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復興社與特務處的分裂

雖然在別處復興社和特務處的關係並非如此緊張，時間一長，這兩個組織的分歧則越來越明顯。 1933至1935年間，戴笠秘密特務中絕大部分的基層人員都願意參加複興社的活動。但一旦加入後，戴笠的特務就開始組織只有特務處人員參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組長”們，包括在警士教練所工作的黃加持和楊華波，當時在復興社內部組成了自己的小組。每次開會，他們從來不在別人面前匯報其情報工作的細節，完全無視復興社總部關於以該社名義進行特務活動的命令。不久以後，這些秘密特務索性不在復興社支部開會了。在名存實亡的“革命同志會”裡他們也同樣如此。 活動的分家，或者更確切地說，對複興社普通人員隱瞞特務活動，也是湖北藍衣社的典型做法。當蕭作霖在1935年任藍衣社湖北分社書記時，特務處的頭子周偉龍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員都從來不向他匯報任何情況，他惟一知道的關於特務處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

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特務處要進行自我保護，以不受藍衣社的大型組織復興社的渙散、好爭愛鬥和低效率的組織質量的影響。 特務處的組織紀律較之復興社的一般組織嚴密得多，對所屬一切人員有掌握控制的絕對權力，它的所有各級人員又都是有職有薪的職業特務，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許有什麼糾紛，而對外卻要殺人就殺人，要對付誰就對付誰，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談虎色變了。 特務處上海站鮮明地反映了這種對比。在王新衡當站長的時期，他明確地表明從不參加複興社的任何活動，那裡勾心鬥角一團糟。 總而言之，特務處得對上海復興社特別注意，因為在復興社內部的領導劉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爭權奪利鬧得一塌糊塗。他們之間的爭鬥如此激烈，以至於每人都在陰謀暗殺對方。這些陰謀活動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務站進行秘密調查。復興社的中央總部派了徐進到戴笠那兒，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給吳乃憲當書記。吳是上海區區長，他再三叮囑徐，千萬不能將調查情況洩露給復興社的其他成員，否則會引起某些上層人物極大的不滿。徐進答應了，於是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復興社在CC派的攻擊下投降為止。

與此同時，在河南的特務站力圖在沒有“土豪劣紳”參與的情況下繼續運作，那些人在戴笠將其人馬從省復興社分離出來之前，給秘密警察帶來了極壞的名聲。但蕭灑及其同夥們並未銷聲匿跡。當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復興社像《水滸》裡描述的那樣，“揭竿而起”。開封向省內各地的支部發出命令：動員地方上的幫匪和實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聞名天下的土匪頭目們開始計劃集聚起來，形成一個抗日同盟。他們在鄭州舉行了一個大會，會上充滿了高老末和趙天清這類名聲赫赫的大土匪。儘管國民黨參議艾經武退出了會議，認為政府簡直是在為這些不法分子的搗亂開綠燈，但這些匪首們還是組織起了28個游擊縱隊，由臭名昭著的蕭灑領導。果然不出艾參議所料，這幫游擊分子在緊接著的幾個月裡在鄭州又賭又嫖，直到蔣介石下令逮捕了他們並押送到武漢為止。但已為時過晚：河南和湖北本是複興社在招生和組織方面比較成功的地區，但後來藍衣社卻被弄得聲名狼藉，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與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與特務處的恐怖活動有關。儘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對省裡的土劣們保密，不向其透露他們相對專業而且比較規矩的警察活動，但這也無助於改變公眾對他們的印象。

蔣介石後來對藍衣社在各省建立獨立的藍衣運動的失敗並未感到沮喪。因為他對賀衷寒這些人企圖用複興社作為政治武器來實現其政治野心的做法，總感到可疑。賀衷寒已經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過對藍衣社政訓系統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確保他在黨內地位的上升。因為賀衷寒先是投靠了陳誠，後來又追隨胡宗南，他便以為自己有了全面的支持，而有資格作為整個黃埔圈的代表說話。但蔣介石不喜歡看到任何一個個人冒出頭來，尤其是藉口代表藍衣社和黃埔軍校畢業生總體來反對他的領導。於是，他始終如一地利用複興社的其他領導人，如酆悌、康澤和戴笠，來防止賀衷寒在黨內“法西斯”派裡壟斷意識形態權威而成為二號人物。 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起來時，賀衷寒已經徹底失寵了。在蔣介石被扣押期間，賀衷寒堅決支持何應欽的領導，並成為“討逆”運動、主張進兵討伐和轟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為，若蔣介石一旦被釋放，那他賀衷寒便有發動“勤王”之功，會得蔣介石之寵；若蔣被處死，他又可以成為擁戴何應欽的繼位元勳。但他萬萬沒有料到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回南京，他自己會涉嫌陰謀篡權。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辭去複興社頭目的職位以外，別無選擇。蔣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辭職，並強迫他成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為社會部勞動局局長。賀衷寒的原職復興社總書記，被蔣介石任命的劉健群擔任，但很快又由康澤接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