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陵園別墅會議
“籌備處”在二月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一天晚上的7點召開的，共有25人參加。會議地點設在距明孝陵一里以外，位於中山陵右下坡松林中蔣的小別墅裡。除了滕傑以外，還有黃埔一期班的賀衷寒、潘佑強、酆悌、孫常鈞、杜心如、桂永清、鄧文儀和蕭贊育；二期班的葛武啟和蔡烴軍；三期班的周复、康澤、韓文煥、李一民、黃仲翔、邱開基和駱德榮；四期班的婁紹愷；五期班的干國勳、彭孟輯和易德明；及六期班的戴笠、劉誠之和陳祺。三名籌備處的人員：一期班的胡宗南和曾擴情及四期班的葉維，因為其他任務而沒有出席會議。
這些人在一個寬大的長方形的屋子聚會，裡面散放著各種沙發和木椅。蔣介石坐在屋子西頭的一張中型書桌後面靠牆的一把藤椅上。鄧文儀坐在領袖右麵茶幾邊上的一張小沙發里，準備作會議記錄。在滕傑將所有人，包括那三個不能出席的人點名之後，蔣介石抬起了眼睛，逐一看著每一個人。停了一會兒，他說：“黨國現處於非常危難中，特約你們來談談，聽取你們各個人的意見，故不採正式會議形式，重在聽取你們每個人發表的意見，說話不限時間。”
雖然蔣並沒有規定會議程序或發言人順序，但按照黃埔校友的聚會習慣，通常是班次早和年長的成員先發言。於是，一期班最年長的賀衷寒領頭，然後依次是孫常鈞、潘佑強、桂永清、杜心如、酆悌和蕭贊育。每個人講了20分鐘至半小時的話。在討論過程中門外沒有設警衛，而這是非常罕見的。帶槍的戴笠會不時地起身在室內和樓外檢查。他顯得警惕、認真而鎮定。據幹國勳回憶，蔣介石坐在那裡沉默不語，非常仔細地聽著，還不時地用一支藍鉛筆記筆記。偶爾沒有聽清楚，便會輕聲地問一兩個問題，好像盡量避免打斷發言人的講話。他顯得冷靜而耐心，這與他通常對他們的嚴厲、生硬和居高臨下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他差不多是請他們發表意見，讓每個人把話說完。
講話從晚上7點進行到11點。桂永清講得最長。他剛從德國途經蘇聯，穿過張家口和北平回到南京。他匯報了歐洲和中國北方對“一·二八”事變和“九·一八”事變的反映。 11點時，蔣站起身說，那些還沒有機會發言的人將在次日晚上同一個時間和地點繼續發言，便與鄧文儀一起離開了。其他人乘來時的原車回南京。在返回的路上，沒什麼人說話，但每個人都帶著“興奮”的神情。
次日晚上6點，這組人在二廊廟街“籌備處”外面集合坐車去蔣的別墅。戴笠和滕傑坐第一輛車，到達之後，先仔細地檢查了房子周圍和會議室內部。等蔣介石和鄧文儀一到，會議便按程序進行，發言也接著開始。那天晚上鄧文儀第一個發言，接著是葛武啟、蔡烴軍、周復、康澤、李一民和韓文煥。桂永清作了簡短的插話，他想把何應欽的一個弟子介紹進來，接著邱開基講了話。他們第二次會議的發言一直進行到晚上11點。
第三天晚上婁紹愷第一個發言，然後是乾國勳、彭孟輯、易德明和戴笠。據幹國勳回憶：
戴笠在那三個晚上工作得很辛苦。而其他人除了發言以外都能夠靜靜地坐著休息。他是唯一負責警衛的人。他一刻也沒有歇過。他只是在輪到他發言前坐了兩分鐘。這是他唯一的休息時間。他已經三十出頭了，雙眉濃重，兩眼很大，有一張方嘴。他穿一件灰白色中山裝。他站在屋子中間發表他的意見。他的講話簡練而有力。他講完後謙虛地請領袖和他所有的“老大哥”給予“指教”。
時近午夜，雖然外面一片寂靜，裝束整潔、戴著眼鏡的滕傑站到屋子中間，聲音響亮地宣布，在他看來，他們應當加強自己的組織，在領袖的指引下重振革命精神，用從內部消滅異己、在外部抵抗日寇的方式來“死裡求生”。他堅信，“我們若能掌握形勢，那我們必將成功。”滕傑認為，歷史已經證明他們不可戰勝。在廣東，他們僅以幾千人馬，便能夠聯合同盟，消滅比他們多達10倍的敵人。他們一不怕向敵人輸送大量武器和錢財的英帝國主義者，二不怕在他們中間充當“蘇聯傀儡”的共產黨人，統一了廣東，完成了北伐。如今憑著30萬人大軍，佔著幾個省份的要地，他們何不能聯合盟國、動員友善力量來“剿共”抗日呢？滕傑在對他們的事業表示了極大的信心後宣布，他們一定能夠繼續孫中山總理未竟的事業，完成革命，建設國家，氣壯山河。這是惟一能夠安撫孫中山和革命烈士們的亡靈，實現整個民族希望的道路。
在滕傑召喚祖國精神和革命烈士亡靈的慷慨激昂的言詞後面，存在著一個簡單的信息：中國人在蔣介石的領導下，能夠在粉碎內部敵人共產黨的同時，趕走日本侵略者。但蔣介石並不想听這個信息。內政已經開始轉向對他有利，而且在汪精衛被任命為行政院院長後，蔣即將成為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從這個制高點出發，蔣認為他能夠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甚至不惜暫時對日本人讓步。一個“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政策：安定在先，抵抗在次。而對蔣來說，“戡亂”的成功完全取決於確保他最親近的隨從徹底同意執行“安內”政策。
此刻，針對滕傑熱情洋溢的講話，蔣介石先強調了日本人對中華民族帶來的極大危險。他言簡意賅，直接針對聽眾，毫無誇誇其談。他說：
日本軍閥準備侵略中國已五十年了，其陸、海、空均已現代化了。一旦戰起，我們官兵在前線，幾不能抬頭瞄準射擊，只有挨打犧牲。犧牲完了，只有後退，退到最後再無可退之地，亦無可用之兵時，便只有訂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訂，便是亡國滅種。
蔣介石繼續說，在滿人統治中國的268年期間，犯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類暴行，又大興文字獄，頒布了虐待漢人的各種法律。而日本人在過去的50年裡在朝鮮和台灣的暴政比滿清王朝有過之無不及。不幸自孫中山去世後，“革命的責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據我對我們自己和敵人的了解，我必須不負我們的總理和烈士們、國家和人民的期望。”
蔣介石強調，日本人憑著現代化的軍隊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而中國人則完全缺乏防禦能力。所以，那些成千上萬反對他的退讓政策、頌揚第十九路軍的英雄們在上海的自殺性抗戰的中國人，完全是陶醉在個人英雄主義的狀態中。其實，他們中間沒有一人自願去前線。而中國此刻正需要“無名英雄”來“實幹，硬幹，快乾，苦幹”。
蔣介石對他的弟子們說，他的確有三十萬人的軍隊。假如他惟一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受人仰慕的“民族英雄”，而不顧民族危機的更大的歷史性後果，那麼他很容易實現自己的目標。但他個人的榮譽比起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安全來微不足道。為了自己的聲譽而犧牲國家，那便是背叛總理和革命烈士們的英魂，是將危機轉嫁給後代。蔣宣稱：“我所能做的是忍辱負重。”
（我）決不輕言作戰，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爭取準備時間，所謂最後關頭與和平絕望時間：就是敵人不顧一切進攻，非逼我們訂城下之盟亡國不可的時期。
憑著這一席話，蔣介石似乎完全贏得了聽眾們的心。這些黃埔畢業生被他的真心實意深深感動，他們全都站了起來，表示對這番教導的敬服。那時已是次日凌晨，蔣讓他們在早上8點到南京黃埔路的立誌社辦公室再來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