》、，散文集《花憶前身》，劇本集《悲情城市》，在內地都有出版。然而真正令大陸讀者對她耳熟能詳的，是由她編劇、侯孝賢導演的電影作品，無一部不大紅特紫，成為時代經典。
我是為了張愛玲去看胡蘭成的，又為了胡蘭成去看朱天文，然而卻並非為了朱天文看侯孝賢——看侯孝賢還在胡蘭成之前呢，是自電影開始——那樣遙遠、安靜、華麗、細膩的一部吳語片，被侯孝賢拍得如夢如幻，讓人在那兩個小時裡完全忘記自我，而恍如置身於世紀初華麗異美的長三堂子中。從那以後便迷上了侯孝賢，見碟便買，卻沒有留意到：侯孝賢與朱天文這兩條線竟在這裡交集了。的編劇，亦是朱天文——難怪！
有人說，侯孝賢是最能堅持個人風格的導演。但是我卻認為，侯孝賢的堅持，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緣於朱天文的堅持。與其說朱天文是侯孝賢的御用編劇，不如說侯孝賢是朱天文的御用導演。
且看他們的合作年表：1983年，朱天文將自己的獲獎小說《小畢的故事》與侯孝賢首次合作，改編成劇本搬上銀幕，獲第二十屆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同年《風櫃來的人》獲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獎；《冬冬的暑假》1984獲第三十屆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獎、瑞士羅迦諾國際影展特別推薦獎，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獎；《童年往事》1985年獲第二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第6屆夏威夷國際影展評委特別獎、荷蘭鹿特丹國際影展非歐美電影最佳作品獎；《戀戀風塵》1987獲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攝影、最佳音樂獎、葡萄牙特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尼羅河女兒》1987獲意大利都靈第五屆國際青年影展影評人特別獎；《悲情城市》1989獲意大利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國際影展金獅獎；《戲夢人生》1993獲夏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比利時根特國際影展最佳音樂效果獎等；《好男好女》1995年獲第三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從作家到編劇這條路也是張愛玲走過的，而朱天文在編劇的路上，無疑比張愛玲走得更遠，更成功。
1982年11月27日早晨，朱天文第一次給侯孝賢交劇本，地點是台灣基隆路辛亥路十字路口。朱天文寫：
“那天天氣轉寒，侯先生的長袖襯衫外加了件帆布綠太空背心，上班時間車如流水，他穿過紅綠燈走回車子去，太空背心讓風一吹鼓成了片揚帆，飽飽的橫渡過車流，真是滿載了一船才氣的！”
這描寫多麼熟悉，像極了張愛玲寫最後一次見胡適。可見那滲入骨髓的影響。
奇怪的是朱天文卻從沒有試圖將張愛玲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算是擦邊，雖與張愛玲有關，卻畢竟是韓子云的故事。她父親朱西寧曾經評價張愛玲為香港電懋編劇的幾部電影：“從製片、而導演、而演員，都是那樣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種從戰後中國電影黃金時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時代還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純粹的商品化作風，真的，我是毫無信心，並且害怕把張愛玲的編劇糟踢成不知甚麼樣子，我是絕不敢去看那種庸才殘殺天才的罪行的。”
——也許，便是因為這種過度敬愛引起的畏懼，才使得朱天文禁筆於張愛玲，生怕犯下“庸才殘殺天才的罪行”吧？
朱天文自稱從十二三歲開始看張愛玲，不但仰慕其文，而且傾心其人，刻意模仿，“單是張愛玲和父親的通信，我翻來覆去看得差不多會背了”，“我在學張愛玲，學我以為的特立獨行，不受規範。”“漫長青春期的尷尬、彆扭，拿自己不知怎麼好的，似乎都有了張愛玲形像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有正當性，理直氣壯得很。”
一九七五年隨父親赴華岡拜訪，是她第一次見到胡蘭成，也是間接的與張愛玲的一次親密接觸，“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及至真見到了，卻有些茫茫的，竟是空白無所感。
隔了許久，再看見那本時，才順手抄來一看，只覺石破天驚，雲垂海立，非常之悲哀，有許多不得不說的感慨要發洩出來。於是提起筆洋洋灑灑寫了一封長信給胡蘭成，寄了，便不再當回事，因為並不指望他還在台灣，更沒指望他能收到，只當瓶中書那樣投遞一段心事而已。
不料胡蘭成很快地回信了，並且想把天文的信當作正要付印的台灣版的序。朱西寧一聽大驚，急忙修書阻止，胡蘭成只好作罷，回說：“若做代序，當然是先要問過你的，請放心。”
這是朱天文與胡蘭成文字交往的開始。此後，朱家姐妹又多次上陽明山拜見胡蘭成，受益良多。胡蘭成且寫了長信與朱西寧，對朱家姐妹花的作品高度溢美：“你們兩位的寫法都受張愛玲的影響……我亦如此，若不得張愛玲的啟發，將不會有的文章寫法。由此可見張愛玲確是開現代中國文章風氣的偉人。我和你們都受她的影響乃是好事，因為受影響而並不被拘束，可以與她相異，亦自然與之相異……”這樣寫了四大張稿紙。
天文在大學二年級時，忽然想休學，胡蘭成聽了，斂容危坐半晌，認真地勸她還是讀下去的好，且說：“英雄美人並不想著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
朱天文回憶說：“英雄美人，一向濫腔負面的字義，講在胡老師口中如此當然，又不當然，聽覺上真是刺激。”後來她寫《一杯看劍氣》，文中便有“所以英雄美人的私意，是他自己的，也同時是天下的”這樣的句子，顯見是受了胡蘭成的“刺激”所致。
一九七六年，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各有一篇小說入選《現代最傑出青年作家小說選》，按規定每人需要找一位評論家評介，她們便請了胡蘭成。然而稿子寫好，卻不能用——給退稿了！可見當時台灣文壇對胡蘭成封殺之重。
然而胡蘭成生性大而化之，是最能苦中作樂的。他曾對天文姐妹講修行的重要性，認為剛烈而沒有修行，至終不過粗糲化了，會像老樹枯枝的一折即斷——套一句俗話，便是所謂“大丈夫能屈能伸”、“識時務者為俊傑”。他那時正埋頭寫《碧嚴錄新語》（即），趁機修心養性——這是一本討論禪宗典故的書，不心靜也不行。他在書的自序裡寫道：“我讀禪宗的書，直覺地知道禪非創自達摩，禪自是中國的思想，非印度所有。”“我希望我此書寫禪的思想，亦有一種風日灑然。”確有獨家之見。
朱天文在的序中寫：
“胡老師解這段'翠巖眉毛'公案，正是他離開文化學院，移居我們家隔壁寫書，每禮拜六晚上講的時候。一九七六年五月搬來，至十一月離台返日，完成了，一百則公案一條一條解明，他是在眾謗聲中安靜寫完此書的。”
那段時間，胡蘭成每日清晨即起，先寫一節碧嚴錄新語，打一回太極拳，再衝個冷水澡，這才踱來朱家討報紙看，國內外新聞只略掃一眼，武俠小說連載則每天必看。
天文姐妹往往偷懶到中午才肯起床，看見胡老師來了，天心大聲喊“胡爺”，胡蘭成答應得很痛快；天文卻躊躇，不肯輕易定了輩份，想來想去，只叫“胡老師”。
她同胡蘭成去興隆居吃豆漿，沿著山邊走，胡蘭成一路踩著澗中溪水作戲，比她更童心熾熱，哪裡像“爺”？看到澗邊開著粉紅小花，胡蘭成指著說：“粉紅是天文的顏色。”她便覺得開開心心。
大家說起詩經，念到《西洲曲》，一句“垂手明如玉”，胡蘭成又說：“這是寫的天文小姐哩。”也叫她高興，覺得一直甜入心裡去。
她有時幫胡蘭成擦地板，被誇獎能幹，那誇獎也與常人不同，他吟一句劉禹錫的詩來形容她：“銀釧金釵來負水。”又讚嘆：“勞動也是這麼貴氣。”
——他真是懂得女人，更懂得欣賞女人，尤其他們隔了這樣的年紀，便只是欣賞，益發教她覺得珍稀難得。胡蘭成於她，是老師，是長輩，亦是知己朋友，惟從來都不是老人。
“那時候，帶胡老師小山老師到銅鑼外公家，平快車不對號，現買現上。先上了一班沒發現是海線，待山線的進站，一家子急下車奔越天橋到對面月台。胡老師撩起長袍跟跑，恍如他在漢陽逃空襲警報時。滿車廂的人，被我們硬是搶到一個位子給胡老師坐下，父母親直抱歉說像逃難，胡老師也笑說像逃難。第二天我們到山區老佃農家玩，黃昏暑熱稍退，去走山，最末一段山棱陡坡，走完回家胡老師嘆道剛才疲累極了，魂魄得守攏住，一步一步踩牢，不然要翻跌下池塘里。我們每忘記胡老師已七十歲，因為他總是意興揚揚，隨遇而安。母親由衷讚許胡老師好餵，做什麼他都愛吃。沒有葷菜時一人煎一個荷包蛋，父親最記得胡老師是一口氣把蛋吃完再吃飯，像小孩子吃法，好的先吃掉再說。父親相反永遠把好的留後頭，越吃越有希望。”
“整個夏天，胡老師院子的曇花像放煙火，一波開完又一波。都是夜晚開，拉支電燈泡出來照明，七、八朵約齊了開，上完課人來人去穿梭著看，過年似的。圖書館小姐拿了紙筆來寫生，曇花燈裡姚孟嘉跟太太是少年夫妻，若潔嬰兒的眼珠黑晶晶。花開到下半場怎麼收的，永遠不記得，第二天唯見板凳椅子一片狼藉，謝了的曇花一顆顆低垂著大頭好像宿醉未醒。多年後，每有暑夜忽聞見飄移的清香，若斷若續若撩弦，我必定尋聲而至，果然是誰家外面那盆攀牆的盛開了。人說曇花一現，其實是悠長得有如永生。”（朱天文《黃金盟誓之書》）
——這些描寫，如詩如畫，如同永生。
而朱天文自嘆：“詩三百篇，思無邪，但我是思有邪。”這番話，亦可圈可點，惟不可說。一說就破。
她又說：“《三三集刊》乃《苦竹》還魂也。”“胡老師可說是煽動了我們的青春，其光景，套一句黑澤明的電影片名做注——我於青春無悔。也像歷來無數被煽動起來的青春，熱切想找到一個名目去奉獻。我們開始籌辦刊物，自認思想啟蒙最重要，這個思想，一言以蔽之，當然是胡老師的禮樂之學。”
而同為“三三”創辦者的王蕙玲所寫回憶文章《時人對此一枝花》亦道：
“我見過胡蘭成先生一面，那時我高中畢業，隨朋友去朱天心家玩，帶我去隔壁鄰居家坐坐，便見一白髮老先生從樓上走下來，穿著還是一襲長袍，笑笑點點頭、和藹可親。朱天心說這是胡爺。那年我們都小，隨天文、天心稱胡先生為胡爺，輩分已定。
……辦'三三'那幾年，我寫了三本書，第一本書天心幫我拿到日本敬呈胡爺，胡爺徹夜看完，清晨下樓問天心：這個阿丁有多高？答曰一六五，胡爺似是苦惱的想想，隨即開顏一笑，似是自言自語說：沒關係，李白也不高。遂讓天心帶回一套日文版的賞我；另贈一幅拓印書法'江山如夢'。那書里胡爺親筆一頁頁校勘過了，那幅書法懸在我家客廳數十年，我喜歡胡爺的字，風姿瀟灑，自在生長。
……我喜歡胡爺，是他的文章開了我的悟識；是他的大氣寬了我的性情。許多人是因為張愛玲而喜歡胡爺的，我不是，我是先認識了胡爺，才能懂得張愛玲。
那時我們辦'三三'，看的說的想的寫的都是胡蘭成與張愛玲，時人譏之為張腔胡調；是不是呢？ ”
“三三”包括了朱天文在大學三年級創辦的《三三集刊》與兩年後即一九七七年四月成立之“三三書坊”。
彼時胡蘭成已經完成並返回日本，但仍與朱家保持聯絡，聞說“三三”創辦，回信說：“三三命名極好，字音清亮繁華，意義似有似無，以言三才、三復、三民主義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亦可。王羲之蘭亭修楔事，與日本之女兒節，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為可喜也。”
《三三集刊》一九七九年四月刊載了一篇胡蘭成的《讀張愛玲的〈相見歡〉》，文中說：“《相見歡》筆致極好，只是作者與書中人物相知尚不夠深。張愛玲是以後的小說，雖看來亦都是好的，但是何處似乎失了銜接，她自己也說給寫壞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覺得不滿意，而說不出是何處有著不足。這樣一位聰明才華絕代的人，她今是去祖國漸遠漸久了。”——是第一次對張愛玲的作品有微詞。
朱天文亦說：“胡老師不止一次談到張愛玲的叛逆，性子強，可又極柔，極謙遜。”“胡老師唯一算講過張愛玲的是她的個人主義，自我防衛心，而立刻補充，'張愛玲雖然冷淡，卻是有俠情的，又其知性的光，無人能及。'”
胡蘭成後來再沒有回過台灣，但是出書寫作卻是一直沒有停過的。他的作品在當時的台灣仍然被禁，發表文章只能用筆名。他寫給朱天文的信密密麻麻的，很薄，以減輕航空重量。
寄了來，朱天文姐妹一字一句地謄清，一本一本地出版。最後還沒有寫完的是《日月並明——女人論》，從女媧寫起，打算寫到林黛玉晴雯，及民國諸女子。然而剛寫完了周文王的夫人，1981年7月25日的盛夏中午，他走路去寄信，回來衝過冷水澡後躺下休息，心臟衰竭去世。葬於多摩川公園。終年75歲。
葬禮在福生市清岩院舉行，福田糾夫、宮崎輝、宮田武義、保田與重郎、松尾三郎、幡掛正浩、桑原翠邦、赤城宗德等八人作為友人代表出席。大沼秀伍主持。
朱天文說：“當面受教於他，也就差不多一年的時間……但就在這一年，你會覺得開了你的眼界，看世界完全不同的眼界。然後你也覺得受他的啟蒙，你看到他是一個人物，可是如此的為世人所不知，會有一種不平。”“我們在這邊親手校的時候，就覺得他的最後一本書沒有寫完，他最後的思想也都沒有完，就這樣去世不為人所知，你會替他不平。我當時許下諾言：你看著好了，哪天我一定要把這本《女人論》寫完。”
後來，她到底是寫了篇《俺自喜人比花低》，一路評寫黛玉、晴雯、寶釵、尤二，算是完了這願。一九八五年二月日本舉辦第一次台灣電影節，《小畢》亦在其中，朱天文遂同了侯孝賢一道去為胡蘭成掃墓，獻的是桃枝和油菜花，原因是“菜花亮柔的黃色，桃花紅，那是江南民間的顏色，蘭師是從那裡出來的。”
然而我想起的只是愛玲的桃紅色單旗袍，她說：“桃紅色聞得見香氣。”
——張愛玲穿了一輩子旗袍，而胡蘭成亦穿了一輩子長衫。他們兩個，就是這種小地方投緣。
胡蘭成是從來不曾忘記張愛玲的，除了裡對她情深款款的讚美與追憶，《山河歲月》亦處處都是舊人芳踪，尤其愛玲曾去溫州探他一段，再三提及，不時說“我亡命溫州時，愛玲從上海取道金華麗水，千里迢迢來看我。”“佛經裡說的如來之身，人可以是不佔面積的存在，後來是愛玲一句話說明了，我非常驚異又很開心，又覺得本來是這樣的。”“我能曉得中國民間現在的好，完全是靠愛玲。”“再如嵊縣戲京戲等，我亦是從愛玲才曉得有這樣好。”
我在《山河歲月》裡讀到“中國的人事並且都有這種喜氣。龍是恐龍，鳳亦是鷙鳥，到了中國就變成龍鳳日月旗，還可以繡在女子的花鞋上”一段時，便不由要想起愛玲那雙繡著鳳凰的滿底繡花鞋，果然接下來胡蘭成便寫了仙女彩鸞奉王母之命下凡到南康府進賢縣棲賢山梅花村秀才文簫家，觸動凡心，遂與文簫做了夫妻。因家裡貧窮，抄書為生。彩鸞在王母那裡原是管文札的，因此“鋪下張紙，拿過硯磚，伸出玉筍，就把墨研，挽了挽長袖，咬了咬筆尖，低頭就寫，像那雨點兒一般，一盞茶未冷，字寫了幾千，轉眼之時完了一篇，天下人這樣寫法誰曾見！”文簫驚訝說：怎麼這樣快！又看了看說：怎麼這樣精！兩人又計議該去哪裡賣，要賣多少錢。
胡蘭成寫道：“我亡命溫州時讀到這裡，不覺大笑，好像這就是說的愛玲與我。蓬萊宴的好，是這樣的世俗而清潔，能夠滑稽。”
他終究是忘不了她。想忘也忘不了。
她的一言一行，早已滲透他的心，進入他五臟六腑，千髓百孔，他根本就是呼吸著她的精神而存活。他一生怡紅快綠，從不知專一為何物，倒是做到了長情。
一九七六年八月，他在的自序開端再次寫道：
“胡適對中國的舊學有兩大功績：一是的作者考證，又一即是關於禪的考證。胡適的考證與張愛玲的，使我們更明白了的好；張比胡適更直接懂得的文學。胡適的關於禪的考證，則是使我們更明白了禪的好。
我們不可因為禪的典故有些不實，就來貶低禪的思想，張愛玲的指證了是創造，不是自傳。其實亦還是依於自傳，而把有些事實來改造了罷。 ”
他寫了，分上下冊兩次出版，一出版立即恭恭敬敬先給張愛玲寄一本去，隨她回不回信，回信是怎麼地淡漠都好，他只自在心頭打起一座蓮花台，將她供奉，且時時拂拭，纖塵不染。
他的後半生一直留居日本，每年都需要辦理相關的居留手續，相當麻煩。以他當時的能力與交際，加入日籍應該不是難事，然而他卻始終不肯入籍，到死都是中國人——這或者也可以理解作一種另類的紀念。
他固然是她一生的劫數，帶給她如許的磨難與羞辱，然而他也著實地敬了她一輩子，愛了她一輩子，以他自己的方式。
胡蘭成一生關心政治，意見多多，不說不快，至死不改。從前他寫《和難戰亦不易》，發動萬人講演，後來落了勢，沒有那樣的機會了，可是也始終不肯緘口。早在離國前，他便曾寫信給梁漱溟，點評時政，並請轉交毛澤東；初來台灣時，因看不慣當局政治，又上書蔣經國陳言改革方案；1980年朱天文二次從日本返台，還曾帶回胡蘭成寫給鄧小平的萬言書……
他說了又說，全不管人家聽與不聽，只自比司馬遷，說：“司馬遷寫封禪，一是寫對於漢民族來源的古老記憶；二是對於漢民族未來一股莫名的大志；三是寫文學的一個'興'字，生命的大飛揚。”
他把寫政論當成做文章，亦把做文章當成寫理論，他曾說：“項羽容易懂得，可是要懂得劉邦，除非你的人跟他一樣大。”又說：“人還是不能寫比他高的人物，看不到，也寫不到。”“寫文章與打天下同。如周文王武王是自覺的，如劉邦與朱元璋則是不自覺的。後世惟孫中山先生的創造民國是自覺的。不自覺亦可打得天下，如不自覺亦可寫得好文章，但是下文就要有師，幫助他自覺，如劉邦請教叔孫通與陸賈。”
他教學生，說：須把理論做得不像理論，才是好理論；把文章寫得不像文章，才是好文章。
有學生拜見，他不喜歡，評價是：“這個青年沒有詩意，學問做得來是枉費。”
“詩意”，是他作文治學的標準。他寫文章，最喜用典，擬於詩經的比興，每“興”必“比”，“比”了又“比”，“興”了又“興”。漢賦辭藻繁縟，被批評為堆積文字，他認為是學者不懂文學……
我和大多“張迷”一樣，是為了張愛玲才去讀胡蘭成的，每每看他文章，就想起他自己提過的那句詩：“來日大難，口燥舌乾。”這樣子無窮盡地說，比，興，怎能不干？
詩經是大雅亦是大俗，雅在含蓄敦厚，俗在通曉流暢，即便比興，那比也是淺顯的，那興也是直白的，何嘗像他這樣詰曲纏夾呢？
一篇好文章，最基本的條件應該是使人讀懂它，讀不懂，再好也有限。
朱天文說自小喜愛張愛玲，然而見了胡蘭成文字，乃覺得是超過張愛玲的。
我不能同意——胡蘭成博學雜收，自成體系，一生著書頗多，涉列甚廣，若說在學問上勝過張愛玲是有可能的；但是他行文，太喜歡使用模棱兩可的比喻，為了追求詞句的綺麗不惜斷章取義，又有強迫性引經據典症，以至一篇文章若不附上十條八條註釋簡直讀不懂，以為這便是文采了。
白居易每完成一詩，先誦與老婦人聽，直到老婦人明曉，才算完成。
李商隱“錦瑟無端五十弦”被稱為讀不懂的經典，然而字面至少是曉暢平易的。
張愛玲窮數年心血翻譯白話文，就是為了使更多的人可以讀懂它，欣賞它。這正是一個寫字人、愛書人對於文字的最誠摯的態度。
相比之下，胡蘭成的為文與為人一樣，都太花心了些。陳村有一句評價深得我心——他以為胡蘭成對女人也罷對學術也罷，“多的是賞玩的才情，少的是癡絕的剛烈。”是說到了極處。
但胡蘭成一生創作不輟，除《戰難和亦不易》、、《山河歲月》、、《書寫真輯》外，他一生出版著作還包括《世界之轉機在中國》（1962）、《心經隨喜》（1967）、《建國新書》（1968）、《自然學》（1972）、《華學科學與哲學》（1974）、《中國禮樂》（1979）、（1980）、《天煅際》（1980）、《道機禪機》（1982）……最後一部作品是《今日何日兮》，死後由朱天文的“三三書坊”出版。
十年後，《胡蘭成全集》九冊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這些作品，涉及文學、政治、經濟、歷史、禮樂、宗教等各個領域，學問自成體系，是絕對不可輕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