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3月25日開始連載，至次年2月11日載完，由《亦報》出版單行本，這是張愛玲真正完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接著，自1951年11月4日起至次年1月24日又連載了中篇小說，這卻是張愛玲在上海最後的作品。
文章發表，滿城轟動，讀者們紛紛猜測“梁京”究系何人，那圓熟的文筆分明不是新人。有人撰文指出，這不是張愛玲就是徐紆，作者的真實身份呼之欲出。
夏衍此前遠在內地，對孤島時期的上海文壇並不了解，也不知道張愛玲的名字；然而的轟動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找到龔之方詢問“梁京”乃是何方神聖，並且說，這是個值得重視的人才啊。
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開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夏衍擔任主席，指名請張愛玲參加。
那天，大會人才濟濟，大名鼎鼎，副主席梅蘭芳、馮雪峰，執行副主席周信芳，秘書長陳白塵，哪個名字不是提起來響噹噹，如雷貫耳的？然而誰也沒有張愛玲顯眼。
倒不是因為她才華過人，而是她著裝出眾——與會諸人都穿著藍色或灰色的列寧裝，只有她穿旗袍，外面罩了件有網眼的白絨線衫，這大概是她最樸素的打扮了，然而在人群中還是顯得刺眼，既使坐在後排，亦好像展示在主席台上一樣，高處不勝寒，讓她和別人都感覺彆扭，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這也是她與新中國的關係。她也曾努力改變自己，力求融入，然而終究是力不從心。正如她在《華麗緣》中所寫的：每人都是幾何學上的一個'點'——只有地位，沒有長度，寬度和厚度。而她，卻是沒有地位，只有長度，闊度與厚度的一大塊，所以非常窘，只得一路跌跌沖沖，踉踉蹌蹌地了出去。
大會之後，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她親眼目睹了轟轟烈烈的土改，收田，檢舉，批鬥，觸目驚心。尤其聽到那些農民滿口說著溢美之辭，就更令她難受，覺得刺耳。
記得小時候，每到年節莊子上送糧果來，照例要抱怨天氣壞，收成不好，這幾乎已經是他們的口頭禪，習慣了的語氣套話。一是農民本來的謙抑，不願意太志得意滿了惹老天妒忌；二是要訴苦裝窮，免得有人借貸、加租、徵稅等等一切麻煩，反正誇富從來都不是農民的習慣。
然而這次參加“土改”來鄉下，明明眼見那些人窮得衣不蔽體溫飽難顧，卻還結巴地誇說良辰美景，有田有地有收成，不知是騙人還是哄鬼——然而人也是願意聽的，不但自己聽了信了，還要寫出來讓大家也都來聽來信。
張愛玲做不到。她無法勉強自己寫出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她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徘徊掙扎，她無法“歌頌”，卻不敢“批判”，她終究是“革命”不起來，因為不曉得要革誰的命。
有人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麼？”
她想了想，說：“不會。要么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
“老媽子”是她所熟悉的最窮的人，秦幹，何干，她們的窮苦和敦厚給了她最深刻的童年記憶。還有“共產黨”這個詞，也是她們灌輸給她的。夏天的晚上，老媽子們在院裡乘涼說古記，偶爾會說：“又在殺共產黨了。廚子今天上舊城，看到兩個人頭裝在鳥籠裡，掛在電線桿上。”
她們常常道聽途說地講一些共產黨共產共妻的傳聞。小說裡，解決情敵最快最便利的方法，就是向軍閥舉報他是共產黨。感覺上說某人是共產黨就等於“扣他一頂紅帽子”，是掉腦袋的事。
早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胡蘭成就曾寫了《張愛玲與左派》，說明了張愛玲與“革命”、與“無產階級”的關係：“有人說張愛玲的文章不革命，張愛玲文章本來也沒有他們所知道的那種革命。革命是要使無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小資產階級與農民歸於人的生活，資產階級歸於人的生活，不是要歸於無產階級，是人類審判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審判人類。所以，張愛玲的文章不是無產階級的也罷。”
張愛玲曾說自己是一個乏善足陳的人，重點在一個“乏”字。而對於無產階級的故事，她顯然更是“乏”的。她曾寫過《桂花蒸——阿小悲秋》，是“阿媽她們的事”，然而阿小是給外國人幫傭的，而且好像也沒體現出來怎樣受壓迫被欺辱，不符合“無產階級”的標準；於是這次用盡力氣，寫了，一個被凌辱被剝削的小女傭的故事，可是文章有明顯的斷層——前半部是女傭小艾在張愛玲所熟悉的舊家族裡的災難，五爺五奶奶在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她忠實地記錄了他們的半生；但後半部寫女工小艾在新社會所受到的禮遇，套一句當年時髦的話，叫“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則是張愛玲頗不擅長的虛構了。
——顯然，張愛玲更適合寫舊社會的“鬼”，而且是“有血有肉”的鬼；至於新社會的“人”，卻虛飄飄的空具其殼，是“失魂落魄”的人。
後來由陳子善於一九八六年打撈出來，發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號香港《明報月刊》上，並由此引發了一場“張愛玲震撼”。然而張愛玲本人對這件事並不高興，在《續集》自序裡寫道：“前些日子有人將埋藏多年的舊作發掘出來，分別在台港兩地刊載，事先連我本人都不知情。”並說自己“非常不喜歡這篇小說，更不喜歡以名字單獨出現”。
——為什麼會不喜歡呢？理由可想而知，當時寫多少迫於時局，寫了許多言不由衷的話，也寫了許多力不從心的情節；同期創作的是她同意出版的，但已改成，去掉了那個“光輝的尾巴”，由此便可知她的心意了。
陳子善堪稱張愛玲打撈大師，先後打撈出張愛玲的舊作十數篇，長短不等，對於張迷們來說，居功至偉。然而張愛玲對此似乎並不感激，除了《續集》自序裡對的“出土”頗有微詞外，《惘然記》的序言中也寫道：
“最近有人從圖書館裡的舊期刊上影印下來，擅自出書，稱為'古物出土'，作為他的發現；就拿我當北宋時代的人一樣，著作權可以徑自據為己有。口氣中還對我有本書裡收編了幾篇舊作表示不滿，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權利，身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盜竊罪似的。”
然而那兩個月的土改工作，也著實給她帶來了非凡的靈感，這便是後來和的誕生——那時候她已經身在海外，不必再理會革不革命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