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第二十章戴笠、梅樂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抗日戰爭中的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在陪都重慶近郊歌樂山下的磁器口繅絲廠楊家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鄉下辦事處大禮堂裡，舉行了一次由中美兩國官員出席的簽字儀式。中方有外交部長宋子文的代表、常務次長胡世澤，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美方有海軍部長諾克斯，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美國《生活》雜誌老闆魯思，海軍部情報署代表邁爾斯——即舊譯已為人們熟知的梅樂斯。從這一天起，由中美兩國軍事情報機構聯合組建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正式成立。 長期以來，這個簡稱為“中美合作所”的戰時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成了廣為人們熟知的“美蔣罪行”的代名詞。原國民黨當局在重慶歌樂山下設立的那兩座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監獄——白公館和渣滓洞，曾被稱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組成部分。歌樂山革命紀念館也曾一度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而使“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惡名深入人心的，則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長篇小說《紅岩》和由此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歷史上的中美合作所真是這樣嗎？

其實，當時中國與美國聯合建立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並非是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營，而是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建立的跨國軍事情報合作機構。 對於當時中美兩國首腦及許多參加具體工作的人員來說，建立這一合作機構的目的，確實是為著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的需要。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就開始考慮與中國合作進行對日軍的電訊偵譯技術研究，蒐集日軍在中國與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國海岸的陸、海、空軍事情報，以及獲得這些地區的氣象、水文資料等。中國方面則希望與美國進行對日作戰的情報交換，並在對日心理戰宣傳和在敵占區進行破壞活動等方面接受美國的訓練，同時希望得到美國提供的先進電訊器材、武器裝備、運輸工具等。據參加起草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草案的軍統局軍事情報處少將處長鮑志鴻回憶，協議的第一條即是：“為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蒐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戴笠、梅樂斯與中美合作所》34頁，群眾出版社1994年版）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鮮為人知。據鮑志鴻回憶，美國空軍擊落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就有中美合作所的軍統局人員在電訊偵測和密碼破譯方面的功勞（同上書第41頁）。 同時，中美合作所還建立起了若干為美國海、空軍提供氣象情報的氣象工作站、觀測哨等，這些氣象情報在美軍對太平洋上日占島嶼展開逐島進攻和轟炸日本本土的軍事行動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戰後美國海軍部的一份報告甚至有這樣的評價：中國方面通過中美合作所向美國提供的日本佔領區軍事及氣象情報，“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情報來源”。 除去軍事行動外，中美合作所還進行了一些對日心理戰、經濟戰方面的工作。如收聽日偽電台廣播並用秘密廣播進行干擾和反宣傳，展開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在日偽軍中製造恐慌情緒，鼓舞敵後抗日軍民鬥志；印製汪偽儲蓄券假鈔偷運到淪陷區，擾亂日偽金融，並大量收購日貨與淪陷區物資運回大後方……

抗日戰爭勝利後，按照當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時《協議》的規定，美方人員分批回國。一九四六年一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結束，經軍統局報蔣介石備案。中美合作所中的軍統局人員回軍統局報到，非軍統局人員（這是許多人不了解的，以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員就都是軍統特務，其實並非如此）則發給三個月薪金資遣。各地訓練班、情報站均予結束（重慶特警班第二期學員因未畢業，移交軍統局接辦）。重慶中美合作所四一醫院移交中央醫院接收，上海中美醫院移交同濟大學接收……到一九四六年七八月間，全部結束手續辦理完畢。 在歌劇《江姐》的最後一場（場景說明：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女牢），江姐在就義前，得知敵人就要逃跑時，嘲笑沈養齋說：“怎麼？你害怕了？你們'中美合作所'這塊招牌就要摘掉了！”編導和演員都不知道，其實“中美合作所”的招牌早在這個劇情發生的四年前就已摘掉了。

不過，因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負責人是在國民黨內外名聲都不大好的軍統局負責人、特務頭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樂斯又不顧美國當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國國共兩黨衝突的內政，再加上該所訓練的作戰人員、警察和特工，獲得的美式武器與設備器材，後來都被國民黨當局用到了反共內戰中，因此，該所便有了一個“扶蔣反共”的惡名。當年曾以美國戰略情報局僱員身份在重慶與梅樂斯共過事的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評論說：“中美合作所確實曾經部署過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做了準備。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於，當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爆發時，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這就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對中共的活動。這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並完全有正當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不義行為。”（《費正清對華回憶錄》，知識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56頁）

由於這樣一些歷史的原因，在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在其原址及其附近發生的監禁、虐待和屠殺政治犯的罪責，便被算到了它的賬上。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時發生的對被關押政治犯的集體大屠殺，更被宣傳為“中美合作所大屠殺”，使“中美合作所”聲名狼藉，成為後來反美、反蔣（國民黨）宣傳中的一個重要靶子。許多人不再清楚它當初究竟是個什麼機構，而只以為它是一個血腥恐怖的集中營了。再加上小說《紅岩》及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等文藝作品的一系列渲染，“中美合作所”作為反面形象的知名度，竟大大超過了同樣在重慶而有著更重大歷史意義的革命紀念地紅岩村。 甚至一些美國人也對中美合作所持懷疑甚至厭惡的態度。美國學者邁克爾·沙勒在《美國十字在中國》一書中就專門寫了一章《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勢力蠢蠢而動》，中譯本於一九八二年七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前，這一章曾在《參考消息》上連載，頗有影響（有人在回答對中美合作所歷史真相的質詢時，就拿此書當作證據）。其實，書中雖寫到梅樂斯利用中美合作所從事“扶蔣反共”活動，但仔細閱讀就會清楚，那大多是梅樂斯的個人行為而並不代表美國政府當時的對華政策，同時，書中明確寫了，梅樂斯的這種行為一直受到美軍駐華戰區司令官（先是史迪威，後是魏德邁）和美國戰略情報局、美國駐華大使館及羅斯福總統的代表等多方面的強烈反對和竭力阻止。

本來，在中國社科院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美國研究》雜誌上，就已發表了當時在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編研室工作的鄧又平先生（現在重慶市博物館）所寫的《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一文，澄清了許多史實，列舉了有力的證據，否定了以往給中美合作所加上的“逮捕、關押、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營”等罪名。但因該雜誌發行面窄，一般讀者不易讀到，再加上小說《紅岩》還在不斷再版發行，電影《烈火中永生》、歌劇《江姐》還在繼續上映和演出，所以中美合作所在許多人印像中還是“法西斯集中營”。 重慶歌樂山下的白公館、渣滓洞，是兩座臭名昭著的國民黨監獄。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為其專門關押政治犯，並且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至十一月底，面臨崩潰的國民黨當局對這里關押的以共產黨人為主，包括民革、民盟、“托派”及無黨派人士（還包括軍統局的違紀犯）在內的二百餘名政治犯進行了慘絕人寰的血腥大屠殺。長期以來，中美合作所被認為是這兩座監獄之上的總名稱。

白公館，原為四川軍閥楊森部下師長白駒的鄉間別墅，一九三九年冬由軍統局用做臨時看守所。當中美合作所建立時，白公館看守所奉命將人犯遷往渣滓洞，白公館房屋則讓給美方人員作為住所，名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戰勝利後中美合作所撤銷，美方人員回國，白公館才又恢復關押政治犯的職能（後稱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關押國民黨當局認為是“要犯”的較高級別政治犯。如果說在中美合作所設立期間白公館就是監獄（或集中營），那麼，關在裡面的犯人是誰呢？難道是那些住在裡面的美方人員嗎？ 渣滓洞監獄，原是因白公館看守所人滿為患而增設，一九四六年底將人犯遷回白公館後，曾一度關門，後於一九四七年底又重新開張（稱重慶行轅第二看守所），主要關押在一九四七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聞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裝案被捕人員，川東三次武裝起義被俘、被捕人員，《挺進報》事件被捕人員，民革川東、川康分會成員等。

鄧又平先生在《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文中列舉了他的一個調查統計結果：當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後關押於歌樂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葉挺、廖承志、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張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關押於此的，另一些人（如楊虎城、許建業、江竹筠、陳然等）則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才關押於此的，對政治犯的屠殺，全都發生於中美合作所撤銷之後。鄧又平先生得出結論：“中美合作所與這些逮捕、關押、屠殺等罪惡活動是完全無關的。”“至今為止，在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的檔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簽發的逮捕、屠殺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沒有一份材料中提及過，說是美國人親自參加了這些活動。”（《美國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3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