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飯局上，朋友稱讚作家呂崢有信譽。我很為他高興，不過輕描淡寫地說：“他是研究王陽明的啊。”朋友說，現在輕諾寡信的現象太多了，一般飯桌上的話誰當真呢？呂崢在飯桌上承諾他一件小事，事後確實用心做了，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們年輕時也曾想做一個正直守信的人，後來不免有所鬆懈了。” 不久，在《現代文明人格叢書》的沙龍上，見到暌違已久的呂崢。他是這套叢書的編委之一，卻因閉關寫作，缺席了好幾次公開講座。他給我送來了新書，60萬字，創作兩年，反复磋磨，總算艱難面世。 呂崢算得上是85後極為幸運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陽明》再版重印多次，發行量幾十萬冊；他的文字輕鬆，及時及物，讀其書而時時移情現實。

承繼了呂崢一貫活潑幽默的風格，但嬉笑怒罵的背後，卻透露出類似秋水般深刻的絕望。比如： 在很多場合，中國人貌似是關心政治的。不關心也不行，你不關心政治，政治肯定關心你，每天都合計著怎麼再從你身上榨點民脂民膏； 在一個有著悠久專制傳統的國度，多少人前赴後繼地重演著從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直至無望的心路歷程…… 人們已經在冷酷的社會裡練就了一顆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譏諷和猜疑是他們習慣性的情緒，而愛、寬容、理解、體諒和分享，似乎永遠也不會降臨這片慘遭詛咒的土地； 這是一汪絕望的死水，人與人之間的苦痛從不相通，以至於再深的痛苦也只能像冰雪飛落大海般悄無聲息。長此以往，冷漠便成了最妥當的表情；

公平，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都不是絕對的；但不公，卻在這座賭場準確無誤屢試不爽地實現了； 反抗、吶喊、諷刺、詛咒都已徒勞，罪惡的體製造就了罪惡的虛無。它像黑洞一般，如泥淖一樣，你越是掙扎越是淪陷。它吞噬的何止是對正義和良知的信心，簡直就是你的靈魂——如果還有的話。 黑暗的時代是漫長的，當我們極目遠眺，會因為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黑夜而沮喪絕望，失去方向。走出隧道、沐浴光明的征途，似乎只能用歲月，用無數老年、青年、少年的生命去一點一點地填充。 …… 鞭撻的目的是為了探討制度與文化的碰撞、裂變。 有別於以往的袁世凱傳記，本書根據真實史料，客觀還原了袁鮮為人知的少年時光。比如隨叔父謁見曾國藩，聆聽“曾門四學士”同容閎、王闓運就東方政治文化傳統與西方民主憲政的辯論，鑄就了進步的思想。而在“丁戊奇荒”中，袁世凱同叔父回河南賑災，目睹了煉獄一般的底層真相與腐敗透頂的官僚體系。被視作精神支柱的叔父積勞而死，更是對袁世凱產生了強烈的刺激，逐漸樹立起“頂層亡清”的遠大目標。

從建功朝鮮到小站練兵，袁世凱日拱一卒、步步為營，利用體制內的資源，爬上權力的巔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北洋班底，並在清廷行將就木時反戈一擊，搖倒了這棵千瘡百孔的枯樹，避免了流血漂櫓的“暴力革命”。 然而，這個在直隸總督任上就大搞自治實驗，於基層推動全民普選的立憲派旗手，居然以稱帝畫上人生的句號，留下一段聚訟至今的公案。袁世凱的“竊國”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國家的悲劇。這個“中國的彼得大帝”，本可以跟革命派孫中山們一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旗幟，作為極寶貴的政治遺產使後人受益，卻因此為人唾罵百年。 呂崢探討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來，在仇恨、自私與責任、謙卑的天平上，在成年、佔有與青春、理想的天平上，中國人的人生多半向前者滑落傾斜。袁世凱沒能例外。

據記載，路西法曾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六翼熾天使，並擔任天使長的職務。由於傲慢與憤怒，他率領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舉起反旗，卻因失敗而墮落成撒旦。於是便有了社會學裡的專業術語——路西法效應。 其實，不用了解路西法效應，我們中國人人人都能理解人生社會的變異。人們很難“安分守己”，在巨量快速的群體示範面前，人們只能成為“羊群效應”中的一員，純潔、無辜、順從，又迅速地走向了“畜群效應”中的本能、貪婪、仇殺。孫中山看到了這種表面的順從實為“一盤散沙”，真的善的秩序很難從中建立後也一度走向獨裁、鬥爭，直到臨終才醒悟“和平奮鬥救中國”。 民國的混亂讓國人產生了“不如大清”的觀感，政以賄成的現實愈演愈烈。各省截留稅收，中央政府沒有統一的財政，甚至連官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專制太久的國度，雖有“見群龍無首，天下大吉”的古老教言，但人們更易將其理解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逐利逐權，只願攫取存量中的權利而不願創造，不願對自己和周圍乃至民族國家盡其責任。

這的確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製國家，比君主立憲的英國和日本都要走得遠。但時人悲哀地發現，享受到民主自由甜頭的，是國會的議員，地方的都督，跟普通市民和廣大農民完全無關。為了肅貪、剪除異己、加強行政效率，袁世凱又端起專制的毒藥，義無反顧地飲下，一如他之前與之後的獨裁者。 為了剖析專制的起源，探究“誰能替天行道，英雄還是法治”，呂崢挖出了伍連德（醫學家）這個若隱若現的歷史人物，借他之口，亦真亦幻地表達了“國人皆有專制之基因”的觀點。也許，真如他所說，儒家改造世界的衝動在我們身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中國式成功學”的烙印。 王道、霸道、民主、集權、蒼生、大義……那些多如繁星的立場，造就了人們生死以之的夢想。有夢想不是錯，強迫他人活在自己的夢裡，則大錯特錯。可惜，從“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洪楊之亂的大同社會，多少飛蛾奮不顧身地撲向那道萬丈光芒，卻早已分不清理想和慾望，寧可餓死千萬人，也不放棄心中堅守的烏托邦。 “畜群”中人手持大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

作為年輕一代作者，能有這樣的思考和收穫，既讓人“刮目”關注，又讓人自省而思，年輕作者以自己的存在思考改變了知識的秩序，這是無論如何都值得注意的。呂崢以歷史和現實的多重參照觸及到我們國人的變異，他在書中感慨，“專制，就是認定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民主，就是對何為真理不那麼確定”，這是值得我們銘記的。 在我看來，呂崢的書不僅讓人認識我們的政治通病，也讓我們反觀自身。我們的人生社會對青春少年的教育是“希聖希賢”式的，但很少有人以一生的努力成為聖賢，絕大部分人反而自青年起就走上一條下陷墮落的道路，大部分人的品質心性失去了他早期的純粹、真誠、博愛，而變異為專制、貪婪、自私。讀史使人明哲，呂崢這樣的歷史作者不僅在寫史，更直接把現實的真相或人生的悲喜劇“撕”給我們看。

會有多少人反躬自問，自己是否壓制了他人的創造力，而首先是壓制了自己青春時期的夢想和創造力？自己是否在熱鬧的人生和中國社會裡變異為真實的“孤家寡人”？這樣的話大導演王兵也曾對我表述過，王兵先生曾經沉痛地說，努力吧，我們總不能像那些人一樣，變成年輕人最為厭惡仇恨的那種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