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無時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報》工作，對新政權的肯定沒有因父親被殺而改變。中有《舞蹈雜談》一文，他說，“我國自漢唐以後，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國之風（宋明都是太弱、氣派太小）”。 《馬援見漢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頌今之意。
1959年《明報》創刊以後，金庸強調不左不右，絕對中立，但他的社評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批馬寅初人口論等，多持批評立場，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勝天，天定勝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 》、8月31日的《大躍進還是大躍退？ 》。 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評《馬寅初與中國人口》中說：
人口多少，有關整個國家的國運隆替，是極重要的百年大計。
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長，這件事關係並不很大，但內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人口，卻是一件頭等的大事。
“文革”時期，金庸更是每天關注內地時局，寫下了大量社評，多有尖銳的批評。
1971年以後，金庸對內地政局的看法漸漸有了變化。這年10月，北京進入聯合國，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內地形勢開始發生變化。 《明報》社評對內地的肯定逐漸增多。 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評中說：
我們並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認為有些措施大有可資批評之處，但近來它採取對外國政府友好合作的態度，有利於世界和平，有利於中國人民，也有利於本港局面的安定。在這一點上，我們表示讚揚。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評《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說：
自1959年5月20日創辦以來，言論態度始終是一貫的，對中共和台灣，有時客氣些，有時批評得嚴峻些，那決不是我們的立場有什麼改變，而是兩岸的政策有所改變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時期、“文革”之後，本報的態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們基本上只不過反映了廣大讀者的看法而已。
我們在兩岸政治力量管轄不到的地方，有機會暢所欲言，代表數十万讀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當政者認為海外這一部分中國人完全是胡說八道，那也盡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國人的意見，說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參考價值。至少我們這數十萬人的意見是發表過了。批評的意見儘管聽來甚為逆耳，儘管其中錯誤可能很多，總是比一味歌功頌德有價值些。
當時，世界著名的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了一部記錄片《中國》，全片充滿漠不關心、毫無興奮的隔膜感，片頭有一句話，這是一個“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國家”。 6月5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心情”》說，在近年訪問內地的外國人、外籍華人的遊記或談話中，我們明顯地體會到，他們對於中國的前途，對於中國老百姓的歡樂憂患，幾乎絕無例外地表示了“沒有憂慮與急迫的心情”。他認為：“最值得重視的是本國人民的意見，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最為關心。其次值得重視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國人的意見，就像我們這些人，我們多多少少總還存著一些希望，將來或許回內地去居住生活，對於中國的一切，懷抱著'憂慮與急迫的感覺'。”“憂慮與急迫”的心情，是從“愛”與“關懷”的感情中產生的。
1950年北上求職失敗後，金庸於1953年去過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園與同學朱幗英、沈德緒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還短期地去過廣東幾次，到過深圳、廣州、佛山、從化、新會等地，最後一次是1962年，其間他一共到過內地八次。
1973年，金庸訪問台灣之後，北望神州，更是鄉愁縈迴：
二十四年過去了，故鄉山水風物依然，人事卻已全非。或許是變得更加好了，或許我們不喜歡這樣的改變，但午夜夢迴，總是會有鄉愁罷。這種心情，我們從大陸來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樣。飄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鄉之思。
但那時，他回內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金庸預料內地局勢將變，發表了《巨大變動，勢不可免》《將有漸變，而非突變》《軍心所向，決定成敗》《各地態度，更趨重要》等一系列社評。
從10月13日起，“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得到證實前後，他接連發表《北京發生的重大事件》《未來變化，仍然很多》等社評。 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慶》社評中說：“廿七年來，中國內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變動得到群眾這樣普遍的真誠擁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對此事不喜。”
他在當月20日的社評中為鄧小平鳴不平，說罷免鄧黨的副主席和副總理職位，“是政治局通過的決議，這是不符黨章與憲法的”。 1977年7月6日，《明報》報導鄧小平將復出的消息。 7月中旬到下旬，他連續發表了《鄧係人物紛任要職》《鄧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評：“鄧小平恢復了黨政軍的七個職務，而聲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隱隱有凌駕於華國鋒之勢。他有才幹，有聲望，在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地方上佈滿了親信舊部……”
1978年12月《明報月刊》推出“鄧小平與中國政局”專頁，共有五篇文章。 1979年3月，又有“鄧小平訪美特輯”。
金庸對內地開始充滿期待。
1980年，他在台灣談到大陸在文藝創作上的趨勢放寬了。 “中國是大的！大中國怎麼能任少數人意向所使、翻雲覆雨呢？形勢是自然而然與人的心靈相啟發、相印證，從文學藝術或是哲思玄理之間，我們可以管窺出一些歷史發展的端倪，人們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開明、寬容而民主的理想。據我個人三年來的觀察，大陸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傾向和趨勢，至少已經公開承認台灣三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就。這從某方面來說，稱得上是進步的基礎。”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歷史展開新頁》社評中斷言，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標誌著打倒“四人幫”以來的過渡時期正式結束。一個月後，他應邀訪問內地，行程由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國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終於踏上了這片魂牽夢縈的土地。
7月18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在中共領導人中，金庸最想見的就是鄧。 “文革”時，鄧小平被打倒，《明報》的報導、評論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1966年9月27日，頭條報導鄧受批判：10月22日，報導紅衛兵大字報公開指名要求劉、鄧下台；25日報導劉、鄧被鬥達高潮，有小冊子攻擊劉、鄧和彭真為“三家村”。 12月10日，金庸在《若審彭真，意在劉鄧》社評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審只是一種'搞臭'行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審彭真，意在劉鄧。殺雞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塗同志'趕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從劉鄧派。”10月26日“自由談”副刊刊登《我希望劉鄧派獲勝》，這也是他的心願。
1973年4月13日，《明報》報導鄧小平復出的消息。次日他發表社評《鄧小平又做副總理》。 1976年，鄧再次下台，挨批，《明報》大量報導，閱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鄧復出不久，他稱譽鄧，“能乾而剛強，堅韌的性格，當然是不會改的”。鄧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復起，是金庸最仰慕的兩個當世人物之一，當年內地批鄧很激烈的時候，他曾聽人說，鄧對批判的反應是：“聾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滾水淋。”
金庸很欽佩鄧小平的硬骨頭，認為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俠小說中的英雄人物。 “單是剛強，當然不夠……必須不顧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堅持正確的主張，這才令人佩服。”他當面對鄧說：“我一直對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夠見到你，很感榮幸。”這不是虛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內心的真實想法。
因為遲到了幾分鐘，鄧小平已在門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隨鄧從大門走進大廳時，鄧稱讚他的武俠小說：“好得很，我也很愛看，每天都看這麼幾頁！”他回答：“那沒有什麼價值，當作娛樂消遣吧！”鄧說：“講中國人的英雄豪傑，好得很啊！”在他聽來，即使在鄧隨後的談話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氣。鄧說：“我右耳有點聾，請你坐在我左邊。”坐下之後，鄧說：“對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報》時常有獨特的見解，不過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並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鄧小平只穿著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對他說：“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所以金庸把外衣脫下了。
談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人事變動，金庸說：“鄧副主席本來可以當主席，但你堅持自己不做，這樣不重視個人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鄧回答：
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再長了就會疲倦。 ……
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
金庸說：“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工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鄧回答：
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的。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
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一百二十多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說：“是的。許多年前，在'文革'時期，我寫過幾篇社評，希望周恩來總理節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來，週總理總是去機場歡迎，舉行宴會，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評《人民第一，外賓第二》稱：“周恩來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雖然精力過人，但這樣的消耗體力和精力，長期如此，總會支持不住的。……不應當讓外國客人佔去他太多的時間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娛樂，什麼事都不做，也勝於日夜不休地接見外國客人。”
鄧小平在會談中客氣地問金庸：“查先生做新聞工作，接觸到的人很多，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意見？”他坦言：“主要的意見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長期推行，不要改變。大家有些擔心，不要目前的政策執行了一段時期，將來忽然又變了。因為過去的變動實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鄧表示：“那是對的。國內人民的主要意見也是這樣。”
一個是三落三起、飽經憂患的中共領導人，一個是二十多年來常常執筆論政的報人，兩人的交談是坦誠的，不用外交辭令，沒有什麼拐彎抹角，儘管也有不同的意見。講到“文革”，鄧說：“中共過去犯了重大錯誤，現在我們自我批評，自己糾正錯誤。自己承認錯誤，糾正錯誤，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黨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黨，聽黨的話，很守紀律。那時也搞經濟調整，下放兩千多萬名青年下鄉，根本沒有問題……但十年'文革'，不但沒有黨的領導，甚至沒有了黨。”金庸卻不這樣認為：“我想這件事中，多多少少會有強迫的成分。”“黨雖然有威，卻未必令人敬服愛戴。最好用物質鼓勵、優惠條件等來使人心甘情願去做任何事。”不過他當面沒有說出來。
談話結束，鄧小平對金庸說：“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一直送到大廳外，又站著談了一會兒。
金庸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當晚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播放了這一消息，新華社、中國新聞社都作了報導，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也都報導了這件事，港澳報紙更是作為頭條新聞進行報導，轟動一時。他說：“鄧小平說的話，我全部都讚成，發自內心地贊成。”
他根據記憶將那天的談話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的談話記錄》為題刊登在8月25日的《明報》及《明報月刊》9月號，《明報月刊》同期還發表了《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記者問及他對鄧的主張與政策有什麼看法，他回答：
他重視實際，不相信教條，這應當是克服各種困難的關鍵。他的“白貓黑貓論”是眾所周知的。
《明報月刊》1981年9月號
記者問：“你認為鄧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這要從各種實際條件來看問題。第一，我相信出國內地目前沒有別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領導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對國家人民有利。第三，我個人讚成中國實行開明的社會主義，總的來說，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極度貧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過內地個人自由大大不夠，共產黨搞經濟缺乏效率，不能盡量解放人民的生產力，過去所積累的左傾思想與作風太嚴重。我個人讚成一步一步地不斷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決問題。在這些具體條件之下，鄧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過去任何時期都好得多，比之蘇聯、波蘭、東德、北韓這些共產國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著目前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終於能將馬列主義教條、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的各種各樣的恐怖政治運動全部拋諸腦後，以中國人務實的方式，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使中國人民幸福而自由。
這是金庸與鄧小平唯一的單獨見面，鄧始終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傑”。 1992年，他在倫敦對蔣一樵（陶傑）說，“鄧小平雖是共產黨人，但卻從來不是教條主義者，且一向具有中國人的實用態度”。 “鄧小平的為人，甚諳人情世故。所謂人情，無非是中國社會中各樣複雜的關係；世故，亦不外種種歷史經驗的總結。”1997年，鄧小平去世，他回想當年鄧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淚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滿了悲痛之情。他說：“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
在金庸眼中，鄧小平始終是“高瞻遠矚、俯仰百世的大才”。鄧百年誕辰時，香港有人質疑、批評鄧的“治港遠見”。自二十三年前與鄧見面以來，他心中對鄧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欽佩鄧，覺得有義務為鄧說明事實真相，證明鄧“見解的偉大”，他以讚賞的口吻說：“鄧小平先生在香港創'一國兩制'，涉及經濟及社會制度，規模非漢唐所及。而和平轉政，揖讓換朝，策劃周詳，垂之長久，更遠勝前人了。”
金庸這次內地之行第一個目的就是見見鄧小平，促成會面的廖承志是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的兒子。 1966年10月，時任國務院僑務工作委員會主任的廖承志到廣東湛江看望歸國難僑，新華社、中新社都作了報導，但香港左派報紙報導的內容卻頗有不同。 《大公報》10月18日載“中國新聞社湛江17日電”，題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歸國難僑：'毛主席週總理慰問你們'”。報導引述廖承志的話說：“週總理要我來看望你們，告訴你們，毛主席對你們非常關心，毛主席和周總理問候你們。”同一天，《文匯報》關於這件事的報導，三行大標題、六行小標題中都沒有提及周恩來。 《新晚報》的報導用的是新華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話：“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來總理讓我把問候的話帶給你們。你們辛苦了！”更蹊蹺的是，第二天《文匯報》《大公報》同時刊出一則“訂正啟事”，稱前一天的電訊稿“毛主席和周總理”之間必須加進“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
金庸意識到這篇小小的報導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發表社評《廖承志？中國新聞社？ 》：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兩個國家通訊社，於同一日報導同一件事情，為什麼內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沒有？
金庸認為，如果廖承志根本沒有提林彪的名字，那麼廖承志不免有點“牛氣”（牛鬼蛇神氣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國新聞社故意漏去，那麼中國新聞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傳人員因未及時傳達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國新聞社（或其主要負責人），兩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驗與不驗。
果然，10月29日就傳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報》在11月1日頭條用大字標題作了報導。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離間周恩來、林彪的關係，慰問華僑時故意不提林。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誌有機會看到《明報》，不知有沒有註意到這篇社評。 1981年廖在北京設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間談到：“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金庸答，“我寫社評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符合誰的標準，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寫出我對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難免的。”
時值中英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前夕，談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說，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國政府一旦收回香港，會尊重港人的選擇，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國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權。雖然金庸多次在《明報》評論過香港前途問題，但與中共高層官員面對面討論這個問題，還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話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當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發揮《明報》的影響力，多反映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立場，穩定港人情緒，為將來香港回歸作貢獻時，他當即明確表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通過《明報》為香港的平穩過渡盡一份力。
距離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親人紛紛從全國各地趕到杭州和金庸見面。 7月18日晚上，人們已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看到鄧小平與他會面的鏡頭。兄弟姐妹在歷盡滄桑之後重聚，這是多少年來查家最大的喜事。儘管“文革”期間，不少親人受過苦，一個弟弟在工廠裡被綁毒打了好幾天。一個朋友的女兒13歲時被紅衛兵打得死去活來，成了白痴，現在已經28歲。世事無常，重逢的喜悅弭平了一切傷痕，痛苦的往事轉眼間化為雲煙。弟弟查良鈺這樣回憶這次“三十三年後的兄弟相見”：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給我發來電報：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著，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來的路費。
8月初，我帶著兩個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見面時，我們都是撲向對方的，那種骨肉相見的激動，真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我與小阿哥擁在一起，久久沒有分開。在杭州那幾天，我和小阿哥總像有說不完的話。 ……我們的談話常常持續到深夜……
金庸在北京見到了畫家黃冑和黃永玉，本來還想見見白樺，因去了承德沒見著。黃永玉在《大公報》做美編時與他同事，1953年回內地，在中央美術學院教版畫，“文革”期間遭到全國性的大批判，談起分別二十八年來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萬千。
此行金庸與家人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遠到新疆，到了許多他長期以來心嚮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麗的天山、遼闊的蒙古草原、黃沙瀰漫的大漠……都曾出現在他小說中，但那隻是紙上的神遊和想像，這些地方他並沒有去過。中的長城、新疆、天池、蘭州，中的高昌古城，中郭靖長大的蒙古那一望無際的草原、悠閒自得的羊群、一個個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這一切似曾相識，如夢似幻，如今真實地出現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樣清晰。
這天將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側，那少女一抬頭，忽然驚叫起來。陳家洛依著她目光望去，只見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著兩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綠，四周都是積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陽金光映照，嬌豔華美，奇麗萬狀。那少女道：“這是最難遇上的雪中蓮啊，你聞聞那香氣。”陳家洛果然聞到幽幽甜香，從峭壁上飄將下來，那花離地約有二十餘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見花香之濃。那少女望著那兩朵花，戀戀不捨地不願便走。
這是他筆下的天山雪蓮，陳家洛初遇香香公主，採雪蓮給她。二十幾年後，他第一次來到天池，幾個維吾爾族小孩手裡捧著真的天山雪蓮，他笑道：“呀，原來是這樣的。”他用一元人民幣買了兩朵，這是乾了的雪蓮，遠沒有他小說中那樣美麗。
在北京，金庸登上萬里長城，炎炎夏日沒有擋住他的興致。他還去過西安、成都、重慶，坐船經三峽到宜昌，又從武漢到上海、杭州，先後到過十三個城市。他曾在重慶求學，也飽嚐過失學的痛苦。他在杭州《東南日報》開始一生的報業生涯，上海《大公報》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這些舊遊之地三十年後重來，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臨水之際，他沒有失去職業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與當地的人民接觸，和他們談話，了解他們的生活和願望，他們對國家、對領導人的期望。
內地三十三天的行程歸來，《明報月刊》記者問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麼時，他“發覺中共從上到下，不再浮誇吹牛，多講自己的缺點，很少講成績”。 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灣，印像比較深刻的也是這一點。
他感覺到的變化，“最主要是人們的恐懼感大大減少，在日常談話中，人們對不滿的事情毫無顧忌地說出口來。其次是各種令人討厭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極少存在。飛機場和火車站上不再見到荷槍實彈的解放軍來回巡視。拍照毫無限制，也不必先沖印了才能帶出來。在火車上，廣播中不再長篇累牘地誦讀《人民日報》社論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輕音樂，包括台灣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欖樹》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聖誕音樂”。
談及內地老百姓的生活，“總的說來，內地人民的生活條件還相當艱苦，尤其是居住條件。我去了七八個老朋友和親戚的家，他們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 “食品供應是大大地改善了，糧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數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到。國營菜場中買菜買肉還是要排隊。衣著不成問題，交通大家都騎自行車，最大的困難似乎是住屋。”
“知識分子也很興奮，主要是沒有政治運動，沒有整肅、鬥爭、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當局鼓勵讀書。”
《明報月刊》9月號因刊載《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鄧小平與金庸的談話記錄，出版三天就全部賣完，9月9日加印，過不了幾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來寫的社評、小說以及其他體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視，很受歡迎，這次他去中國各地旅行回來，大家當然希望聽聽他的所見、所聞、所思，再版三版，並不奇怪。 “搶購一空，也證明大家實在關心中國，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勢的知識分子怎麼看中國的今天和明天。”
金庸第一次訪問台灣時，他的小說在海峽兩岸都是“禁書”，只有兩岸高層領導人才有“特權”可以享受。 “你猜鄧小平和蔣經國的共同讀物是什麼？……答案是金庸小說。”當他復述這個聽回來的“秘密”時，臉上掛著格外燦爛的笑容。
甚至海峽兩岸政治上對立得很厲害的人，國共兩黨人士，平時談不攏，對金庸小說都很一致，都愛讀。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可能是內地最早接觸金庸作品的讀者之一，據他夫人卓琳女士說，鄧先生在七十年代後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託人從境外買到一套金庸小說，很喜歡讀。 ……而據台灣新聞界人士透露：海峽對岸的領導人——國民黨中央前主席蔣經國先生，生前也很愛讀金庸作品，他的床頭也經常放著一套金庸小說。
1980年10月起，廣州的《武林》雜誌連載，標誌著金庸的武俠小說登陸，第一天發行就賣出四萬多冊，趕緊加印。 《武林》成了廣州最暢銷的雜誌。不過只連載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為盜版書已出來。 1981年7月26日，《明報》報導了《廣州首先解禁武俠小說》。
金庸的內地之行，與鄧小平的會面，打開了與大陸關係的新局面，最明顯的變化是，《明報》社評的批評字眼越來越少。也是從這時起，他對整個中國充滿了一種樂觀的情緒：
對中國內地樂觀，對台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我覺得中國內地目前發展經濟的基本政策是對的，但應當逐步讓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機會。 ……
從前中共和台灣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兩面不贊成，人家說我“左右不討好”。現在我覺得雙方的政策都在進步，有人就說我是“左右逢源”。其實男子漢大丈夫，既無求於人，又需要討好什麼、逢迎什麼？
自60年代以來，《明報》的中國報導就具有權威性及影響力。金庸與鄧小平會面後，《明報》進一步加強了對大陸的報導，並享有北京官方給予的特權，中新社每天都向《明報》提供中國方面的消息，《明報》有選擇權，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採用，則可以“本報專訊”名義報導。這一特權，連左派《文匯報》《大公報》都沒有。因此引來各方面的揣測，《明報》與北京官方是否有什麼不尋常的關係？是否已改變一貫中立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的辦報信條：
在我們所處的環境裡，有條件在報刊內容上兼收並蓄，在意見上盡量欣賞任何一面的好處，盡量“與人為善”，可以有條件獨立生存，無求於人。 ……總之是設法做到無愧于心，盡一個報人的責任就是了。
但外界依然議論紛紛，香港一家雜誌發表文章，說金庸辦報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產，資產大了，捨不得放棄，又害怕將來共產黨收回香港後收回這些財產，故改變立場討好某些方面，以備局勢一旦有變，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駁：“那真是門縫裡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勢真的有變，難道'討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嗎？如果連這樣簡單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麼還有資格來評論世事時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評形式發表聲明《自由客觀，決不改變——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諾“自由客觀的風格決不改變”：
我們有一個斬釘截鐵的志願：決不會對不起《明報》的老讀者。如果環境變遷、條件變動，《明報》不可能再維持自由客觀的風格，我們立即關門收檔。 ……
我們不信局勢會變得很糟。中共目前務實派的路線，對中國國家人民有利，長期來說，對香港也有利。 ……但世事往往有出於意料之外的不幸變故。萬一中共極左派復辟，香港人失卻自由與法治，《明報》怎樣？ 《明報》當然停刊不出，我們辦報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們出版一天，就一天為維護香港人的自由與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釋：
我們不是無原則地批評，例如共產黨不可以說它一無是處，要是它做什麼也是錯的話，這個政權兩三天已垮台了，不會發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單憑一己偏見反對它。我們只是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客觀的原則辦事。
這一連串表態一度平息了輿論對他的批評，卻因《明報》專欄“哈公怪論”突然腰斬而再起波瀾。哈公原名許國、許子賓，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於菲律賓，1951年來香港。 70年代後期開始在《明報》副刊開設“哈公怪論”專欄，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讀者。 1984年5月25日，香港電視播出鄧小平怒斥耿飆、黃華“不在香港駐軍是胡說八道”的新聞後，哈公寫了一篇《八道胡說》的怪論，《明報》壓下不發，於是他罷寫九天。 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論”再次出問題，有媒體披露金庸有短簡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論”不能再寫了，而哈公稱，“不是示意不能再寫，而是示意要'炒魷魚'。”10月4日，金庸親自執筆，以“明報編輯部”名義在原來“哈公怪論”位置刊出《關於》逐一辯駁，哈公對此則有八處親筆批註。 《明報》副刊的“哈公怪論”從此沒有恢復。 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麼是言論自由？ 》社評中辯稱：
《明報》以前對中共的政策猛烈抨擊，近年來卻讚揚多而抨擊少，這並不是我們自律了，而是根據理性的判斷，以前中共專制橫蠻的政策必須予以抨擊，目前中共開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讚揚鼓勵。 ……近來我們對中共的批評比較溫和而婉轉，主要是對事而不對人。這是事實。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在支持開明改革路線，在反對保守頑固路線。
後來，《明報》開闢“自由論壇”版，“哈公怪論”又有了一席之地。 1987年2月因一篇怪論被壓，哈公第三次罷寫，“哈公怪論”最後消失。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聞佔了《明報》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約通訊”欄經常刊出徐鑄成等名家的文章。經高層批准，《明報》可以在中國境內限量發行，雖只限於黨政機關、宣傳文化機構訂閱，但《明報》畢竟悄悄地進入了內地，幾年後發行量突破一萬份。 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評中稱：“過去幾年中，《明報》能有限度地不公開進口，高層和中級幹部、大學教授講師和研究生，報刊的編輯人員有機會天天看到。我們希望能帶進外界的訊息，幫助能影響中國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國帶上富強康樂的道路。儘管我們的作用很小，總覺得是努力在為國家民族盡一己之力。”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在北京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兩個多星期後，金庸再次應邀訪問北京，這一次安排他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會面。 10月19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即將舉行，主持會議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與金庸會面，在座的還有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等。胡耀邦一見到他，便熱情地說：“很歡迎你到北京來！……香港的朋友們以前見過幾次，個別會見談話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將55歲的胡啟立、42歲的王兆國介紹給他。
胡耀邦談到當天上午在民主黨派人士會上講的話：
若說哪一個人“無比英明”，我說言過其實。你說我們比較“開明”，可以。開明是開，開放是開，廣開言路是開，開誠佈公是開，開創局面也是開。英明還加上無比，就不那麼合適了。
他接著說，“我們開創這個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說的三條，一靠正確的政策，二靠集體，三靠有遠見，有長遠打算，要提拔年輕幹部，關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幫”還活著，每天看電視、看報紙，國慶節在電視上看了閱兵遊行。 “江青看了電視，她說鄧小平那麼健康，真沒想到。她說她和鄧小平本來沒有什麼大的分歧，只是小問題上有分歧（眾大笑）。她是顧左右而言他。”說到華國鋒、汪東興，“他們不同，他們打倒'四人幫'有功，不過錯誤也不少”。 “他們還是堅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領袖。華國鋒現在的待遇比我高……我們總結了歷史經驗，對犯了錯誤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響。”
金庸問及：“海外人士擔心，推行藏富於民的政策，不可避免會發生有人錢多有人錢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窮，社會上不免會有矛盾。中央對此有什麼考慮？”胡耀邦讓胡啟立做了回答之後又補充說：
這裡有一個引導的問題，也有政策問題，不著急。中國還有貧困地區，我們還給予補助和救濟。憲法規定，勞動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給一定的報酬，保持較好的待遇，但勞動力不能買賣，不能變成人身依附關係。這就根本不存在勞動力的剝削問題。 “生產致富”與“剝削別人勞力”是兩回事。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體係是不會受到衝擊的。
談話結束，胡耀邦說：“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簡單廣播，後天早上可以拿到我們三中全會決議全文。歡迎你下次再來，全國沒有去過的地方，可以到處去看一看。”
初次見面，胡耀邦坦率、熱誠、開朗的個性，給金庸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這次到北京，金庸還想看望羅孚，羅於1981年以“間諜罪”判刑，當即假釋安排在北雙榆樹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國圍棋協會主席、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提出這個要求，被婉辭推掉了。
當年金庸與左派圈子交惡之後，老同事只有羅孚有膽量與他保持聯繫。在雙方陣營視若敵國的年代裡，仍維持了“人的交往”。以後，當羅家遇到困難時，他也伸出過友誼之手。
金庸對內地充滿了美好的期待。 1986年1月，《明報月刊》二十週年，他在《丙丁之歲》一文中說：
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苦難的“文化大革命”之後，眼見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軌，希望在今明兩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從此興旺發達，永無變亂——“變”當然是要不斷地變，然而是越變越好，變而不亂。
胡耀邦是鄧小平之外，金庸最心儀的中國領導人。三年後，胡耀邦去世時，他寫下充滿感情的社評《致力改革、正直誠懇、深得人心》：
然而中國成千上萬老百姓，尤其是知識分子，對他著實有一份敬愛和親厚的感情。與其說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功績，因而使人愛戴，不如說由於他對開放和改革的熱誠與堅持，坦率性格之可親可愛，感動了千千萬萬中國普通人民的心。 ……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贏得了海內外無數中國人的感佩和敬仰。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評又說，“胡耀邦的作風和主張，令他成為青年人心目中的愛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應國務院新聞辦、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邀請，再次來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江澤民在中南海與他見面時說：“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在勝利（引者註：指抗戰）前後和解放前上的大學，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臨別時，江澤民送了十七本書給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簡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與他家鄉有關，其中有一本《兩浙軼事》，江澤民笑著說：“這裡面有一篇關於你中學時代的事，很有趣，說到你在中學時給訓導主任開除的經過。”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國不再把階級成分作為任用乾部的決定性條件，上大學、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許多方面，也已不再計入階級成分的因素。 “這個乾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裡完成的。中共對此一直不作什麼宣傳，其實這件事重要之極。”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夢因此破碎，認為一個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視，終生不能與別人平等，那是最大的違反人權。 “中共取消階級成分制度，是十年來在人權問題上所作的最大改進，歐美國家對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長留在他的記憶當中，離京之後，金庸到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天盡頭”遊覽，見到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是“天盡頭”三字，另一塊是“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要他題字留念。他想起當年胡耀邦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胡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正直的性格，寫下這幾句話：
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註釋： ，85、135頁。參考劉國重新浪博客《讀金時代》。
註釋： ，85、135頁。參考劉國重新浪博客《讀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