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張愛玲接受了她的第三份工作——赴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去研究大陸政治術語。這次仍是由於夏志清的推薦，然而夏志清卻不願邀功：“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我不寫推薦信，世驤自己也願意聘用的。但世驤兄嫂喜歡熱鬧，偏偏愛玲難得到他家裡去請安，或者陪他們到舊金山中國城去吃飯。她也不按時上班，黃昏時間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辦公室熬夜。”
張愛玲的助手陳少聰亦說：“張先生自從來過陳（世驤）家兩次之後，就再沒見她出來應酬過。陳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請，她都婉拒了。陳教授儘管熱情好客，也不便勉強，只好偶而以電話致候。”
——唉，她終是不會做人。
不過也許不是不會，是不願意。
OFFICE裡一向分為兩種人：一是做事的人，二是做人的人。
對於做事的人來說，做人是令他們為難而且不屑的事；而對於做人的人來說，做事則同樣是令他們為難而且不能的事。
可悲的是後者往往比前者事半功倍。他們只要搞定了“人”，才不管會不會做“事”，他們的“事”只是投機取巧、拍馬逢迎、拉幫結夥、狐假虎威、巧取豪奪、勾心鬥角、栽贓陷害……這些，是做事的人看不懂也學不會的。於是他們只有逃離，迴避，用消極的敬而遠之來自我保護。
然而有些人，是即使你疏遠他也會被得罪的。比如上司。倘若他認為你應該去親近他而你沒有，那麼他便會感到受傷，這心思與戀人有一點相似。
頂頭上司陳世驤就是這樣被得罪了。陳世驤是衝著張愛玲的名氣而僱傭她的，自然是為了奇貨可居炫以友朋，然而她卻拒絕被人當作“奇貨”展覽，豈不教主人家敗興？
這一年，張愛玲四十九歲，將近“知天命”之年。可是天不假年，人不逢時，卻又奈何？
這一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荼，69屆畢業生浩浩蕩盪下云南；這一年，美國首都華盛頓及舊金山等地共計百萬人參與反戰遊行，抗議尼克松政府侵越；這一年，71歲的劉少奇被送往河南開封，秘密關押於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並於11月12日逝世；這一年，我正在媽媽的肚子裡面猶豫著要不要出世，卻已經隨著父母一起“下放”了；這一年，美國發生了一件對於整個人類歷史都有巨大影響的大事——1969年7月20日，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登月，在月球上邁出了人類的第一步——那可是張愛玲在文章裡寫了無數次讚了無數次的月亮啊，她曾對它寄予多少夢想，如今終於要通過宇航員的眼睛與腳步幫她揭開那神秘的面紗了嗎？
那天下午，張愛玲站在加州聖保羅大街一根電線桿下面，努力地仰頭瞇眼向上面的木牌張望。恰好陳世驤教授開車經過，問她在這裡做什麼，她說在找公共汽車站，想買電視機準備看晚上的登月轉播。原來高度近視的她誤把電線桿子當作公車牌了……
加大同事曾經形容，張愛玲是“辦公室的靈魂”，一語雙關，既是說她的深邃，也是說她的飄逸。她總是穿旗袍，或灰色，或紫色，或淡青，或素花，絲質的料子，傳統的滾邊，沿途灑下淡淡幽香；皮膚白得透明，化淡妝，至少會塗口紅，中度長短的鬈髮，有時是“五鳳翻飛”；步態優雅輕盈，走路時總是若有所思，有時也會一個人在校園裡散步，見到工人修理電線，能專注地仰視半天。
——卸去了賴雅的包袱，又有了皇冠的固定版稅，張愛玲這段日子的經濟狀況大為好轉，對於自己的穿戴打扮也精心起來。而且她始終都喜歡穿旗袍，無論走到哪裡，姓了誰的姓，入了哪國籍，她總歸是上海的女兒。
她曾說過：衣服好比隨身帶著的“袖珍戲劇”，是可以改變的“貼身環境”。又說，“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她的一生，是住在旗袍裡的。
眾多的回憶與採訪文字中，要屬與張愛玲同為研究所“語文部門僅有的兩個工作人員”中的另一個——陳少聰在《與張愛玲擦肩而過》中的描寫最為親切真實：
“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是在陳（世驤）先生為她接風的晚宴上，陪客還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副注意力都聚焦在張愛玲的身上，那時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張迷'。她所有著作我沒有不讀的。在她身邊我變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儘管我的內心萬般希冀著能與她接近，與她溝通，當時我卻連話也不會說，也不敢說。”
“那晚張很文雅地周旋於賓客之間。她不主動找人說話，好像總在回答別人的問題。說話時臉上帶著淺淺禮貌性的微笑。她穿著一襲銀灰色帶暗花的絲質旗袍（後來她一直都穿顏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四十九歲，身材偏高，十分削瘦。中度長短的鬈髮，看得出是理髮師的成品。她臉上略施了些粉，淡紅的唇膏微透著銀光。她的近視眼度數不淺，以至看人時總是瞇著眼睛，眼光裡彷彿帶著問號，有時讓你不敢確定她是否在看著你。”
“張先生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爾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她經常目不斜視，有時面朝著牆壁，有時朝地板。只聞悉悉索索、跌跌撞撞一陣腳步聲，廊裡留下似有似無的淡淡粉香。”
“有好幾次我輕輕叩門進去，張先生便立刻靦腆不安地從其座椅上站起來，瞇著眼看我，卻好像看不見我，於是我也不自在起來。她不說話，我只好自說自話。她安靜地聽我語焉不詳囁囁嚅嚅地說了一會，然後答非所問神思恍惚地敷衍了我幾句，我懵懵懂懂惶惶惑惑地點點頭，最後狼狽地落荒而逃。這類'荒謬劇場'式的演出，彩排了幾次之後，我終於知難而退，沒法再續演下去。魯鈍的我終於漸漸覺悟了這個事實：對於張先生來說，任何一個外人釋放出的恭敬、善意、乃至期望與她溝通的意圖，對她都是一種心理壓力與精神負擔。”
“從此我改變了做法。每過幾個星期，我將一疊做好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時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條。除非她主動叫我做什麼，我絕不進去打擾她。結果，她一直堅持著她那貫徹始終的沉寂。在我們'共事'將近一年的日子裡，張先生從來沒對我有過任何吩咐或要求。”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後，為了體恤她的心意，我又採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接近她到達之時，我便索性避開一下，暫時到圖書室去找別人閒聊，直到確定她已經平安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歸原位。這樣做完全是為了讓她能夠省掉應酬我的力氣。”
“隔著一層板壁，我聽見她咳嗽，她跌跌沖沖的腳步聲。我是張愛玲周邊一名躡手躡腳的仰慕者。方圓十尺之空間內我們扮演了將近一年的啞劇。我是如此地渴望溝通與相知；而她，卻始終堅守她那輝煌的孤絕與沈寂。”
然而張愛玲並非無情，亦非堅冰，對於別人發自真心的關切與體貼，她是心知而且感激的。有一次張愛玲患感冒，請假不能上班，陳少聰打了電話去問候，又特意到中藥房配了幾付草藥送去她的公寓。然而明知她不喜人家打擾，故而只是撳了下門鈴，就把藥包留在門外離開了。
隔了幾日，張愛玲來上班，雖然並沒說什麼。然而陳少聰卻在自己的書桌上看到一張寫著“謝謝”的小字條，壓在一瓶香奈兒5號香水下面。
張愛玲似乎對香奈兒5號情有獨鍾，香港記者水晶也曾在《夜訪張愛玲》裡寫道：“她早已準備了禮物，因為知道我去年訂婚了，特地購買了八盎司重的香水，送給我的未婚妻。這讓我惶愧，因為來得匆忙，沒有特別預備東西送給她。”時間大約是1971年六月。
彼時張愛玲去意已決。她在這年六月十日有長信給夏志清，從這封信中不難看出，她在柏克萊大學的工作是舉步維艱而且殊不得意的：“我剛來的時候，就是叫寫glossary（詞語彙編），解釋名詞。剛巧這兩年情形特殊，是真沒有新名詞。包括紅衛兵報在內。Ctr（研究中心）又還有別人專做名詞，把舊的隔幾個月又出個幾頁字典。所以結果寫了篇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改變，所以顧忌特多，沒有新名詞，最後附兩頁名詞。”
陳世驤對這份報告顯然不滿，拿給研究中心其他三位學者讀了，都說不懂。張愛玲只得通篇改寫一遍，然而陳世驤仍說看不懂。張愛玲笑著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說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陳世驤生氣地說：“那是說我不懂羅？”命令張愛玲再度改寫，去掉報告只要名詞解釋。且說去年要不是研究中心主任交待了，早就不會再續聘她，隨即解雇了她。
這是張愛玲的最後一份工作，此後她再也不肯委屈自己寄人籬下。不用再替賴雅付醫藥費，再艱苦也還有限。於是她決意回歸自己酷愛的孤獨與自由，回到晝伏夜作的生活習慣中去，守望她愛了一輩子的月亮。
水晶先生形容：“我想張愛玲很像一隻蟬，薄薄的紗翼雖然脆弱，身體的纖維質素卻很堅實，潛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飛便藏到柳蔭深處。”
1973年，這只蟬自柏克萊搬到洛杉磯，深藏柳蔭，從此開始了長達22年的隱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