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曲線救國”

盟國對大戰中戴笠秘密特工的可靠性很懷疑，特別是軍統與汪精衛傀儡秘密警察相勾結以後。當時，這種勾結被認為是國民黨情報機構“曲線救國”的戰略，即一方面公開與敵人的情報機構合作，另一方面在暗中把成千名低級雙料特務滲透到日偽特務組織中去。 據中國大陸數據，這個曲線政策曾被蔣介石和戴笠秘密採納過，時間是從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正式成為統一的傀儡政府主席到1941年1月皖南事變之間的某個時候。 實行“曲線救國”政策的關鍵人物之一，是軍統南京情報組組長程克祥。 1939年秋天，當汪精衛的“和平黨”在上海愚園路1136弄壁壘森嚴的住宅里與影佐禎昭、犬養健（Inukai Ken）上校及日本特務機關梅花社的人員進行談判時，程克祥開始鋪墊與週佛海（政治委員會總書記，並在後來的汪偽政府任財政部長兼警政部長）及他的內弟楊惺華（後來的汪偽財政部總務司司長）的關係。通過拉到的這些關係，程克祥成功地促成了周佛海的親信羅君強（後來的汪偽稅警總團長、汪偽安徽省省長，後又任南京司法部長）、熊劍東（後來的汪偽稅警副總團長）投奔戴笠。程還說服了周佛海僱用彭盛木（軍統南京情報組副組長）當他的機要秘書，使程克祥能夠了解汪精衛與日本主子之間最機密的談判。當汪偽政府1940年3月29日成立於南京後，彭盛木被任命為財政部顧問，繼續為軍統提供最機密的內部經濟情報。

無須贅述，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使雙方得以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情報交換，從而證實了盟國對戴笠與日本情報機關進行秘密交易的懷疑。 結果，對戰爭中最機密的情報，即已被美英破譯的“極端電碼”和“紫電碼”，國民黨當局被蒙在鼓裡。而且，作為開羅會議四強之一，中國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後來的英美蘇國家元首匯集的德黑蘭會議上也是如此。 在南斯拉夫局勢上成為羅斯福總統顧問的鄧諾文將軍，在開羅會議上首次親身經歷了“中國問題”。陳納德和史迪威將軍也在會上權衡這個“友誼工程”的利弊。 1943年10月下旬，羅斯福曾命令鄧諾文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收集政治情報。在開羅會議前夕，鄧諾文向總統概述了中國的情報狀況，他認為：“除非我們完全獨立操作，獨立於中國人及我們的其他盟國，否則我們美國的情報業務便無法開展。”羅斯福同意這個看法，並授權鄧諾文告訴蔣總司令：“必須讓我們獨立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