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三章投奔

據說，戴記得這個“小癟三”，並把他再次引薦給了蔣介石。蔣聽說戴笠甘願為他效勞，做他的“雞鳴狗盜之徒”非常高興。而戴笠雖已被黃埔六期錄取，現在既然得到蔣介石的接見，他表示，為了侍奉他的新主子，他情願放棄進黃埔。 而根據戴笠自己後來的說法，蔣介石最初想把他當做“勤務兵”用。但是，戴笠想用其他方法使自己成為蔣的要人。於是，戴笠作為總司令的“犬馬”，成了一塊人工海綿，拼命吸收他認為蔣會感興趣的信息。每隔幾天，他就會把以摘要或單子形式寫成的情報送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一開始“校長”看都不看就把這些報告扔進了廢紙簍。戴笠會很耐心地把這些摘要揀起來，燙平後再放回蔣的桌子上。慢慢地，其中的有些內容開始引起這位領導的注意。據說，蔣開始意識到，戴所提供的服務完全是為他著想。於是，他“耳提面命”，使戴成了他秘密安插在黃埔軍校學生編制中的機密情報人員之一。

蔣介石對黃埔軍校最關心的一個方面是學員們的思想意識狀況。從根本上講，學校的教學大綱意在為這批青年指出政治道德方向。這些青年往往來自於農村中農的背景，他們的幻想破滅，對現實不滿。教學大綱的目的在於培養“經過灌輸正確思想、遵守紀律的軍官”。在1925年的一次演講中，蔣對學員們說，中國人的主要弱點是缺乏對集體的忠誠，而中國人的散漫和無組織性是自宋朝以來不斷受外國侵略的結果。 但是校長對這個疾患並沒有一個持久或全面的精神治療法。軍校的政治教育薄弱，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搞宣傳的學員被派到國民黨北伐軍去了。另外，由於軍事指揮和政治教育分家，培訓部的教官們對黨的思想原則缺乏深刻的理解。蔣在1924年對第一期的畢業生講話中說，軍隊黨代表的任務應限於解決管理問題；他們不應當根據意識形態來對教官們下評論。對蔣來說，最重要的是“做人”：懂得遵守紀律，服從營地和校園的規章，堅守目標，並保持“良好的”日常生活秩序。與管理（後勤和行政）相比，蔣介石更強調戰地指揮，以這種方式贏得了學員們對他的忠誠。這種對管理的忽視——蔣介石從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後來證明是他和他的軍隊的一個致命弱點。 “這個最終的缺陷顯然使他無法認識到一個有組織、由專業人員組成的對現代軍隊的運作進行全面管理的製度的重要性。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指揮一樣，他的長處在於指揮軍隊作戰。”因為，“老頭子”——黃埔團體的人員這麼稱呼蔣——在軍校佔據特殊的地位：他既是一個廣受歡迎的演講者，又是一個能夠與大多數年輕學員保持精神上和感情上聯繫的戰地指揮員。

蔣與黃埔最密切的關係要算他與第一期的“天子門生”們，尤其是與胡宗南這些從浙江來的人。胡自己因為身材矮小，險些未被黃埔錄取（他須從廖仲愷那兒得到入學考試的專門許可）。但他一旦入學便乾得非常出色：在北伐前夕，他就被提拔為營長。 與此同時，他的朋友戴笠為成為一名騎兵軍官而拼命學習。一進黃埔，戴的言行舉止突然徹底變了。那個整天帶著同學吃喝玩樂、不務正業的傢伙不見了。相反，戴笠變得沉默寡言，善於觀察，少說多聽，為與上司保持關係而不是為了在同夥面前誇耀而大肆收集信息。據他的騎兵教練許振亞回憶，戴許多時間都不在黃埔軍校，而去廣州珠江上游與政治要人交結。 這位比烈馬還難馴服的學生，他學騎兵，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高興就請假往上跑，自習時就寫信，大家很懷疑他，怎麼那麼多信要寫？以後才了解他是跑上頭，通天到校長那裡，寫信也是送校長，來頭大，誰敢惹？

這些他應該為蔣介石準備的信，據說是針對總司令給他的兩個命令：第一，匯報學生中的思想狀況，尤其是那些參與共產黨和左翼活動的“革命軍人青年聯合會”成員的思想；第二，監視學校的軍官和指揮，以便匯報他們的個人生活狀況，以及他們是否腐化。那時這些報告直接送到胡靖安手裡，胡當時除了任蔣的秘書以外，還負責黃埔新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時還是“孫文主義學會”主管政治思想的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