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秘密特工的社會淵源

特工組織，尤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一個大雜燴。他們中有律師、教授、銀行職員、記者、無業流氓，甚至有幫會頭目們。其中許多人參加特工組織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如我們所見的沈醉，1932年他剛從浙江鄉下出來，與秘密特工掛上鉤是通過他姐夫、上海站成員餘樂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地幼稚，由他們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務隊伍往往敵不過老練而機智的共產黨對手們：他們受像周恩來這類幹部的領導，能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些持槍行凶的年輕人。的確，儘管秘密警察製造了白色恐怖，但他們往往非常拙劣。偶爾，當他們在上海馬路上追捕輕易脫逃的“顛覆分子”，或坐著破舊的司蒂倍克汽車，持槍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過他們的汽車時，真像無聲電影裡的小丑警察那樣滑稽。

戴笠故意壓低上海特工的經費：他們每月只有30到100元，再加獎金和補貼。雖然一個組長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別費，但還是入不敷出，於是大家都設法去得獎金。每當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務處的人員收入太少，戴笠總是一本正經地說：“我們是乾革命工作，不能講享受，應當艱苦一點”。但有一次戴笠發脾氣，格外直言不諱地對沈醉說：他故意把特工員們的工資壓低，這樣他們就可以努力工作來爭獎金，從而變成一種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 自然，低工資也容易導致貪污。起初很少有特務能賺外快，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可撈外快的公職。那時，除了極少數的人有軍事委員會或參謀部身份外，上海站的特工員沒有合適的證件允許他們拘捕可疑分子，也就無法敲詐勒索。於是，年輕特務的最大願望之一就是有一個公職，不管是當幌子還是正規工作都行，這樣便可以有額外收入，並且有機會來敲詐勒索了。沈醉到警備司令部偵探大隊工作的第一天，在抽屜裡發現一個“紅包”，上面寫著“請笑納”，裡面有200元現錢。他覺得奇怪，就問偵探大隊長翁光輝怎麼回事。翁微笑著說不知道。從那以後，沈醉的抽屜裡再也沒有出現紅包。但沈醉發現，同辦公室對桌的林之江經常在打開抽屜後臉上浮現笑容，然後把什麼東西從裡面拿出來裝進口袋裡。

因為沒有警察的權力和掩護，戴笠的人就往往裝作記者，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說得過去的理由來提問和照相。例如，張人佑就裝成《溫州日報》上海辦事處主任。還有許多特工的確是記者，甚至還出版報刊雜誌。二組的特工毛仿梅是上海大報《晨報》的攝影記者，他利用記者的照相設備拍攝了民主黨圈子裡的“眼線”（他們也是正式受僱傭的記者）從進步人士那裡偷來的文件。另一個《晨報》攝影記者高鞏白（他在學生運動和文化活動中非常活躍），是特務處的特工，而《火炬》的主編崔萬秋也是。 沈醉自己也打著湖南湘光通訊社記者的幌子，使用陳庚和陳倉的化名。他還在法租界霞飛路巴黎電影院對面開了一家女子書店，並在那裡出版一份叫《女子月刊》的雜誌，在南陽和閩廣一帶發行。他一直用此刊物作掩護，矇騙了許多記者，他們都對此信以為真，甚至在他成了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隊長，經常從事綁架和謀殺後仍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