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第75章 滅絕人性

用刑的基本心理方法是把世界分成“我們”和“他們”。找替罪羊和貶低他人是達到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刑訊者們必須相信他們的世界是正義的,才能對受害者瘋狂地施暴。這種信念的結果之一是,審訊者把受害者視為自找苦吃,這些受害者的受刑實際上是罪有應得。在刑訊者看來,受刑者越是痛苦,就越有理由上刑。這種思維方法並不罕見,一般並不會引起人的殘忍。然而種精神狀態是虐待他人的前提,於是,對那些會把受害者當做對社會秩序的威脅或導致種族污染不純的人來說,它成為滅絕人性的心理條件。 刑訊者大多數是被製造出來的,而非天生如此。他們被逐漸地推向這種變態的精神狀況之中。大赦國際的報告說,由看守變成施刑人,往往開始於在審訊室外面當警衛,聽到裡面傳來的毒打聲。他們被調到關押室後,目睹了受害者如何遭到污辱。終於,如果他們稱職,便會“突然積極地參與”,自己毒打犯人。

正像刑訊者“失去了人性”那樣,他們會讓受刑者感到自己失去了精神力量,感到他正在失去他身體的完整性。戴笠使用兩種刑罰達到這個目的:“老虎凳”和“踩槓子”,兩種刑法都會使受害者殘廢。軍統的審訊者們專門這樣來對付共產黨嫌疑分子,讓他們終身致殘。 “特工們為了強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線索,總是想盡辦法折磨革命人士的身體。他們既有著踐踏和摧殘人體的慾望,又追求科學效率。像沈醉這類向新手教授“行動技術”的秘密警察,總是熱衷於發展更有效的刑罰;新的刑具發明後一兩天之內,他們便在上海站牢房裡的犯人身上進行試驗,以完善他們的技術,然後將其加進軍統訓練項目裡去。從心理學看,這種對“從事刑罰業務”的“專業”和似乎“超脫”的興趣,便是羅伯特·列夫頓稱為“兩面性”的一部分:這些人“形成了一整套感情和習慣”,既與其邪惡角色相適應,又使其能夠在下班以後回到日常的自我。兩面性是終日作惡的關鍵,它可以解釋人們如何能陷入那種與其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如此背道而馳的活動中去。

但兩面性並不是一個完全神秘的過程。隨著刑訊室內一個個禁區的打破,刑訊者變得日益殘忍,獸性大發。例如,軍統的刑訊者還吃人肉。戴笠的特工們會以某些人“膽小”為藉口,把受害者的心和肝挖出來炒了吃,說:“吃了人心可以壯膽。”在戴笠的縱容下,他們還經常強姦年輕婦女,尤其是共產黨嫌疑分子。戴笠認為這是對特工們好好乾的一種獎賞或鼓勵。 刑訊者的類型範圍顯然超出了通常的具有性變態或性狂熱的人。然而,曾經出席對希臘ESA官員審判的大赦國際的代表們評論說: 總之,在一個軍統官員看來,秘密審訊女犯人,尤其是倔強激進的年輕女學生,便是用製造性器官疼痛和羞辱來“發洩獸慾”的機會。 軍統特工們把最為瘋狂殘酷的行為用在他們看守的女犯人身上:用針刺入她們的奶頭,竹籤插入她們的指甲,用藤條抽打她們的陰部。這些酷刑最終都得到戴笠准許,他自己正是如此採用了相同的殘酷手段來對待崔正瑤的(她丈夫在1935年11月企圖刺殺蔣介石,結果卻傷了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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