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第123章 臨澧訓練班

戴笠在湖南籌建的訓練班位於長沙外臨澧縣的一個舊中學校址。這個軍統重要的干部培訓學校在它於1938年3月成立時,只是以“訓練班”的形式存在。 1937年成立該學校的計劃小組開始行動的時候,軍統還沒有正式成立。於是戴笠使用了軍委的權力,把它命名為“軍事委員會特別訓練班”。但軍委辦公廳不予以承認,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務委員會主任的職權把它改名為“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人員訓練班”。 軍統第一期畢業生被吸收到這個中央警校裡,但在軍統內部他們只被稱為“特訓班”成員。學員們後來使用“臨訓班”或“臨澧訓練班”來稱呼他們當時的訓練班,他們對自己是軍統新特工訓練學校的首屆學員的身分都極為驕傲。因為,他們自然都強烈意識到,這幾乎相當於黃埔軍校。而且,戴笠決心要把軍統最優秀的人才送到臨澧當教員,使這一點更加明顯。畢業後這些男女便成為其他訓練單位的骨幹,如後來指導蘭州特訓單位的廖華平。吳瑯任黔陽特訓班副主任,金樹雲任東南特訓班主任。

副班主任餘樂醒關於情報工作的講話,更加激發了臨澧訓練班學生們的優越感。資歷較深的老特工餘樂醒,把他們的新職業與里的主角諸葛亮的使命相比。 “諸葛孔明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情報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組織家和實踐家。”他不僅在三國之間建立了“科學情報網”,而且還採用了“最有才華的高級特工人員”,同時他本人還是一個傑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實戰統帥。 雖然幾百個學生都是通過已在特工部門裡的親友介紹進來的,但並非所有的新生在剛到達臨澧,穿上灰軍服和領取十二元月津貼時,都能意識到他們是進入了軍統的。從鄭州梁幹喬那裡來的八百多個年輕人被告知,他們是參加了國民黨軍隊“總監部技術人員”訓練班。他們中許多人無家可歸,而且他們在剛到達臨澧,對湖南還人生地不熟時就被派去與教員一起修建學校的樓房和蓋一個能容納上千人的草竹大禮堂。也許在主任餘樂醒為取悅戴笠,用軍統頭子的另一個名字把禮堂的一部分命名為“雨農堤”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訓練的真相。

餘樂醒實際上只不過是訓練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義上的主任。而教務處長謝力公是戴笠派去抵銷餘樂醒對學生的影響的。在這些學生終於明白了自己是進了間諜學校後,他們變得十分不安起來。他們是逐漸明白訓練真相的。當學生們在三月到六月間接受“入伍訓練”(主要是觀察他們的政治思想狀況)時,他們的家庭背景受到調查,本人的個性也受到考察,以確定他們將來最合適的工作。當他們到了“分隊訓練”,而且看到他們學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綁架、暗殺等技術時,許多人害怕後悔起來。 最強烈的抵制來自於一個女生組,她們是戴笠讓胡宗南從長沙中央軍校第七校園招收來的。這些女青年以為她們是棄筆從戎抗日救國,當她們得知是在受訓練變成特工,其敵人還包括共產黨時,她們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樂醒對此的反應都非常慎重。因為她們是胡宗南招收來的,而且家都在長沙附近,這些青年女子沒有受到赤裸裸的脅迫。相反,謝力公和政訓教官花了一整天時間,對她們講為軍統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將來晉升的各種可能性。最後,她們勉強答應留下來接受訓練。在著名女特工如吳毓坤、趙世英、彭家萃、吳奎元、吳舜華和凶狠的中隊長安佔江(她丈夫因惹惱了她而被她用手槍打死)的監護下,她們逐漸成為軍統的骨乾和外勤特工。

自此以後,所有的新生都得簽署一個自願加入軍統組織的表格。就像戴笠說的:“只要你開始就給他們的脖子上圈套,以後你就可以駕馭他們了。” 臨澧訓練班六個月的培訓初期,相當的力氣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據當時在總務處工作的沈醉說,大部分政訓都是關於反共的。 政訓教官頭兒汪祖華企圖說服學生相信,共產黨說他們打日本人打了勝仗是騙人的。學生們對他的說法感到懷疑。但是,這位政治指導員和七個中隊(每隊有140個學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堅持說共產黨正在秘密地搞一場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戰爭。是國民黨以它的“革命集團”和軍事統計局在打一場抗日戰爭。 “除國民黨外,沒有任何一個黨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 臨訓班的政治教官們還花很多時間來調查學生們的政治言行,沒收“進步”書籍和雜誌,如《新華日報》,還檢查他們的郵件。這類窺探尤其讓那些自己的情書被截收的學生氣憤。後來,學生們想讓附近的商店幫他們收信,而店主則被告知不要幫學生的忙,或者把他們的郵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兒偷偷地打開檢讀。

儘管臨訓班當局竭力想對訓練班的存在保密,但他們不久就發現,許多人都知道縣里有一個很大的特工訓練班。甚至從共產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也有來信,假裝是來自前訓練班的學生的,這些信要求學生們趁早退出訓練班,以免為時過晚。這些信被發現不久後,臨澧隊部就開設了“禁閉室”,來對付違反紀律者或者威脅要逃走的學生。 對共產黨誘惑的恐懼甚至蔓延到了教官們本身。關於對共產黨進行滲透的課程被認為是特別敏感的部分,因為這些課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經在黃埔軍校當過政治指導員的廖華平,本人是前共產黨員。在這些課上,他們使用從郵檢或警察搜查中沒收來的共產黨文件,來給學生講一些馬克思主義術語,好讓他們能裝作“進步”的樣子。與此同時,教官們還得使用這些教材誹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使學生對列寧主義有抵抗力。據沈醉說,他當時在臨澧隊部工作,這使教師們非常為難。作為前共產黨員,他們想讓學生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但他們害怕其他軍統同事們會誤以為這是秘密左翼政訓,是要學生們接受再教育。他們知道戴笠在他們中間安插了密探,這更增加了他們的恐懼。戴笠第一次來到校園時他隨便提到連總隊長陶一珊有晚飯後打牌的習慣。這使每個人都意識到他對這裡保持著密切的監視。

戴笠第一次來臨澧訓練營地是在1938年秋天。餘樂醒要給他一個好印象,於是讓學生們作為警衛向戴笠的汽車致敬,由兩個中隊的學生擔任警戒,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當戴笠的車到達縣城附近時,一聲立正的口令發出,隨著幾處同時傳出了立正號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裝學生也立刻開始執行斷絕交通的任務。戴笠在來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對余樂醒不滿的小報告,他已經火冒三丈。當他到了縣城,看到接待的陣勢這麼講究,他的脾氣當場就爆發了。他一邊從車裡出來,一邊大聲地質問餘樂醒,這套戒備森嚴是怎麼回事。他說,他們又不是過去的軍閥!要是領袖蔣總司令知道了這些可笑的陣勢,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讓余樂醒做任何辯解,一路發脾氣一直發到班裡,把在場的學生都嚇壞了,感到他們主任的威風的可怕。

讓戴笠如此憤怒的小報告來自他的密探,報告形容了余樂醒作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餘對特工有廣泛的知識,這使他一開始就贏得了學生們的敬意。由於他給所有的新生們上基礎間諜課,所以在贏得他們尊敬和忠誠的同時,他結識了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訓練開始的幾個月裡,餘和學生們非常接近,這使想成為學生們惟一的領導和導師的戴笠非常嫉恨。 於是,在他訪問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對匯集在禮堂裡聽講的教官和學生們貶低餘樂醒。他不僅專門指責副主任,而且還罵總隊長和總教官們,說他們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時間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學生們。他說教官和隊長們中有不少人與女生髮生不正當性關係。他嚴厲地指責總隊部強迫所有的學生學會游泳,結果淹死了一個湖南籍女生;還有,一個學生在跟朝鮮的空手道教官學拳擊時被打傷致死。不過,他高度讚揚前共產黨員廖華平,說他在政訓課上力圖使學生理解:要是不殲滅“赤匪”,那在將來大家就死無葬身之地。

訪問的第三天,戴笠與各個學生小組講話,他告訴他們,軍統是國內最革命的組織,他們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還專門查看了“他的”學生的記錄,並提升了一些他認為應受嘉獎的學生,同時下令把那些小報告裡說得最壞的人禁閉起來。但是,戴笠對學生們的控制並沒有使餘樂醒垮掉。戴笠訪問臨澧後回到了漢口,關於餘的聲望的新報告又送到了軍統總部。於是戴笠決定用陶一珊取代餘樂醒。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雖然在1938年5至6月裡陶一珊盡最大可能來管理學校,師生們似乎對余被撤職感到非常難過。最後,為了重振他們的士氣,戴笠軟了下來,在7月下旬恢復了余樂醒的職務。 自然,對師生們來說,整個事件只是提醒了他們戴笠無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強了他們對戴笠私人獨裁專制黑暗面的認識,這很快地成為他們終身面對的一個事實。然而,臨澧的學生們雖然對他們將來作為秘密警察的個人安全感到憂慮,但他們還是受到間諜活動的深深吸引:無論是學習如何迅速拔槍射擊、撬鎖和開手銬,還是在長沙街頭上練習發現和甩掉跟踪等。

他們部分是由於受到現代間諜技術吸引,部分也因為受了傳統武藝的誘惑。戴笠本人就深愛中國的拳擊師,例如一個叫李克煉的臨澧學生是個氣功師,他能在腹部放一塊大石板,別人用鐵鎚將石板擊碎,而他的腹部卻不受絲毫損傷。戴笠後來任命李克煉為軍統重慶技擊班副主任。在臨澧班的畢業典禮上,戴笠還對朝鮮空手道教官讓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在幾秒鐘裡失去知覺的掐指術印象深刻。當戴笠在武術教官的表演後斥責他時,別人都以為他們的頭子講人道,怕把這小孩子弄死。其實,戴笠發火是因為他不想讓那位武術教官在眾人前洩露這種“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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