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謀殺楊杏佛

謀殺楊杏佛事件與“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關，因此也與國民黨左翼領袖鄧演達的死有關。 1931年8月19日，國民黨左翼領袖鄧演達主持第三屆黨幹部培訓班的結業式。這給蔣介石的人一個逮捕鄧並將他投入監獄的機會。鄧演達在監獄受到總司令本人的審訊和懲罰。被捕4個月後，蔣介石下令殺害鄧演達。於是，12月29日，蔣的警衛頭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門外的沙子崗悄悄地將鄧處決。不過，蔣的重大政治對手之一的消失是無法長期對公眾隱瞞的，消息傳開，群情激憤。 鄧演達之死作為蔣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權利的又一個例子，使反對政府侵犯人權的鬥爭更加激烈了。 1932年12月，一組包括蔡元培、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和史量才在內的全國最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共同組織起了“中國人權保障同盟”。其總幹事和副會長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進步的圈子裡名聲漸起的楊杏佛。

楊杏佛（楊銓）畢業於清華大學，曾就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在中國人權保障同盟任職的同時，還兼職為上海政治分會和中山陵工程委員。那時他和妻子趙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7號，離亞爾培路331號同盟辦公處不遠。殺害楊的決定顯然來自蔣介石，這既緣於對楊介入同盟活動的不滿，也是為了殺一儆百。 同盟在上海和外國報紙上刊登的鄧演達被害的英文佈告激怒了蔣介石。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之後的動盪中，楊杏佛去過華北呼籲全國統一抗日。蔣介石對此非常惱火。於是1933年3——4月間，戴笠從他的領袖那裡接到了刺殺楊杏佛的命令。這位特務頭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揮部，親自監督執行這一計劃。

戴笠的第一個步驟是監視楊杏佛，以找出楊的行動規律。他的特工很快就發現，楊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個地方練一兩個小時的騎馬。他們立刻製訂了一套接近他並在他練騎馬時行刺的方案。蔣介石不同意這個方案。他認為，楊必須在法租界內被殺，這樣他的死對宋慶齡會有很大的影響。戴笠理解這次謀殺的主要目的在於恐嚇同盟的其他人員，自然同意蔣的想法，隨即制訂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對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謀殺楊的計劃。 行刺隊由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帶領，他隨身帶了李阿大、過得誠和施芸飛等人，彼此宣誓絕不被活捉。 1933年6月18日，刺客們躲在亞爾培路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門口。當楊杏佛的汽車在大門口一停下，刺客們立即上前開槍。楊杏佛連中10槍。混亂中刺客之一過得誠轉了向，被趙理君無意擊傷。結果過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沒有實現，但後來終被戴笠的特務滅口。其餘的刺客全逃跑了。受致命傷的楊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廣慈醫院，在那裡他因傷勢過重而去世。

楊杏佛的被殺是個“著名事件”。宋慶齡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 魯迅以悲傷的語氣寫了一首哀悼詩： 楊杏佛的葬禮，是在6月20日一個夏日雨天舉行的，宋慶齡和魯迅冒著生命危險前去弔唁。 那段時期，宋慶齡受到持續的監視，而且戴笠的特工多次企圖收買她的女傭，但都失敗了。而且，負責監視她的便衣特務也只記下來往人員的汽車牌照，從來沒有跟踪來訪者到他們的住處。不過，特工們報告說，宋慶齡並沒有被楊杏佛的死嚇倒，而蔣介石對她無所畏懼的態度惱怒之極，命令戴笠用車禍來威脅她的生命安全。為此沈醉安排了一系列技術細節（包括把他們汽車的前窗玻璃換成防震玻璃，因為汽車將被用來作懲罰的工具）。但在最後一刻蔣介石開始顧慮起來，他怕自己的秘密特工會不慎將宋慶齡撞死，而他的夫人和宋子文會因為他害了他們的姐姐而跟他大吵大鬧，於是他取消了這個計劃。

宋慶齡在楊杏佛被殺後表現出的無所畏懼，促進了國際輿論反對蔣介石政權的過分行為。假如謀殺對恐嚇其他進步人士的確有效的話，它也使委員長的政府聲名狼藉。 1933年7月19日，《上海晚郵信使》（Shanghai Evening Postand Mercury）發表了一篇題為《55個中國領導人被“法西斯分子”列入謀殺黑名單的神秘文件——蔣總司令被稱為是“藍衣社”謀殺活動的命令者以鞏固個人權力》的文章。據說被楊杏佛之死激怒的公眾現在又對這份“神秘的文件”感到不安，此文件應該是從蔣介石的“秘密藍衣社或中國法西斯組織”中洩露出來的，上面有所有關於暗殺的指令。看來，哈若德·依薩克斯（Harold Isaacs）的《中國論壇》（China Forum）從廣州共產黨中央新聞社（中央社）直接收到了一份該文件的複印件。據《中國論壇》報導，該文件（註明日期為6月15日，楊杏佛死前三天）不僅列出了要謀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而且還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的對手作為目標，如胡漢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