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士誠的不在人間，使朱元璋再無敵手。劉、朱模式的歷史已到尾聲。不過，這一尾聲持續的時間很長。
張士誠壯烈的兩個月後，劉伯溫被朱元璋任命為監察院副院長（御史中丞）。這個禮物和劉伯溫所建下的功勳極不成正比，不過，劉伯溫什麼都沒有說，欣然接受了。很多人會發現，官職的高低刺激不了劉伯溫的神經，他是個“心不動”的人，想讓他心動，要頗費功夫。
不過在朱元璋看來，劉伯溫做不了宰相，因為他性情太剛，他也做不了副宰相，因為副宰相就是宰相旁邊的一片綠葉，劉伯溫做不了綠葉，世界上沒有哪一片綠葉能如劉伯溫那樣，稍一釋放生命的力量，就如最嬌豔的花一樣引人注目。劉伯溫黑白分明的性格，恰好可以做御史，御史負責監督百官，彈劾百官。可問題是，朱元璋居然讓劉伯溫做了個御史院的二把手，而劉伯溫的頂頭上司居然是軍人出身的湯和。雖然朱元璋說湯和是個文武兼備的人，可沒有人相信湯和的文能比過劉伯溫。況且，御史這一職務本身就是文臣的特權。也許，正是因為當時全國還未全解放，朱元璋為了給武將以激勵，才讓湯和坐在御史大夫座位上的。或許，劉伯溫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什麼都沒有說，人們幾乎連他急促的一聲嘆息都沒有發現。
那個時候，沒有人會為劉伯溫在官職上的不公正操心，因為應天城中所有人都在忙碌著。新的城池已經初具規模，朱元璋的將軍們騎著高頭大馬，背後跟著英姿颯爽的士兵到前線去為朱元璋爭奪最後的地盤。文臣們在光線充足的辦公室裡制定各種制度規章，為朱元璋不久後建立的新中國作著真心實意的準備。即使是老天也在為朱元璋即將建立的新中國而錦上添花。入冬以來，應天城始終溫暖如春。鳥兒唧唧喳喳地在城市上空掠過，春天才開始有的花香在1367年的冬天就已經沁入心脾了。
劉伯溫說，他很少見到應天城如此好的天氣。他說：“也許中國的春天真的來了。”朱元璋說：“人人都喜歡和煦的春光，可必須要經歷秋冬的肅殺。沒有秋冬的肅殺，就不可能有明媚的春光。”
這話劉伯溫早就說過：“元王朝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全是因為對官員的約束不嚴，法律太輕。”實際上，元王朝的法律太隨意，連成文法典都沒有，純粹的人治。朱元璋可不想自己即將建立的王朝是這樣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在他的命令和暗示下，唐宋法典不但死灰復燃，而且還添枝加葉，幾乎織成了一張密不透風的法網。
劉伯溫提出自己的意見：“網太密，水無大魚；法太密，則國家就沒有清白的百姓。所有的刑名條目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必須要仔細斟酌。”
朱元璋對劉伯溫的意見表示贊同，倒不是因為他有慈悲的情懷，而是當時他的吳王國還未解放全中國，法律太嚴苛，恐怕會失去解放區的人心，使元統區的人因恐懼他的法律而頑強抵抗。
在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不是沒有敵人，但這些敵人已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南方的方國珍、陳友定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小股土匪。只有北方的元朝皇帝，似乎要嚴肅對待一下。就是在這年十月，應天城裡百花幾乎要迫不及待地綻放時，他下達了對元王朝的總攻。 1367年，距偉大的英雄人物劉福通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旗幟已過去十六年，距朱元璋自己參加紅巾軍已過去十三年，他才正式面對他一直叫囂著是敵人的元王朝。
如果以“成敗論”來論述朱元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朱元璋是個胸怀大略、善於韜光養晦的智謀人物。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朱元璋，那他是個具有罕見手腕和獨特眼光的人，他善於坐山觀虎鬥，善於保存實力，在關鍵時刻給對方致命一擊，取得最後的勝利。
但如果從“人性”上來論述朱元璋，那他就是個貨真價實的癟三。他在1368年稱帝前打擊的所有對手其實都是他的戰友，他的戰友劉福通始終在和當時人類最大的敵人元王朝戰鬥，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張士誠，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方國珍都有過和元王朝的軍隊血戰的記錄。只有朱元璋，這個渾水摸魚、始終在謀殺自己戰友的癟三和元王朝軍隊未發生過引起轟動的戰鬥。
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但絕對不是個好人。所以，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在閱讀朱元璋的事蹟時一定要小心，如果像他那樣做人，你會不得好死。但如果你不想做個普通人，人性對你而言只是垃圾品，那你一定要學習一下朱元璋，因為他是個異形政治家和生存魔王，你只需要學習到他身上的一門，就足以橫行天下。
朱元璋把攻擊當時世界上的合法政府元政府的軍事行動稱為“北伐”，北伐軍的總司令自然又是他的得力將軍徐達。
對於這次“北伐”，徐達有自己的一套軍事戰略。他說：“應採取斬首行動，直逼大都，一戰而下，全國解放的鐘聲就可以敲響了。”
劉伯溫根據劉福通北伐失敗一事和自己對元大都城池的了解，又結合了朱元璋兵團的特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說：“劉福通北伐採取的就是斬首行動，最後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穩紮穩打。另外，元大都城牆堅固，短時間內不可下。一旦山東的元軍全部奔赴元大都，我們就是腹背受敵。況且，我們在南方打陳友諒和張士誠，海戰居多。我們兵團在陸地作戰的能力，或者說，是到北方陸地上戰鬥的能力是否能全部發揮出來，還是未知的。”
朱元璋點頭認可，最後，兩人商量了一套戰略。這套戰略最終成功，它打破了中國歷史上南方政權“北伐”總以失敗告終的常規。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南方政府向北方政府進攻成功的案例。而這場成功案例的先期規劃者正是劉伯溫。
這份計劃是這樣的：先平定山東，這叫撤了元大都的屏障；移兵河北、河東，這叫毀了元大都的籬笆牆；再攻陷潼關而守之，這叫扼其門檻。於是，元大都就成了勢孤援絕之地，不戰而下。元大都一下，向西進軍，關隴之地可席捲而解放也。
朱元璋宣布了這個戰略，他的將軍們都稱“善”。朱元璋聲稱，他自己是漢族人的救世主，他現在北伐合法政府元政府，是為了漢人的複興，他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朱元璋又說，他還是個解放者，他有解放全中國，甚至是全人類的高尚情操。他要把蒙元反動政府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他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當徐達兵團渡過黃河，進攻山東時，朱元璋的另外兩路大軍同時向福建和廣西進軍。 1367年陰曆十一月，徐達兵團攻陷沂州（今山東臨沂）。劉伯溫建議朱元璋讓徐達大展軍威，不作停留，攻擊益都（今山東益都）。朱元璋說：“益都是蒙古人在山東的重地，徐達兵團需要休整，恐怕以疲憊之師攻擊它有難度。”劉伯溫說：“我已看過天象，火星驅逐著金星，現在兩顆星正以齊、魯的益都為界。我占卜後得到的結果是，宜大展兵威。”
朱元璋說：“好，那就依你之言。”徐達在接到朱元璋“宜大展軍威”的命令後，毫不猶疑，命令他的兵團以閃電的速度奔赴益都，一抵達城下，即發動猛攻。益都在徐達兵團的猛攻下，無法支持，頃刻陷落。徐達兵團再接再厲，繼續保持著凌厲而持續的攻擊。 1368年正月，山東戰場捷報頻傳，朱元璋心花怒放，預料山東已是囊中之物。李善長適時地向朱元璋提出：“您應該建立新中國了。”
朱元璋說：“善。”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舉行開國大典。他宣布他現在是中國的皇帝，他所建立的國家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的國號稱為“明”，建元洪武，1368年是為洪武元年。
雖然開國了，劉伯溫的職務仍沒有任何起色，只是多了個“太子率更令”的職務。這個職務只是太子宮的一名普通官員，掌東宮的宮殿門戶和賞罰。
劉伯溫絲毫不感到沉悶，當時應天城中的空氣極為清新又極為忙碌。朱元璋在北伐的同時，還在向方國珍發動最後的攻擊，應天城裡仍然忙碌異常。
方國珍在1367年陰曆七月突然有種神秘的感覺。有一天他看到一個滿頭是小蛇的婦人穿過他的宮殿到後花園中去，那個婦人穿過他宮殿時，向他回眸一笑。方國珍馬上打了個冷戰，他把自己投進回憶的泥沼中，他記得兒時在老家的鄉下玩耍時，也看到過這樣一個婦人。一些老人告訴他，這個婦人是死神。那時候他還小，但已知道了死亡是件可怕的事，於是他號啕大哭。自他革命以來，無數次險象環生，他都未曾見過這個死神，他幾乎忘了還有死神這個神。當他在那1367年陰曆七月那個雨後的下午看到死神時，他垂頭喪氣。
幾個月以來，他一直關注著朱元璋和張士誠的最後決戰。當他得知張士誠困守蘇州城時，驚慌地大叫起來，說：“完了，完了，朱禿子下一個目標就是我啊。”
他想過一百種方法擺脫滅亡，可他又不自覺地用了一千種理由否定了這些方法。他思來想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故伎重施：積累糧食和財寶，泛舟海上，過海盜一樣的浪漫生活。
就在他遇到死神的幾天后，朱元璋派人送了一封信給他。信中嚴厲指責他，到了這個時候還給元政府運送糧食，這是冥頑不靈。朱元璋還熱心地為他指明了一條路：“投降我，這是唯一的活路。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你搬到船上的財寶會成為你墳墓裡的蛆，你的家人會和你一樣，在墳墓裡哭泣。”
方國珍被這封信氣得跳了起來，說：“朱禿子這人說話太不要臉，他怎麼就知道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他居然恐嚇我。我本來有要歸順他的心，現在全完了。”
他想給朱元璋回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可提起筆來想了想，又放下了。他一向是個給自己留後路的人，就是因此，他才多活了這麼多年。可朱元璋等他的投降等了兩個月，最後等得實在不耐煩了。 1367年陰曆九月，朱元璋命令他的一位副宰相朱亮祖帶領兵團進攻方國珍。
張士誠在應天城中壯烈的幾天后，朱亮祖兵團攻陷了方國珍的台州。方國珍知道朱元璋兵團強大無比，可從沒想過強大到這個地步。當他在琢磨朱元璋的兵團如此神速的原因時，1367年陰曆十一月，朱亮祖兵團直抵方國珍所在的慶元，方國珍抵抗了一會兒，發現根本不是對手，急忙放棄慶元，逃到海上。方國珍此時已狼狽不堪，可朱元璋不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派出一支海軍，會合朱亮祖兵團，到海上去尋找方國珍的主力。
1367年陰曆十二月，方國珍黔驢技窮，在海上動彈不得，無奈之下，給朱元璋寫了封投降書。朱元璋對方國珍的使者說：“回去告訴他，他這個人反复無常，我本來應該窮追猛打把他趕進地獄的，但我是個大度之人，不計較他的過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劉伯溫嘆了口氣，方國珍是他前半生最討厭的人，想不到斗轉星移，他最討厭的人，即將要和他成為同僚。世事無常，他這個半仙也卜算不到這樣戲劇性的事情。
這位劉伯溫最討厭的人於七年後病死在應天城，朱元璋還假惺惺地讓宋濂給他寫了墓誌銘。
對於這樣一個人，如果劉伯溫能做主，他會說：“對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這樣的主，1368年到來後，他能做主的事越來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謀關係已接近尾聲。
1368年陰曆三月，朱元璋賞賜給劉伯溫一道手詔，名為《御史中丞誥》，摘錄如下：
這道手詔，是朱元璋對劉伯溫七年來的工作成績作的一個打分。朱元璋說：“劉先生您的才學、人品那是沒得說，您的軍事謀略、經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這麼多年來，您提出的先南後北、先陳後張的戰略使我混到今天，這是多麼偉大的功績啊。雖然您那麼多神乎其神的觀天象、擺卦象幫了我很多，但我認為，您的這些都是業餘娛樂，也就是說，我沒有把你當成個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謀略大師。”
只有天知道，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話。政治家向來把說真話當成是不祥的妄動。我們所以有此懷疑，是因為朱元璋還有句話：您所有的計策，我都是審視而後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謀劃策偉大，但我能審視而用你的計策，那證明，我比你偉大。
這道手詔中還談到劉伯溫自擔任御史中丞以來的工作成績，朱元璋說：“自從您擔任這一監察部門的官員以來，紀綱振肅，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劍，斬那些倨傲的官員。”
朱元璋這段敘述的確是真的，劉伯溫黑白分明、剛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擔任監察官時，嚴肅法紀，成了法律嚴肅的象徵。
劉伯溫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對任何觸犯法律，甚至只是違反了禮儀制度的行為都深惡痛絕，並且採取行動。每次的朝堂上，劉伯溫都是發言最多的人，被他發言擊中而名譽掃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結隊。
劉伯溫在太子朱標的東宮中主管懲罰。太子宮從上到下，無論是服務人員還是教師，稍有過錯，就會受到劉伯溫的嚴厲懲治。那些被懲治的人突然發現，這個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和從前萬惡的舊社會相比，他們更懷念後者。
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覺，劉伯溫此時終於可以發揮他性格中的積極因素大展拳腳，而且朱元璋也給了他一個堅固的平台。朱元璋對劉伯溫在御史職權範圍內的所有要求，幾乎有求必應。看上去，朱元璋和劉伯溫的合作還是親密無間的，可如果我們透過現象去看本質，就會得到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
朱元璋嚴苛陰毒，他喜歡把這種性格中的毒素施法於政治上，也就是說，他的嚴苛陰毒是目的。劉伯溫的嚴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裡對不公現象的一種化學反應，是手段。他希望通過這種與生俱來的手段達到公平的目的。
劉伯溫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歡喜異常，因為他需要有個人整頓秩序，維持紀律。這麼多年來，他為了能有今天，曾縱容過他的手下，讓他們極限地發揮人性中的惡。徐達、常遇春等諸多武將都有過屠殺平民百姓的記錄，他們在多次凱旋中逐漸沾染了傲慢、無視規則的放蕩心態。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長為首的文臣群體，也在多年為他營造功業的過程中養成了飛揚跋扈的脾性。這是朱元璋必須要剷除的，而武器就是劉伯溫。
劉伯溫絲毫沒有感覺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劍，因為他是個單純的人，是個直來直去的人。他只是認為自己在做分內之事，為了營造一個美麗和諧的新中國，他認為得罪人天經地義，作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險就在他這種性格的運行下，開始嗅著他的踪跡，準備給他一擊。劉伯溫沒有感覺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國建立後，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許多。
朱元璋不僅為他寫了篇《御史中丞誥》這樣空虛的評價書，還為他做了可用肉眼見到的感謝。
朱元璋平定張士誠後，浙西全成為他的領土。 1368年陰曆二月，他派人到曾經是張士誠的地盤上核實田畝，制定賦稅。朱元璋做這件事之前是怒氣沖衝的。因為在對張士誠開戰以來，他的兵團所到之處都沒有受到“王師”的待遇。張士誠領土內的居民對朱元璋兵團來解放他們反應冷淡，甚至有些地方還咒罵他的軍隊，認為他們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剛被“解放”的蘇州，居民還稱張士誠為張王，對於解放了他們的救世主“朱元璋”這三個字，他們連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說，西吳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於是在罵街。對張士誠政府抱有無限好感的人，認為說“朱元璋”這三個字，會引起口臭，甚至會爛舌頭。
朱元璋對張士誠領土內的人民沒把他當回事這件事，早有耳聞。所以這次派人去核實張士誠曾佔據的浙西田畝、制定賦稅政策時，怒氣沖沖地把該地區的賦稅定得奇高，幾乎高出了其他地方兩倍。青田本屬處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這種喜怒用事的範圍內。
劉伯溫提出異議，他說：“青田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壘石作田，耕種起來特別難，如果還收那麼重的稅，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圖，發現青田只是個彈丸之地，就在青田那裡畫了個圈，說：“劉先生有功於我的新中國，青田是劉先生的家鄉，所以這地方的賦稅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這樣做，能讓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劉先生的恩情。”
劉伯溫深為動容，但他對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卻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個吳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國的大明皇帝。以當時的眼光來看，這個新中國是貨真價實的新中國，近一百年來，中國始終在蒙古人的統治下，中國的民族主體漢族被蒙古人騎在脖子上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個漢人的身份，把中國重新拿到漢人的手裡，這份功績，如果拋掉歷史時勢的因素，那是可與日月爭輝的。
可很多人在1368年時都沒有註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祇是他自己的新中國，跟漢人無關。實際上，任何一個獨裁者建立的國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無關。朱元璋所建立的國家名稱為“明”，可能有豐富的內涵。日月為明，《周易》上說，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國遠古時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禮，祭祀的對象就是太陽、月亮。明是火，象徵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國號連接在一起，渾然一體。有人說，這是劉伯溫的主意。顯然，這是很值得商榷的。劉伯溫最厭惡的就是以白蓮教為革命思想的紅巾軍，紅巾軍信奉的則是明教中的明王轉世。小明王韓林兒是劉伯溫很不屑的一個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討厭的“明”當作是新中國的國號。
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明”是朱元璋自己設計出來的，為的就是給“家國一體”一個好彩頭。
劉伯溫似乎也沒有註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國祇是他朱家的財產，實際上在那個時代，根本不可能有人存著“為百姓建國家”的思想。即使如劉伯溫這樣比魔法和奇蹟走得更遠的大仙也不可能有這種思想。
不過，劉伯溫卻有個清醒的認識，一個好的國家對百姓一定要寬仁。朱元璋嘴裡說的也是這樣，他曾和劉伯溫探討過如何對待百姓的問題。劉伯溫說：“要寬仁，政府有時候需要不作為，讓百姓自己發展。”朱元璋說：“這是扯閒話，寬仁的前提是要讓百姓豐衣足食，只有這樣，才能談得到寬仁。”
朱元璋的意思是說，百姓必須要在他這位偉大領袖親自的帶領和指導下，才能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而讓百姓有吃有穿，這就是寬仁。至於說讓政府不作為，朱元璋想都沒有想過。明王朝對百姓的控制最為嚴厲，百姓必須要生在一個地方，死在一個地方，不得任意遷徙。值得一提的是，戶口制就是朱元璋時代發展完善起來的。
但當朱元璋問劉伯溫，怎樣對待吏治的問題時，劉伯溫毫不遲疑地回答：“要嚴，極端的嚴。”
朱元璋又問他：“最近坊間傳說，任何開國都是嚴刑峻法三十年（殺運三十年），時間太長了吧。”
劉伯溫說：“當然太長啦。如果讓我來治理，一兩年就足矣，還用得了三十年嗎？”
對於劉伯溫這樣極端自負的自信，朱元璋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當他在寫給劉伯溫的《御史中丞誥》時，就特意提到了劉伯溫在吏治監察上的成績。這一成績看上去是蛋糕，其實是定時炸彈。劉伯溫正是有了這種鼓勵，才有了他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說再見。
劉伯溫58歲那年在應天城中擔任明帝國政府的御史中丞，這個職務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峰，從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再有。不過，他還有另外的身份，就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謀士。從前是，現在也是。在1368年年初，他以謀士的身份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項軍隊改革，這就是明朝軍制獨具特色的“衛所製”。
衛所製的特點是這樣的：在全國各個要地建立軍事據點“衛”，每一衛有5600人，長官稱為指揮使，這位指揮使管轄五個千戶所，每個千戶所有1120人。千戶所又下轄十個百戶所，一所為112人，百戶所下設兩個總旗，總旗下再設五個小旗，每個小旗為十人。千戶所的長官稱為千戶，百戶所的長官則稱為百戶。
有戰事時，中央政府國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衛所最高長官指揮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來，然後皇帝再指派一人擔任這支軍隊的司令，司令領著這群衛所的士兵出征。
如果把5600名士兵看成是武器，那麼，指揮使就是製造和維護武器的人，他沒有權力使用武器，有權力使用武器的人必須是皇帝指派的人。這是有戰爭時指揮使的尷尬處境，即使平時，指揮使的權力也相當有限。衛所的部隊平時要做的除了訓練外，還要務農。中央政府會在他們的駐地附近劃出一塊地來（軍屯區），讓他們來耕種，他們自己養活自己。在衛所製最健康的那些年，全國的衛所軍士每年都能生產三億公斤糧食，足以供養一百萬軍隊，從而使中央政府節省了大量軍費。
衛所軍士和軍官的身份都是世襲的，也就是說，你如果是軍士，你的後代也必須有一個人是軍士，你如果是軍官，你的後代裡也必須有一個人是軍官。如果你倒霉，生的全是女兒，那政府就一直等著你，等你生出能當兵的男孩來為止。如果你真的太無能，那隻好讓你的親戚來充數。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衛所製度的好處是，將不知兵，兵不識將，不會有大將趁出征時造反。這是每天都處在恐懼中的獨裁分子最喜歡的。衛所製還有個好處是，由於士兵在衛所是帶著家人的，政府已經把他們的家人記錄在冊。所以他們為了養家，必然要努力耕種。當他們出去戰鬥時，由於牽掛家人，也必然竭盡全力地戰鬥，而不會逃跑。
劉伯溫曾仔細研究過中國歷代以來的兵制，他發現，主導中國多年的兵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徵兵制，這一兵制的好處是，舉國皆兵，有事召集，無事務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平時軍費開支少；但缺點也很明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勢必影響農業生產。而另一種募兵制，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遊民，當兵是職業，訓練有素，戰鬥力強悍，兵員數量和服役時間不受農業生產的限制；可缺點是，要維持龐大的軍隊，軍費開支就很大，招募的士兵大部分來路不明，沒有妻兒老小的牽掛，容易當逃兵，也容易叛變。劉伯溫的想法是，揚長避短，將武裝力量和生產力量結合起來，既可以在戰時有軍隊可用，又可以避免財政負擔。於是就有了衛所製。
明代衛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是朱元璋起事時所指揮的軍隊，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當初在郭子儀手下回老家徵募的士兵700人；第二種是歸附軍，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隊，陳友諒、張士誠等群雄失敗後的軍隊；第三種則是謫發，因犯罪而被罰充軍的，也叫思軍；第四種，籍選，亦即垛集軍，是根據戶籍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這種軍事制度一經劉伯溫提出，朱元璋確認後，發展迅猛，到1390年時，全國共有衛547個，所2563個，可以參戰的士兵達300萬。
其實，衛所製並非是劉伯溫的原創，早在1363年，那位“身在江南，心懷塞北”的張昶在元大都時就已提出過。張昶提出衛所製是他的高瞻遠矚，也是他設想對元王朝兵製作的一個升級。
蒙古帝國兵團的最高統帥自然是大汗。大汗的下面設有宗王、萬戶長、千戶長、百戶長、五十戶長、十夫長等各級指揮官。
蒙古帝國軍隊的基本戰鬥單位是千戶，有一部分千戶分屬於宗王，即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成員，其他千戶則編入左右兩翼軍，由左右翼萬戶長分掌。
蒙古帝國軍隊的兵員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歲到70歲）。這些人服兵役被納入國家法律，無論貴賤，也不論家中人口多少，只要你符合條件，就必須要服兵役。在平時，他們進行牧業生產和其他活動，一旦有戰事，就要根據大汗的需要，或者“空營帳而出”，舉國皆兵，或者抽調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調者的奴僕也要隨軍行動。
隨著地盤的不斷增加，滅亡的國家不斷地增多，蒙古帝國積極擴軍。這一支擴充的軍隊被稱為漢軍。兵員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區出現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裝，被蒙古帝國擊敗或是招安後，成為蒙古軍。還有就是蒙金戰爭中投降蒙古的各個軍隊，如中都（今北京）的乣軍、北京（今內蒙古寧城縣）的契丹軍等。最後一類則是中原漢人民戶中籤發的士兵，數量達到十萬人。元王朝建立，統一中國後，元朝的軍制依然延續著成吉思汗時代的製度。
他們把漢軍也編為千戶和萬戶。各漢軍萬戶所統人數多的有五六萬，少的有二三萬。漢軍的萬戶長由蒙古大汗指定。漢軍萬戶長之上設立統軍都元帥，由探馬赤軍將領擔任。蒙古大軍出征，都元帥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親王、萬戶長、千戶長等前線指揮官的調遣。
在整個中國，元政府最先實行的是徵兵制，後來又改成世兵制——凡列入軍籍的人戶要世代當兵。
綜上所述，元王朝的兵制已經有了衛所製的雛形，所以當張昶提出衛所製時，元朝的執政家們認為這是多此一舉。 1363年時，天下大亂，軍隊調動頻繁，根本沒有時間來實行衛所製。所有的軍人都上了戰場，誰還有時間討論種地的問題？
衛所製正如脫脫宰相整修黃河一樣，如果真的實行了，恐怕會引起滔天大禍。張昶後來被朱元璋扣在應天城不放，他在極不情願地為朱元璋工作時，可能也提過衛所製。因為1368年時，朱元璋的軍隊裡就已有了千戶、百戶、總旗和小旗的軍官職務。
可集大成者的榮耀，卻戲劇性地罩到了劉伯溫頭上。
多年以後，當衛所製因為指揮使和他下面的那些軍官的貪腐而灰飛煙滅時，劉伯溫在天之靈可能會感慨，再好的製度，如果所用非人，也會一塌糊塗。
——衛所長官們的貪腐很好理解，他們平時在屯田過程中有權決定給士兵哪塊田，不給哪塊田，時間一久，他們發現侵吞士兵的田地是條發財之道，他們侵吞了士兵的田地後再僱人來種，糧食就歸他自己了。士兵們斷了生活來源，只好逃跑。
這正如一朵鮮花，插在美人頭上，就使美人更為嫵媚動人，而放在毛驢頭上，毛驢會把它當成草料，過了嘴癮。
劉伯溫隱約地感覺到，1368年的自己可能就是一朵鮮花，而朱元璋是美人還是毛驢，時間很快就給出了答案。
每當李善長坐在他的宰相辦公室時，他內心都會升起一種自豪感。這種感覺是那麼強烈，當它發作時，太陽都要抖上一抖。李善長有驕傲的資本。自跟隨朱元璋後，李善長的表現一直讓朱元璋非常滿意。李善長是個心理高手，能在最短的時間里洞察朱元璋的好惡。同時，他勤奮刻苦，不遺餘力地為朱元璋的後勤保障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善於理財，朱元璋遇到他後，從未有過經濟上的拮据。朱元璋曾說：“劉邦有蕭何，而我有李善長。”所以當李善長在1368年被任命為新中國的宰相時，沒有人有一點異議。用李善長自己的話說，宰相這個位置就是為他而存在的。
從劉伯溫的眼中看去，李善長也是個宰輔之才。宰相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百官，李善長是個特別善於調護百官的人。所有官員都感覺到工作得很愉快，認為自己在宰相的領導下正實現人生最終極的價值。但劉伯溫也注意到，李善長有一種並不使他歡喜的情結：地域情結。
李善長和朱元璋是老鄉。朱元璋能有1368年建立新中國的那一天，用李善長的話來說，都是淮西幫的功勞。
元末的淮西，指的是淮南西路，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廬州、安慶、壽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區（光州），湖北東部（黃州、蘄州）。
顧名思義，淮西幫也就是淮南西路地區的人。在朱元璋政府中，淮西人多如牛毛。李善長、徐達、常遇春，包括劉伯溫的頂頭上司御史大夫湯和這些名震遐邇的頂級人物都是淮西人，因為朱元璋就是淮西人，這就是一人飛升，仙及雞犬。劉邦建立西漢帝國後，滿朝文武半數以上是豐沛人，所以時人說，劉邦的政府就是豐沛集團的政府。李淵建立唐王朝後，關隴集團成員充盈朝堂。這並不是說，淮西和沛縣，或者是關隴人才輩出，實是因為他們的主子當了皇帝，而他們恰好在主子未飛龍在天時就跟隨左右。
據說，當時的應天城中，半城的高官都是淮西人。朱元璋就是淮西幫的幫主，而李善長則是副幫主。由於朱元璋的主要身份是皇帝，所以，李善長就成了淮西幫的大當家的。
當公務不忙時，李善長會坐在他的辦公椅上向外望去。他能看到高大粗壯的紅柱子，看到青灰色的磚牆，看到宮廷侍衛閃閃發光的盔甲，還能看到空氣中的流氣如萬馬奔騰。於是，他站起來，找他的淮西老鄉們用家鄉話聊天。越是有外省市的人在，李善長的家鄉話就說得越地道，聲音就越大。他只是想告訴那些非淮西人，這個政府是他們淮西人的，他是淮西幫的頭子。
1368年的頭四個月，李善長春風得意，但他也有煩心事，讓他煩心的事就是劉伯溫的為人。有一段時間，李善長特意關閉房門，嚴肅地思考劉伯溫。劉伯溫自1360年來到應天后，巨大的能量始終讓李善長如芒刺在背。不過，由於二人的工作性質不同，李善長主要負責的是後勤，劉伯溫負責的是戰前謀劃，所以兩人沒有大的衝突。李善長曾在朱元璋面前積極表現出他瞧不起劉伯溫，朱元璋曾問他，誰是像緯高手，他硬著頭皮回答是宋濂。其實，宋濂在他心目中遠沒有這樣大的分量，他當時的回答只是出於意氣，只要不是劉伯溫，是任何阿貓阿狗都可以。朱元璋矯正他說：“其實劉伯溫才是像緯高手。”劉伯溫在朱元璋和陳友諒的戰爭中所表現出的才氣與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讓李善長既妒又恨。不過，他始終沒有把劉伯溫看成是對手。很簡單，他是淮西幫的頭，新中國就是淮西幫建立的，劉伯溫無論如何，也不過是他們淮西幫的工作人員。
和李善長對劉伯溫的態度不同，劉伯溫對李善長是從心裡輕忽。劉伯溫孤獨的性格和已經定型的孤傲的個性，使他看不起那些愛吹捧主子的奴才。李善長恰好就是這樣的人，朱元璋稱吳王，是他率先叫囂的，朱元璋稱帝前，他忙得四腳朝天。李善長善於逢迎朱元璋，即使是淮西幫的人都看得到。劉伯溫輕忽他，其實是對事不對人。除了這點，劉伯溫對李善長的能力是敬佩的，幾年後，朱元璋要他評論宰相，對於李善長，劉伯溫的評價就是，這人有調護百官的能力，這種能力非平常人所能具備。
1368年剛開始，很多人就感覺到了李善長和劉伯溫之間的空氣充盈著極難聞的味道。劉伯溫在御史中丞位置上嚴厲執法，從不姑息、從不忽視任何作姦犯科之事，這讓身為宰相的李善長心情很不舒暢。因為劉伯溫彈劾或者是懲罰的官員都是李善長這個宰相在管理。
他曾以柔和的態度提醒朱元璋，劉伯溫這人工作一根筋，死咬著法律條文不放，應該要他靈活執法。朱元璋在沉思中，那是1368年陰曆三月，汴梁已被攻陷，朱元璋正準備去汴梁考察遷都的問題。
對於李善長的提醒，朱元璋心中有數。他覺得李善長領導下的一部分政府官員的確有失檢點之處，劉伯溫做事，他是放心的。這人不會營私舞弊，更不會公報私仇。劉伯溫做事，向來是按規則、按良知。這樣的人，就應該讓他發揮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沒有良知的人得到懲罰。所以，當他在1368年陰曆三月從應天去汴梁時，他把政府委託給了李善長和劉伯溫。他對李善長說：“你管理百官。”又對劉伯溫說，“你監督百官。我希望在我回來時，你二人會讓這個政府比現在要好。”
李善長對朱元璋的警告理解得很隨意，劉伯溫卻鄭重其事。沒有了朱元璋的應天城，政府官員們的頭號人物和監督政府官員的頭號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
二人交火的原因很簡單，劉伯溫糾察百官，使李善長極不舒服。他幾乎要像響雷一樣炸起來。因為在他看來，劉伯溫糾察的官員都是淮西幫的。如果他能冷靜下來，認真地想一下，就能明白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官員半數以上是淮西人，劉伯溫糾察百官時，即使用擊鼓傳花的遊戲手法，十人中也會有八人是淮西人。
李善長不是不能理解這一事實，只是不想去理解。這種掩耳盜鈴的思想，加上他想和劉伯溫來次短兵相接的戰鬥，終於藉著“李彬案”爆發了。
如果不是李善長和劉伯溫的交火，“李彬”這個名字勢必淹沒在明初群星閃爍的官員群體中。我們只知道，李彬是淮西人，多年前就參加朱元璋的隊伍，立過戰功，他是李善長最得意的親信之一。 1368年陰曆四月時，他正在中書省擔任秘書職務。從後來劉伯溫對他的判決詞中可以知道，李彬的自製力極差，修養不高，所以當身居要位後，就肆無忌憚地釋放人性中的惡。他欺壓過應天城裡的百姓，搶過郊區百姓的錢，最後，他沒有通過任何司法程序，殺了人。
劉伯溫迅速行使他的權力，將其捉拿，然後以太子宮官員的身份迅疾面見太子朱標，請求處斬李彬。太子朱標同意，劉伯溫馬上就下了斬殺令。
李彬在監牢中等待死神到來時，李善長早已得到消息，他一路小跑地來見劉伯溫，先是很客氣，說：“李彬犯法，是該治罪。可您想過沒有，李彬可是為這個國家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即使你要處置他，也應該從輕。否則，豈不是冷了眾臣的心嗎？”
劉伯溫認為這種論調很有問題。他反駁道：“大臣有罪，就該按法律治罪。如果不治罪，那我如何向皇上交代？你說他有功，我不否認。可他有功，皇上已有了恩賜封賞。也就是說，他和皇上、和法律是兩清的。你怎麼拿他的功勞來說事？你說處置他會冷了眾臣的心，可如果不處置他，你就不怕冷了天下百姓的心嗎？”
李善長被劉伯溫的這段話噎得臉紅心跳，渾身發抖。他太想救李彬，以至於忘記不該以宰相之尊如此有失體統地來求劉伯溫。當劉伯溫這段話把他氣得鮮血直往上沖時，他才突然想到這一問題。他立即恢復了宰相的尊嚴，板起冰冷的臉來，冷冷地問道：“你要殺中書省的秘書，需先經過皇上的裁決，你經過皇上了嗎？”
劉伯溫冷笑：“您不必操心，我已派快馬去汴梁請示皇上了。我相信皇上的意思和我一樣。”
李善長指著劉伯溫：“你！”嘴唇哆嗦著，眼裡射出兇殘的光來，他恨不得自己的眼神是一支箭，射穿劉伯溫的腦殼。他的嘴唇抖動了許久，最後說了三個字：“走著瞧！”
“走著瞧”這三個字往往是無計可施的人面對敵人時的自我安慰，李善長回到家中後，仍然憤憤難平，在房間裡來迴轉悠。當他在房間漫無目的地轉悠、李彬在監牢裡看到死神向他微笑時，朱元璋的批復回到了應天城。正如劉伯溫所料，朱元璋同意處斬李彬，因為據朱元璋自己說，這小子橫行不法的劣跡，我早有耳聞，既然他不思悔改，那留著也無用。
劉伯溫拿到朱元璋的批復後，李善長也知道了，他又一路小跑來見劉伯溫。他使出最後一招，也是讓劉伯溫難以招架的一招。
他對劉伯溫說：“今年一直就沒有下雨，如果殺李彬，恐怕今年的雨就再也不會來了。你要三思。”
1368年陰曆四月，天氣酷熱，侍衛腰間的寶刀都快熱得融化了，天空中的鳥兒被熱浪烤得暈頭轉向，撞到牆上死去。井裡的水都被太陽炙得沸騰起來。的確需要一場雨，來滌蕩這股熱浪。
李善長讓劉伯溫三思，其實是讓劉伯溫回憶。在李善長的記憶中，劉伯溫曾因大旱無雨而向朱元璋建議過，釋放犯人，以求得老天降下甘霖。像劉伯溫這樣的“大仙”人物，都不由自主地堅持認為，活人一命，就會感動老天，得償所願。李善長讓劉伯溫三思，其實要劉伯溫在回憶中思索他的原則。按李善長的分析，劉伯溫在此時，應該不殺李彬，而感動老天，讓老天降下一場大雨來。
遺憾的是，劉伯溫不是李善長，在虛無的原則和現實原則之間，他選擇了現實原則。這個現實原則就是，李彬犯法，必須要處死。
他告訴李善長，自己沒有什麼三思的。如果非要思考，那他相信，只要殺了李彬，天自然就下雨。
這一回答讓李善長大為驚駭，隨即就是震怒。由於憤怒，他的手抖抖索索。他就用那抖抖索索的手指著劉伯溫的鼻子，口氣陰冷地問：“你真敢斬？”
劉伯溫向他亮出朱元璋的批示，平靜地回答：“我現在就斬！”
李彬在監牢被死神抽了一嘴巴，所以當他被拖出來準備送往法場時，已經昏死過去。
李善長也險些沒有昏死過去，他是被氣的。
李彬死的那天晚上，李善長組織了淮西人的同鄉會。在同鄉會上，他首先對李彬的死表示莫大的遺憾，而且還真的流下幾滴淚來。然後，他馬上收了淚，一拳頭砸到桌子上，所有人都感覺到桌角在晃動，地動山搖。李善長咬咬牙，不無痛苦地說：“我要劉伯溫血債血償！”
淮西人一直都是心連心、共進退的。聽了李善長的毒誓，他們也義憤填膺起來，舉起右拳，放到耳邊，齊聲說：“要劉伯溫血債血償！”
要劉伯溫血債血償並不那麼容易，至少在李善長看來，朱元璋對劉伯溫是非常信賴的。不過他同時也知道，朱元璋是個喜怒無常的人。這種人，會在最短的時間里和別人成為朋友，也能在最短的時間里和別人成為敵人。
朱元璋顯然不知道李善長和劉伯溫已成不共戴天的仇敵，他在汴梁城中看著幾個月內他的兵團取得的光輝業績，不禁喜上眉梢。 1368年陰曆二月，他的兵團削平福建陳友定，陰曆四月，他的兵團在河南殲滅了河南元兵團主力，河南被解放。與此同時，他的兵團也解放了廣東。陰曆五月，他的兵團在廣西如狂風掃落葉般一口氣解放了十餘城。整個中國除了雲南和大都外，全成了朱元璋新中國的地盤。就在1368年陰曆六月，朱元璋和徐達在汴梁城中籌劃對元大都進行總攻。一連串的巨大勝利使朱元璋沉浸在脫離現實對天堂的想像中。在1368年陰曆七月，他和徐達製定了總攻大都的戰略，閏七月，徐達總攻大都戰役打響。
在劉伯溫的預測中，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役。因為在對元王朝的總攻戰略中，第一階段已勝利完成。 1368年閏七月初一，徐達兵團二十五萬人自中灤渡黃河，沿御河，經臨清、長蘆、通州，向北挺進。一路勢如破竹，銳不可當，直逼大都。通州易如反掌地被徐達兵團解放。就在通州失守的夜裡，妥懽帖睦爾帶著太子、后妃和十萬蒙古人悄悄地出了大都城，向北出居庸關逃到了開平。
徐達在通州城待了五天，因為據可靠消息，大都城內還有至少五萬的蒙古精銳。徐達於是就在通州城和大都之間樹立柵欄，準備和蒙古兵團打野戰。可等了五天，不見任何動靜。他試探著派出一支軍隊到大都城下，發現大都城上旗幟飄飄，灰塵亂舞，就是不見一人。
徐達得到消息後，腦海裡一道閃電。他叫了起來：“韃子肯定跑啦！”
1368年陰曆八月初二，徐達兵團從通州向大都挺近，一路上，沒有遇到任何有質量的抵抗，順利兵臨大都城。此時，大都城已是沒有了士兵的空城，徐達兵團不費吹灰之力就解放了大都。
統治中國97年的元王朝至此結束。 1368年的它就像是一盞枯燈，沒有任何風吹草動，它悄無聲息地熄滅了。人們回憶起這個用奔騰的萬馬建立的王朝時，什麼都想不起來。唯一能想起它的只有蒼蒼的天、茫茫的曠野和被風吹起如波浪樣的草原。
後來，逃到開平的妥懽帖睦爾在徐達兵團的追擊下向北逃啊逃，一直逃回了他的祖先發蹟的地方——草原。在這裡，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元朝的皇帝，但朱元璋已不承認他和他的政府，而稱元為北元。
同八月吉利地滅亡元朝而來的是劉伯溫的不吉利。
1368年閏七月末，朱元璋回到應天。一回到應天，他就召集大臣們商討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定都。朱元璋最開始的想法是把都城定在應天。應天城從硬件上來看，很有資格，朱元璋在應天城苦心經營多年，已很具規模。從地利上來看，應天背靠鐘山，面臨長江，龍盤虎踞，是天造地設的皇帝之家。從經濟條件來看，應天是當時全國的經濟中心，不僅盛產糧食，紡織業、製鹽業和繁榮的商業都是它傲視天下的本錢。
不過應天城也有致命的缺陷，它偏居中國東南，不是全國的中心，與山海關外強大的敵人遙不可及。劉伯溫曾說，應天城被秦始皇鑿開了龍脈，是短命王朝或者是頹廢王朝的都城。一年前，劉伯溫奉命建造新城，朱元璋也並未把應天當成是都城的首選。
所以當徐達兵團解放了汴梁後，朱元璋迫不及待地跑去汴梁，他設想在汴梁建都。可當他仔細對汴梁考察後發現，雖然它地處中國中心地帶，道路通暢，但它“八面漏風”，無險可守。在從汴梁回來的路上，朱元璋又有了新想法，那就是把應天當作南京，把汴梁當作北京，而把他的故鄉臨濠（原濠州）設為都城。
1368年陰曆八月初一，他下詔改應天為南京，汴梁為北京，第二天，他召集在南京的文武百官，商討建都臨濠的問題。所有人都同意，因為大部分人都是淮西人，建都臨濠，正是他們衣錦還鄉、大顯神威的好機會。只有劉伯溫不同意，他的理由很直接：“臨濠雖然是皇上您的故鄉，但不宜建都。”
朱元璋問為什麼，劉伯溫就把臨濠的地理位置和風水情況作了一番博學的匯報，朱元璋不以為然。李善長跳了出來，說：“劉基認為臨濠的風水不好，那為何還會出皇上您這樣震動天地的人物？這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這種指責連朱元璋都大為驚駭，劉伯溫自然難以心安。但他不露聲色，重新敘述了一遍臨濠的地理位置和風水情況，最後，再次說了他的意見：“臨濠雖然是皇上您的故鄉，但不宜建都。”
突然，徐達兵團解放大都的消息傳來，舉朝歡慶。連朱元璋都露出最燦爛的笑容，在那一刻，又靜又熱的南京城突然變得清涼起來，鐵樹開了花，堅石變得柔軟，南京城中的百姓忽然覺得平等了。
只有劉伯溫，臉色依然鐵青，心潮未曾澎湃，甚至連漣漪都沒有。他平靜地註視著朝臣們的手舞足蹈，擁抱握手，由於激動，他們的臉紅得透明，有人甚至噙著淚水，跪倒在朱元璋腳下，高喊吾皇萬歲，喊得嗓子都嘶啞了。
劉伯溫在這場如中了魔的狂歡中始終保持著冷靜，朱元璋也很快從激動的情緒中冷靜下來，他問劉伯溫：“韃虜被驅逐，我中華復興，先生為何沒有半點興奮？”
劉伯溫不答反問：“皇上您和徐達將軍制定的總攻大都計劃，為何要繞開秦晉？”
朱元璋渾身一震。他看見一位有著堅毅眼神的粗壯大漢騎在高頭大馬上，來去如風。這個人就是王保保，此時，王保保還據有秦晉，還擁有一支讓朱元璋和徐達都深為恐懼的蒙古騎兵團。這時，他又看向劉伯溫，劉伯溫一字一頓地說道：“王保保未可輕也！”
二人的對話，是李善長沒有聽到的，所以當他看到劉伯溫絲毫沒有和他們一起中魔時，馬上就向朱元璋遞上了攻擊劉伯溫的奏摺。他稱，劉伯溫聽說元朝滅亡，臉色極為難看，由於他曾做過元朝的官，所以這是懷念舊主。他這樣的前朝餘孽，就是新社會的敵人，應該對他進行專政。
朱元璋沒有理會。李善長發動淮西幫成員，接連不斷地向朱元璋投訴劉伯溫，說他在執法過程中不分青紅皂白，總拿朱元璋的老鄉開刀。李善長還特意指出，劉伯溫殺李彬，是在祭祀朱元璋祖先的場所壇壝殺的，這是大逆不道！
朱元璋這次理會了，他叫來劉伯溫問李彬被處決的地方。劉伯溫如實回答，壇壝。朱元璋有點不高興了，說：“你執法可以，為什麼要玷污我祭祀祖先的地方？”
劉伯溫啞口無言。他當時沒有這麼多想法，只是認為皇上不在，就應該以皇帝的名義來處決犯人，而壇壝正是皇權的象徵之一，這只是隨機挑選的地方而已。
看到劉伯溫無話可說，朱元璋嘿嘿笑了笑，說：“我最痛恨的就是臣子擅自妄為。”
劉伯溫張大了嘴巴，他想不到朱元璋的變化如此之快，這是一句多麼重的話，居然就扣在了他的頭上。未等他平息這種情緒，朱元璋馬上又問：“先生當初在黑暗的舊社會政府工作時，也有這樣的行為嗎？”
劉伯溫這次豈止是張大了嘴巴，心臟都要從嘴巴里跳出來了。
我們找不到積極的證據證明，朱元璋為何會對劉伯溫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劉伯溫不要他建都臨濠，朱元璋並未說什麼；李善長說劉伯溫懷念前朝，朱元璋也未說什麼；淮西幫控訴劉伯溫濫用權力，朱元璋更沒說什麼。只有提到劉伯溫在壇壝殺人時，朱元璋才說了什麼，而且話一出口，就是嚴厲至極。
如果非要找到積極的證據，那可能就是朱元璋的喜怒無常導致了他突然對劉伯溫失去了耐心。有時候，很多人都會做些莫名其妙的事，事後反省時，發現當時如鬼迷心竅一樣。也只有這樣，我們才相信朱元璋為何對劉伯溫失去耐心，用最嚴厲的話來質問他。
當劉伯溫發現自己置身在毒蛇牙齒上時，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他知道，朱元璋已經站在了淮西幫一面，他現在無論做什麼，都不能挽回朱元璋的心。因為他是個做光明正大的出謀劃策事業的人，而當時，已經沒有出謀劃策的事要他來做。他對元王朝是否懷念，這在八年前，他就已經給出答案。如果他對元王朝仍有一絲希望，就不會來南京城見朱元璋。
1368年陰曆八月初的那幾天，劉伯溫在酷熱的南京城裡，揮汗如雨。太陽最毒時，劉伯溫漫不經心地看著書房裡的山水畫，懷念故鄉的情感如一波清泉，流淌進他的心田。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很想家，青田山上，梅花已準備綻放，蘭花正在飄蕩著沁人心脾的清香。他家後院的池塘中，大如車輪的荷花正向他招手。從青田山上吹下來的風，在池塘的水面上撒下讓人迷醉的芬芳。懷鄉之情使他忘記了現實世界，進入了夢幻。南京城中已被烤得熱氣騰騰的城牆成了綠蔭，長江里戰艦熱得彎曲的絞索成了依依楊柳，燥熱的塵土也成了清晨亮晶晶的露水。
在他書房的桌上，放著一封家信，信中說，他三位老婆中的陳女士去世了。當他從幻境中走出來時，看到那封信，不禁眼睛發紅，房間裡的空氣充滿了憂傷的氣息。
他憂傷的事並不僅是老婆的去世，還有今天朱元璋在朝堂上的震怒。幾天前，被酷熱折磨得無法忍受的朱元璋要他求雨。劉伯溫說：“陣亡士兵的家眷被圈在一處，不給她們自由；建造南京城的工人死傷無數，屍骨暴露。如果能把這些事解決，天自然就下雨。”
熱得直吐舌頭的朱元璋馬上命有關部門辦理，一天后，朱元璋搖著蒲扇坐在水桶裡等待大雨。可惜，三天后，蒼蠅都被烤得死在地上，還沒有一絲雨點。
朱元璋震怒，酷熱推波助瀾，使他像炮仗一樣，毫無懸念地爆了起來。當他正要向劉伯溫討要說法時，劉伯溫遞上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已五十八歲，而且身體一向不好，這次又死了老婆，所以無論是心情還是身體都難以經受如此重擊，請求回家養老。我不是辭職，而是告老還鄉，請皇上您批准。”朱元璋問身邊的李善長：“你怎麼看？”李善長心花怒放，說：“一個連求雨都求不來的半仙，留他何用？”朱元璋沉思許久，說：“允他回家鄉，辦他老婆的葬禮。”劉伯溫離開南京城時，南京城城門正被烈日炙烤，發出吱吱的聲音。他走出南京城，回首望瞭望，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投進回憶的陷阱中。八年前，他進入這城時，城裡下著小雨。朱元璋那時如大理石般的臉，直到現在還印在他的腦海裡。這八年來，他用超自然的智慧為朱元璋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天地，一無所求。八年後，他走出南京城，他那超自然智慧的神性已銷聲匿跡，他以一個神的形象進入了南京城，又以一個凡夫俗子的身份出了南京城。他不禁為自己喪失的神性而感嘆，最後，他說道：“永別了，朱元璋。”可是，他又補充了一句，“誰知道呢！一切都未可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