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

第51章 政治訓練

賀衷寒在這方面不乏對手。被認為是藍衣社留歐小團體的領袖酆悌,就認為在青年人中開展宣傳工作是取得軍事勝利的關鍵,也是他個人的成功。當蔣介石認為滕傑軟弱無能時,酆悌取而代之,成為複興社的總書記。酆悌當總書記時,在“訓練總監部”下設立了一個專門針對學生的夏季軍事訓練項目。於是“縱隊”在全國重要的省市組建起來,它們受高級衛戍軍官或者從南京力行社派出的專門骨幹指揮。 滕傑下台後,藍衣社的留日派與鄧文儀和賀衷寒聯合起來提名賀衷寒為複興社的總書記,這時問題的焦點便轉到了政訓處。自從賀衷寒1935年從湖北調到南京後,政訓處就歸他領導,政訓處成了藍衣社在軍隊裡的要塞。 軍隊政訓系統在軍委會的秘密活動中佔有關鍵的地位。政府軍事力量的每一層機構、每一所軍事學校、每一個軍事單位裡都設有政訓處。通過在復興社里任成員的雙重組織身份,賀衷寒及他的骨幹們得以把訓練系統與負責領導地方反共宣傳的“軍隊黨務”處接合起來。儘管黨務處應當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領導,但它受復興社的骨幹分子控制。

力行社的成員也控制了培訓政訓處幹部的單位。其中最關鍵的是附屬軍委會、由孫常鈞領導的“幹部訓練班”。孫既是黃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員。幹部訓練班成立於1932年4月,當時有5個隊,1800多個學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軍事學校的畢業生,其餘的要么是在前帝國軍事學校接受過培訓,要么是從軍閥那裡投降過來被分配到“臨時軍官訓練班隊”的人員。經過半年的培訓,畢業生被分配到各省,成為地方上市鎮民間學校的“國民軍訓教官”。少數的被留下當力行社其他培訓項目的“職官”。 雖然賀衷寒的主力人員都是複興社的骨幹分子,而且中層以上的政工人員都是複興社成員,但政訓處系統仍然相當獨立於復興社。賀衷寒和他的同志們直接從蔣介石那裡接受命令,而且政訓處大多數的處長並非複興社成員。除了執行反共宣傳以外,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對各隊的隊長進行調查和監視。這樣,作為整體,這些隊長們就能保證既在蔣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隊,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揮的部隊裡起到指導員的作用。

他們還要監視軍隊裡所有層次的軍官和學生的思想和活動。假如一個軍校生被懷疑是共產黨員,政訓處的政治指導員便有權下令逮捕他,並讓憲兵予以處置。憲兵在中國所有的主要城市裡都有它的特務機關。此外,政治指導員奉命調查他所在的軍事單位內的共產黨。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須服從,因為這就是軍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機構充分地合作。 那時及後來,蔣介石在原則上不允許軍隊的指揮尤其是師長以上的軍官參加複興社或者藍衣社,哪怕他們是黃埔一期班的畢業生也不行。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還有一小部分團長參加了復興社,但要么蔣介石對此一無所知,要么他們被派去指揮非蔣介石嫡系的部隊。但從總體上說,蔣總是在監視和指揮之間區分得非常清楚。在這方面,他的軍事指導員體係與紅軍的有很大的不同,紅軍的指導員既是政訓官員也是集體領導的成員,享有地位和權力。

通常權力與地位是相連的,但蔣的政治指導員因為缺乏通常意義上的指揮權,所以正規軍的軍官瞧不起他們。 他(蔣介石)不許掌握實力的部隊長參與政治特務,而使政治特務對掌握實力的部隊長起監督作用,以為牽制,可是事實上卻正相反:黃埔學生中掌握實力的部隊長並不願參加複興社組織,對政訓工作及其人員都很輕視;而政訓人員絕大多數也都不願幹這一行,把政訓工作叫做“賣膏藥”,認為沒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黃埔學生,更認為是倒了黴。他們只是把政訓工作當做橋樑,希圖藉此同各部隊長拉上關係,能轉入帶兵。 結果,他們不僅沒有有效地對本單位的軍官們進行監視,相反盡量討好他們,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為軍事指揮官。軍官們,尤其是“非嫡系”部隊的,反過來也用晉升甚至金錢來收買這些政訓人員。時間一長,對政訓員來說,這兩種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隊比到“嫡系”部隊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訓員願意到“非嫡系”部隊工作的另一個原因是,那裡的軍官生活比“嫡系”部隊的要輕鬆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隊裡,賭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視。

政訓處和復興社均在本單位裡設有許多幹部,因為這兩個組織是蔣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熱河,並企圖突破“少帥”張學良協調的長城一帶的防線後,計劃向東北擴展其控制的關鍵籌碼。當時的軍事形勢由於張學良與另外兩個東北軍閥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對立而復雜起來:後二者企圖在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高漲的愛國情緒中撈一把。當時馮正在張家口,他在辭去了國民政府內務部長的職位後,伺機再起。閻錫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陽的保安司令。兩人都不理睬張學良的命令。與此同時,雖然宋哲元將軍被派到了長春,但“少帥”的東北將士已散落中原,輕而易舉地成為傀儡政府和漢奸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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