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財政部安排了一個在江蘇市場公開銷售鴉片的方案，江蘇省政府授權在當年9月1日公開出售沒收來的毒品。杜月笙與省政府的代表們談判後獲得了對上海市場的鴉片壟斷，後來又在漢口的一次會議上答應直接向財政部上交300萬元，以獲取政府對從四川過來的貨船的保護，從而將壟斷擴展到了全國。 接著，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個新批發公司，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貨。據說“三鑫公司”每月向中國地方當局和其他機構支付20萬元。這個毒品銷售的龐大計劃的用意之一是保護特工。這有兩層意義。從地方上講，杜月笙三鑫公司的業務與中國市政治安力量的腐敗利益密切相關。據英租界的一份警察報告說： 在全國范圍內，杜月笙同時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大運公司”。該公司在經銷“航空獎券”上賺了一大筆，並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鴉片商。戴笠從賭博行業和毒品買賣得來的利潤被用來補貼秘密特工活動的經費。

與此同時，宋子文繼續盡力擴展南京政府對鴉片的全國性壟斷。 1933年1月，再次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把漢口的特別稅務局劃歸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直接管轄。 2月，鴉片管制的一切權力全都交到了軍委會主席蔣介石手裡。同年，中國當局繳獲了大量的嗎啡，漢口稅務局對鴉片船隻的納稅在1600萬元以上。國民黨已經開始有規律地把繳獲的鴉片送到杜月笙那兒去提煉海洛因。這時英租界的特別署發現，蔣介石決定把這批新繳獲的嗎啡提煉和出售，據說是用於醫療目的。其實，“所獲盈利是為藍衣社之用”。 規定給杜月笙提煉嗎啡和海洛因的時間是6個月。這段時間，他設在南市的加工廠得到承諾，會受到政府當局的全面保護。杜月笙從中看出贏利的機會——這可以幫助他籌集為維持壟斷而答應支付蔣的巨款。想到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經營毒品，他便與張學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長張學明暗中達成了協定，把張學明在天津儲存的嗎啡的一大部分運到南市的工廠去提煉，以取代被蔣介石的人沒收的那部分供應。據上海市政警察報告，吳鐵成市長“為默許這場騙局”而每月收入一萬元。

當六個月的時間到期時，吳市長向蔣介石申請延期，因為毒品市場不景氣，為提高他們的利潤得延緩提煉。蔣批准了申請，但到了中秋時，他獲悉了杜與張學明合作的騙局（也許是從戴笠那兒）。 蔣介石本來就已經為罪犯圈子公開談論政府與地下社會在毒品買賣上的合謀而惱火。他立刻從南京派遣了一支憲兵隊去襲擊和占領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嗎啡工廠，他們在那裡繳獲了價值150萬元大洋的毒品。突襲的事一傳到杜月笙那裡，杜便對警備司令部副官長溫建剛施加壓力，讓他下令撤軍。撤軍令上蓋有上海市市長吳鐵成將軍的鋼印。但是，憲兵隊不僅沒有識相撤兵，反而呆著不走，而且還把吳鐵成的命令轉給了蔣介石，蔣大為光火，追問吳怎麼回事。上海市政警察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告解釋說：“市長為自己開脫，說他不知道有嗎啡工廠，而且他的鋼印通常是由副官保管，僅供公用，他不知道有人用了它。結果溫建剛被押送到南京，最後被槍斃。不知杜先生自己如何擺脫了他在這場風波中的責任。”

到了1934年，中國政府在鴉片上的年收入超過1億元。貪婪的宋子文決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與幫會分子爭奪對上海市場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鴉片管制部門的主任，還招收了一支由幾百個精幹警察組成的特別隊伍來實現他下的賭注。他失敗了，這也許是由於杜月笙願意迎戰他的賭注，因為說穿了這本是蔣介石的賭局。過了不久，宋子文的鴉片警察隊就解散，而蔣介石的秘書長楊永泰與杜月笙談成了一個在南市重開嗎啡工廠的新協定。自此以後，所有來自重慶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煉，全都壟斷在杜的藥劑師手中。 同年，杜月笙繼續青雲直上，他擁有的頭銜有：海陸空總司令部參議、上海地方協會會長、中匯銀行董事長、上海市參議會議長、法租界納稅華人會主席、上海中國商業絲棉貿易協會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員、上海市商會常務監察、中華蒸汽商業航海公司常務委員會成員，以及《申報》、《時事新報》、《商報》和《新聞報》董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