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溫23歲那年到元大都進行科考。據他說，元大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商舖林立，人山人海，繁華蓋世。當然，劉伯溫是元朝人，肯定對元朝的首都有溢美之處。這就正如唐王朝的人說長安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北宋的人說開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南宋的人也想說開封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但開封已成了敵人的城市，所以就說臨安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至於到底哪個城市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劉伯溫後來說，大都裡雖然有窮人，可都能找到臨時工作，所以都能吃飽喝足，絕不像後世史學家信口開河說的那樣，元王朝即使是大都也餓殍遍地。
劉伯溫還說，大都唯一不好的就是氣候，四月份的天氣，仍然有使人不能抵抗的寒氣。所以在中了進士，等待吏部的任命時，劉伯溫每天都躲在驛館裡，呵著手讀書。
那段時間，揭傒斯經常和一群大都城裡的半吊子文人來找劉伯溫，大家談論詩詞歌賦，談論為政之術，談得不亦樂乎。揭傒斯有一天拿著吏部的任命書興奮地來找劉伯溫，說：“你被任命為江西高安縣長助理（縣丞）啦！”
劉伯溫大喜，雖然內心澎湃，但表情平靜，只是一個勁兒地謝揭傒斯。揭傒斯說：“你這樣的定力，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還是那句話，你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劉伯溫的手因為激動而劇烈地顫抖，趕緊去握住揭傒斯的手，顫聲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任？”
揭傒斯說：“哎喲，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按程序，高安縣丞的位子空出來，你才能去，不空出來，你就只好等著。”
劉伯溫險些叫出聲來。這就如同內急，跑到廁所前，別人給了紙，但不能馬上進去。因為廁所裡還有人，只有人家爽完了，才能輪到你。
揭傒斯見劉伯溫悵然若失，急忙安慰道：“事情沒有你想得那麼糟，那個位置總會空出來的。你倒不如趁著這段空閒時間，在大都積攢下人脈，將來到官場上，在中央沒有點人脈，怎麼可以啊。”
劉伯溫說：“我有自知之明，在人際上，我是弱者。我不善和人交往，尤其是不善和我不喜歡的人交往。而且，我回老家有事要辦。”
揭傒斯問：“什麼事。”
劉伯溫回答：“我要成親了。”
劉伯溫一生共有三位老婆，第一位是他的表妹富女士。當然這是父母之命，他的母親認為劉家的子女就該和他們富家的子女成婚。而他的父親也認為，劉家的男人就該和富家的女人結婚。劉家和富家的婚配已經持續了九代，劉伯溫沒有理由拒絕，按照來大都前的約定，他必須要在中進士後回老家迎娶自己的表妹富小姐。
婚禮的第二天，處州全境開始下起了毛毛雨，這雨一下，就是一年。劉伯溫經常站在窗前，看著昏暗的天空發呆。據知情人透露說，劉伯溫很愛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特別愛他，每當劉伯溫站在窗前時，他的妻子就會貼到他身邊，兩人一起看那昏暗的天空。劉伯溫想要上班的心就越發強烈。
1333年的冬天，劉伯溫從京城的朋友那裡得到消息，高安縣丞仍未空缺。也就是說，他必須還要等下去。
等待，是一種煎熬，尤其是等待渴望之物時，那是一種使人無法忍受的煎熬。等待的時候，感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時間，因為一切都凝固了。但時間卻在你不注意的時候悄悄地流走。
涵養極為深厚的劉伯溫也無法忍受這種等待，每天早上睜開眼，射入腦海的就是那個高安縣丞的官職。當他百無聊賴時，他的老婆就勸他：“我們還有正經的事沒有做呢。”
劉伯溫就問是什麼事，富女士靦腆地一笑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啊。”
劉伯溫“哦”了一聲。結婚兩年，富女士的肚子不見動靜。劉伯溫突然發現自己正身處情緒的爛泥塘里，如果再不抽身，可能就死在裡面了。
他拿著一根棍子，走到院子裡。一場大雨馬上就要來了，但他沒有註意到，而是專心致志地在地上畫起八卦圖來。
他先畫了個小八卦，然後圍著小八卦畫大八卦，正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院子裡全是八卦圖，像個蜘蛛網，劉伯溫現在就站在網的正中央，手裡拎著棍子，有點失魂落魄的樣子。
但劉伯溫畫八卦的心思和大都那個妓院旁邊的書店老闆畫八卦截然不同，那位老闆畫八卦是為了解題，就像我們今天的理科生解方程式一樣。而劉伯溫畫八卦是推算，想卜算一下，自己為什麼沒有孩子，什麼時候能有孩子。
他站在院子裡茫然無知時，大雨已來，雨點打在芭蕉葉上“啪”的一聲，芭蕉葉馬上彎了下去，雨點從芭蕉葉上滑落，芭蕉葉又猛地彈了起來。又是幾滴大雨點打在劉伯溫頭上，然後是一群雨點，“劈裡啪啦”地打得他直皺眉。他這才從八卦陣中醒悟過來，急忙跑進房裡。坐到椅子上，沉思許久，他發現，自己和富女士此生沒有兒女。
不過，他沒有把這結果告訴老婆和老娘，因為老婆很希望有個孩子，而老娘更是希望趕緊抱孫子。劉伯溫很愛他的老婆，愛一個人，就不能讓她傷心，對自己的愛人，就要報喜不報憂。所以，他對老婆和老娘說：“根據卦象顯示，我們很快就有孩子了。”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是1335年的六月份。他盼望著，盼望著，冬天又來了，富女士的肚子仍然不見動靜。不過，元大都宮廷裡卻有了動靜，而且是個大動靜。
妥懽帖睦爾終身最喜愛的權臣伯顏初期干政時，並不順利。因為還有個左丞相騰吉斯，騰吉斯又有個弟弟塔剌海，這二人有個妹妹，就是妥懽帖睦爾的皇后答納失裡。兄弟三人對伯顏熏天的權勢早就看不慣，塔剌海就和騰吉斯商量說：“幹掉伯顏，咱們兄弟當伯顏。”答納失裡是個女流之輩，聽到兩位哥哥的計劃後，掩耳而跑。塔剌海說：“婦道人家只可與其共富貴，不可與其共患難，還是咱哥倆幹吧。”騰吉斯應道：“說乾就乾。”
於是，兩人準備造反，但計劃洩露，伯顏重兵剿殺，騰吉斯先被殺，塔剌海跑到皇后宮中，躲在皇后座下，伯顏搜了出來，當著皇后的面，砍了塔剌海的腦袋，兄弟的血濺了皇后一身。皇后面無人色，顫聲向自己的男人求情，妥懽帖睦爾早就想換個皇后了，斥責她：“你兄弟謀逆，你也不是好東西，我不殺你，但肯定要廢了你。”
這件事的影響雖然只局限於宮廷鬥爭，但傳到劉伯溫耳中時，他還是懊痛不已。慶幸的是，春節過後不久，大都就來了通知書：高安縣丞那個茅坑騰出來了，劉伯溫趕緊上任去。
劉伯溫熱淚盈眶，無法自已。在那一刻，他忘記了皇后被殺事件的陰霾，忘記了自己兩年多來在老婆身上付出的辛苦沒有得到回報的不快，忘記了已病入膏肓的元王朝。他把手放到通知書上，就像是虔誠的基督徒把手放到聖經上作證一樣，說：“這是偉大的祖國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縣（今江西高安）在江西中部偏北，在元王朝時是個不起眼的地方。其實，終元一朝，蒙古人對江南的政治興趣始終提不起來。忽必烈對南宋發動總攻前，曾計劃滅掉南宋後，把江南的人統統殺光，然後從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移植草種，把江南變成蒙古人的養馬場。只是因為南宋滅亡後，江南地區的激烈反抗，又因為江南地區的財富，忽必烈才打消了這個念頭。雖然如此，江南地區仍只是蒙古人的物資供應處，政治地位上不了檯面。這可能也是後來江南爆發大規模農民造反後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
或許有人會說，蒙古人真夠奇思妙想的，居然想把江南開闢成養馬場。關於奇思妙想，北宋時有個更神乎其神的。王安石變法時，千方百計要增加財政收入。有人就建議王安石，應該把山東梁山泊的水抽光，八百里肥沃的土地種上莊稼，畝產必能達到十萬斤。王安石興奮異常，還特意派人去梁山泊考察，發現果然如此。但他有個疑問，梁山泊的水抽乾後，放到哪裡。有個極有幽默精神的人說，簡單啊，再挖個和梁山泊一樣大小的湖泊，把水放那裡。
無疑，這是給那種奇思妙想的人的一記悶棍。劉伯溫雖然滿腹八卦象術，可就沒有這種放浪的想像力。
他從青田縣出發，過括城，一直向西北，進入高安地界時，秋意濃濃。一路上，劉伯溫的心情是極舒暢的，他在《放歌行》中把自己比喻成展翅翱翔的大鳥，又把自己比作西漢的張良和三國時期的諸葛亮。他說，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行政編制，他內心發誓就是把心掏出來，也要做好這份工作。然後“叱吒倒江河”，讓“玄陰變白晝”。
白天，他仰頭看天，“秋雲曠無際”；晚上，他又仰頭看天，“馬首掛高月”。傍晚，他的脖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平視，“夕陽滿洲紅葉明”。想到從家鄉出來的情景，更是喜上眉梢，說：“哇啦，'西風吹客上馬去'。”
不過，他馬上意識到，這種放鬆的心態很不好。他是要去做官的，做官就要秉公執法，為民做主，所以必須要堅持原則。而原則來自哪裡呢？有人說，來自通行的規則，人人都在遵守的；也有人說，來自聖人的教導。劉伯溫說，其實原則來自吾心。一個人如果憑良心去做事，那就是遵守著做人的原則。也就是說，我的良心就是原則。
一個人如果能在官場上有良心，他未必能混得下去，但不會提心吊膽。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都會驕傲地說，我沒有對不起你們！
劉伯溫正是這樣的心思，所以在他製作的《官箴》裡，他信念堅定地說：“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
我就做我有良知的自己，不害怕任何人，不欺負任何人，不取悅任何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讓任何從我手中出去的事都有它應該具有的道理。
劉伯溫騎在馬上，看秋風吹起，聽雲彩飄動，昂首道：這就是我，一個讀書人的自白。
當他昂首闊步踏入高安縣衙時，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書。
前面我們談到過一個令人遺憾的現實，元王朝的行政結構是，漢族人縱然是堯舜復生，如果仍然堅持自己是漢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問題還不在位置上，劉伯溫當然知道自己這個縣長助理頭上有個非漢族人的縣長。可他不知道，縣長上頭還有個達魯花赤（地方最高監治長官）。這個官職由蒙古人和高貴的色目人擔任，大權在握。但他是虛無縹緲的，平時見不到他，一旦縣長或者是縣長助理要作決定時，他就出現了。達魯花赤，蒙文讀音“荷包壓口”，“荷包”就是這樣來的。
官場中人的印像中，跳出來的“荷包”的確很像“荷包”，大多時候是個胖墩子，滿臉橫肉，僅憑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幾句話就能測試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說的話就是聖旨，任何人不得違背。稍有質疑，他就會對你動武，有的胖墩子已經行動遲緩，無法動武，就指著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誤判形勢，言外之意是，他是這裡的老大。
北宋初年，開國皇帝趙匡胤擔心地方長官權力過大，所以總會派一個通判（行政長官的副手）去監督行政長官。這個通判名義上是二把手，實際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內容就是跟一把手較勁。所以，當時北宋官員到地方去做長官時，燒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講道理，有些膽大的會祝福：上任的地方沒有通判。
現在，元王朝也有個通判似的達魯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總給一把手找麻煩。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級別和一把手一樣高。也就是說，當他認為找麻煩不足以讓一把手死去活來時，他會拿出行政級別來讓一把手必須死去活來。
劉伯溫在高安縣衙里待了才一個月，就清醒地意識到，這個體制太操蛋了。應該辦成的事永遠都辦不成，能辦成的事就是達魯花赤要辦的事。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劉伯溫受到了辯證法的困擾。辯證法認為，你越是以為什麼，就越不是什麼。你越是想辦成事，就越是辦不成。辯證法為什麼發揮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有個白痴般的達魯花赤。
多年以後，劉伯溫用一個寓言對元朝的這一用人法則進行過嘲諷。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馬。伯樂的後人告訴他，這是匹千里馬，趕緊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給你好處。主人公屁顛屁顛地把馬牽到政府，一位肥佬出來，觀察了幾個小時，最後確定說：“像是千里馬，是吧？”主人公正等著拿賞賜，這些錢可以讓他買個幾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卻說：“不過，這馬的戶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進入皇宮馬圈。”主人公不但沒有得到賞賜，那匹千里馬還被扔到皇宮外的馬圈，每天拉京城裡的糞桶。
劉伯溫回想往事，認為在高安的那段時間，自己就是一匹貨真價實的拉糞桶的千里馬。但他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點，他當著縣長大人的面感嘆世事多艱，懷才難遇。縣長大人也當著他的面抱怨起來，說自己其實也是懷才不遇。劉伯溫看到腦滿腸肥的縣長都敢感嘆懷才不遇，心里頓時就翻江倒海起來。
縣長大人對他說：“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為難。你混，時間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沒有煩惱伴隨。如果你不想混，光陰還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煩惱。人有太多的煩惱，就會生病。”
劉伯溫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寫出來了，不去實踐，那對《官箴》太不公平了。他決定做幾件事，證明給自己看。至於給別人看，這不是他的風格，而且，他也明白，別人根本沒有閒情雅趣看他做事。
別人雖然沒有興趣看他做事，但卻有心情讓他做不成事。劉伯溫每次都按照法律辦事，所以當地的官賊勾結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魚都不來，人太苛刻了就沒有好朋友，你想孤獨到死嗎？做事要給人留後路，薪水不必政府發，我們也可以給你。”
劉伯溫冷笑，因為他是個從不懼怕威脅的人，人家越對他警告，他越是把別人的話當成屁。很快，高安衙門裡有個鐵面無私的劉伯溫的消息就傳了出去。
其實，劉伯溫初入官場，僅憑一腔熱血做事，處處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見，此時的他心智並未完全成熟，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幾年後，他回想在高安的歲月時悲痛地說：“世路如何？險惡實多。昨夜燈前相笑語，豈意今朝化為虎。”
他初到高安，雖然官職卑微，但畢竟是個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對他獻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馬屁。平時，大家坐在一起，張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維。劉伯溫也認為這些人不錯，但一提出要辦幾件老百姓讚賞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時，劉伯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亂麻似的藉口、托詞和障礙之中，最後他所有的計劃都變成了一種十足天真的幻想。
對於別人的消極抵抗，劉伯溫還算能忍受，畢竟這是一種抵抗，而不是對他的進攻。可有時候，劉伯溫發現官場中的同僚都長了一張狗臉，說翻就翻。天長日久，劉伯溫探析出這些人翻臉都發生在他要憑良知做事的時候。
劉伯溫在他的《行路難》中對這種弔詭的人際關係的評價是：政治場和官場中的友誼是絕對靠不住的。因為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難知心。所以難知心，不僅僅是因為心在體內，使人看不到，還因為它隨時在變化。你不是看不到一個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變化。
西漢武帝時代的竇嬰和田蚡都推崇儒術，並且受到竇太后的貶斥，兩人可謂是患難之交，應該心心相印才對，兩人開始時的確心心相印，田蚡就經常跑到竇嬰家裡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來報答竇嬰對他的照顧。可後來他掌了大權，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他居然把竇嬰活活害死了。
但此時的劉伯溫有情緒是真，可仍然像個初生牛犢一樣，在現實中不懼任何人。他向來是個孤傲到骨子裡的人，做事僅憑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沒有朋友就沒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沒有理解就沒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聖人不是說，天地萬物和我心是一體的嗎？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萬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幾個如塵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麼關係？
這種對良心的堅守，使劉伯溫獲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時也讓他感到納悶的是，胖墩子達魯花赤從來沒有找過他的麻煩。這讓劉伯溫從烏雲中看到陽光，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人間自有正氣在，憑良心為民辦事，就得了他們的心，得了他們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實，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為專制時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因為專制國家的官不是百姓選出來的，而是被當權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樣伺候好長官就穩居其位了。
唐朝武則天的寵臣兼“小老婆”張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應該是這樣的：高高在上時，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敗失勢時，上萬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來。”這句話的本質就是說：當領導寵幸我的時候，就算天下百姓都罵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檢舉我，啥用都沒有，我就是不倒；而當領導討厭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揚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舉我，啥用都沒有，我還是做不了大官。
劉伯溫的直屬領導、高安縣縣長老爺看著孤傲的劉伯溫，說：“你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但你看我現在，還不是混吃等死。儒家總教我們要在官場中修行，官場越是烏煙瘴氣，就越認為是修行的最好場所。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腳、醬缸裡洗菜，豈不是越洗越糟糕？”
劉伯溫說：“理學的精神領袖周敦頤說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氣，就是進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縣長大人說：“哎喲，人怎麼能和蓮花比，人就是人，身處社會中，你必須要和別人交往，你現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劉伯溫說：“沒有啊，我也是個有朋友的人！”
縣長大人冷哼，說：“你那些朋友對你的前途沒有任何幫助。”
高安縣縣長大人說的好像沒有錯。劉伯溫在高安時結交的幾個好友都是一身正氣的文人。其中有個叫李爟的是個畫家，但他的畫作似乎是意識流，沒有人能看懂。至於黃伯善兩兄弟，詩歌寫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別好，可對劉伯溫身在官場，卻總報以“鄙夷”的眼光。幾個人在一起，唯一能談的就是辭章之學。劉伯溫有一次喝了點酒，感嘆說：“'滿懷荊棘無人掃'啊！”李畫家對劉伯溫翻著白眼說：“俗事，這都是俗事，來，喝酒！”
其實，劉伯溫面對的是無以復加的官場腐敗，一個真有責任感的爺們儿就該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縮頭烏龜。做縮頭烏龜其實也不要緊，但不能洋洋得意於縮頭策略。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孔子那樣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另一種是莊子那樣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後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種人類的高級情操。
劉伯溫當然屬於孔子那樣的人，不過，孔老夫子很慘，有時候連基本溫飽都解決不了。當時有一些如李爟那樣的所謂隱士就嘲笑孔子是喪家狗。可劉伯溫和孔子有個不同之處，劉伯溫不靠遊說，只靠做實事。孔子是玩嘴巴，劉伯溫是玩行動。
他的行動也的確獲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縣長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兇手是蒙古人，案發後，兇手用大量金錢賄賂初審官，初審官本著“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古老中國式處世原則，就判為誤殺，案子草草了結。
——我們在這個案子上就可以發現，元王朝的民族歧視政策，並沒有堅持到底。至少到了劉伯溫在高安做官時，可能已經瓦解。不然，初審官不會判那個蒙古人是誤殺。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殺人，不過賠對方一頭毛驢的錢。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來是當地的豪族。於是整合各種資源，終於上訴到了上一級政府瑞州路。知府是個官場油條，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個愣頭青充當敢死隊，有人馬上不懷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劉伯溫。
劉伯溫聽到天降大任於身，興奮異常，在他看來，這儼然是被重視的象徵。於是，風塵僕僕趕到瑞州路，雷厲風行，不出幾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兇手按照法律必須要償命。初審官只好抱著那筆受賄銀回老家養老去了。初審官走時，召集了被告家屬和許多蒙古朋友，把劉伯溫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提醒這些人，劉伯溫這人就是個瘟神，在這地方一日，你們就不能有自由，好自為之。
蒙古人一聽，就要從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時代的蒙古刀和現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長一尺，插進人的肚子裡，向上一挑，再抽出來，大腸冒著熱氣就掛在上面了。腸子在肚外還保溫，但人卻不死，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大腸熱氣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騎兵所以所向披靡，他們的那種彎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敵人互相衝殺時，他們的彎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對方的馬肚子，然後一挑，馬肚子就開了，馬的五臟六腑全落入塵埃，自然，對手只能從馬上摔下來。
關於蒙古人要把劉伯溫開膛破肚的事，劉伯溫那位頂頭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並不是個正義的人，只是良知還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薦信交給劉伯溫，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龍興路（今江西南昌）南昌縣去。因為在那裡有個他的朋友，對劉伯溫早有耳聞。
劉伯溫面不改色地問：“如果不走呢？”
縣長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橫切了一下，說：“剖腹的干活。”
劉伯溫說：“我不信。”
縣長大人說：“我不管你信不信，總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這是命令，趕緊給我滾出高安！”
劉伯溫感嘆了一句：“高安，難以高安啊！”感嘆完這句話，他骨子裡的傲氣突然噴湧上來，又憤恨地感嘆一句，“賢士無路可走啊！”
關於這句感嘆，劉伯溫當時只是意氣用事，並無例子證明。多年以後，他在其著作《鬱離子》中填補了這句感嘆的空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三個商人在集市上販賣藥材。商人A專賣好藥，根據進價定價，不賤賣，但也不漫天要價；商人B既收上等藥也收下等藥，有人要買上等藥，他就給上等藥，有人買下等藥，他就給下等藥；商人C從不收上等藥，只管多收下等藥，而且價格便宜，顧客要求添點他就添點，從不計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時間，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來。只有那個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藥舖門口像墓道一樣安靜，結果很快破產了。
劉伯溫在這個故事最後感嘆說：“現在做官的，就是這種情況。春秋時期楚國邊境上有三個縣的長官，其中一個很廉潔，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歡心，離任的時候窮得連頭毛驢都僱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機會，能撈的時候就撈一點，人們非但不指責他，反而稱讚他能幹；第三位無所不貪，用聚斂的錢財巴結上司，對待部屬像親兒子般的關懷，對待富家大戶像對待賓客一樣的熱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還認為他非常好，這真是太陽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實，劉伯溫感嘆的無非是賢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惡人拔頭籌。
這種感慨，其實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總覽歷史，許多英雄人物在未飛黃騰達、深處底層的時候，都有過這樣的感慨。注意一點，中國古人喜歡寫詩，而且特別喜歡用誇張修辭，所以我們總能看到一群怨婦般的人，站在高岡上，看著萬里長的綿綿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彎，對自己的失敗發出哀嘆。
劉伯溫在二十多歲時會發出這樣的哀嘆，也在情理之中。但他發出的哀嘆並未在高安終結，還有高安續——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難安”的思路，那麼南昌對他而言，就是難（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後的職務是掾史（省長秘書），行政級別上有所提高，但權力卻不如高安縣丞。縣丞還能獨立辦案，掾史只能寫寫報告。
江西行省長官對劉伯溫的印像不錯，不過遺憾的是，體制原因決定他不能對劉伯溫委以重任。這一體制就是蒙古人對漢人的歧視，漢人在官場，永遠是老二，永遠是被猜忌和排擠的對象。
江西行省長官對劉伯溫說：“你僥倖不被我們蒙古人開膛，應該心存感恩，在這裡好好乾吧。”劉伯溫就皺起了眉頭，但還是點了點頭。那位長官看他點頭並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勵他說：“好好乾吧，你是進士出身，不出人頭地，那是沒有天理的。”
劉伯溫一聽到這話，馬上就起了奮起之心。但他的長官突然又問了句：“你說進士這玩意有用嗎？我們大元廢除了那麼久，也沒見天塌地陷啊！”
劉伯溫對這位省級大員的愚昧吃驚不小，他很想用科舉的歷史來證明長官的愚昧，但隨即一想，長官說得也沒錯。大元王朝沒有科舉，的確存活了很多年。現在天下有點亂，可不是沒有科舉惹的禍，而是有些自以為是的人自擾之。
劉伯溫如果站在中國專制王朝的末期，就會發現，元王朝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也有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元王朝終其一生沒有文字獄，沒有文字獄，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時候，劉伯溫看不到。他也不會因為這點和自己無關的事而沐浴焚香擺靈棋。因為他沒有分身術，進入江西不久，劉伯溫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僅是案牘，還要和官場圈子打交道。
圈子對於官場人而言就是氧氣，看著是沒有，但一離開它，非死不可。劉伯溫雖然懂奇門遁甲、五行八卦，但這些神奇的技術不能自行製造氧氣。所以，他必須要跟官場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這方面是個廢物。在爛污的政治環境下，官場更是烏煙瘴氣，在這裡，高級情操是忌諱，所以，氣節、道德、名譽都被擯棄在外。劉伯溫身上恰好有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常常警告他，對它們不要視而不見。這就讓劉伯溫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應明的隱士說：“標節義者，必以節義受謗；榜道學者，常因道學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惡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氣渾然，才是居身之寶。”
洪隱士又說：“處世不必與俗同，也不要與俗異；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有太多洪應明這種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所謂人生導師了。洪應明早期做官，因為受不了當時的官場文化，所以辭職在家，專心著書，於是有了本。裡全是人生處世哲理，不過注意一點，這些處世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應明從之前的宦途失敗中總結出的，總結出來後，就再也沒有在官場中實踐過。
乍一看上去，處處機鋒，處處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場或者在名利場中實踐過它嗎，實踐得又如何呢？
人生經驗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說了，事非經過不知難。看到一兩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沒有這種人。
當然，不是說洪應明的不好，只是他在說那些哲理的時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當然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中國歷史上那些道教氣質濃厚的人，說著些超然度外的話，卻不肯把這些話拿到實踐中去，結果只能是紙上談兵。
再來看這類中國式處世的內容，全是龜縮律令，它讓人遇事不要抱怨社會，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報怨，以保全肉身為第一要務。
中國道家這種“退讓”思想正是兩千年君主獨裁制的溫床，因為“退讓”就意味著不爭，苟且偷安，獨裁者最喜歡的就是人民不爭，沒有爭鬥，他才能想幹什麼就乾什麼。
老子有句話很可恨，叫“以德報怨”，連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說：“如果以德報怨，那拿什麼報德？”這足以說明，以德報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獪的詐術，有人用這種方式其實是做給人看，落下個聖人的名聲，名聲一成，利益就來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無非是想說，劉伯溫就在官場中，他不能融入那個圈子，就只能退出，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按洪應明的意思，別標榜節義，也別標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別人討厭的惡事，也別立什麼善名，居身之寶就是在人群中裝成是一個俗人，但內心保持純潔的氣質。
也許這種要求還可以做到，只要假裝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面的話“處世不必與俗同，也不要與俗異；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難做到了。怎麼才能不與俗同，又不與俗異？怎麼做事才能不讓人喜，又不讓人恨？
這種在文字上籠罩煙霧、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國式哲理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劉伯溫在三十歲左右時還沒有這種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擊了。
有人說，這人故作清高，請他吃飯他不來；有人說，這人太自以為是，不就是個南人嘛；還有人說，這人外表忠厚，內心奸詐，用他們漢人的話說就是——假道學。
劉伯溫的領導可就找到了他，擺出一副對外面的傳言深信不疑的姿態來，說：“你呀，還是年輕，不知道什麼叫官場體統，怎麼可以這樣做人呢？”
劉伯溫說：“我給您講個故事吧。戰國時魏國大臣龐恭要陪太子到趙國去做人質。臨走前，龐恭問魏王，'假如現在有人告訴您，說鬧市上有一隻老虎，大王您相信嗎？'魏王說，'你當我是豬啊，鬧市哪裡來的老虎？'龐恭又問，'假如又有人說鬧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嗎？'魏王想了想，搖頭。龐恭再問，'如果再有第三個人說鬧市有老虎，您相信嗎？'魏王痛快地回答，'我當然相信了啊。'龐恭於是總結說，'鬧市沒有老虎，這本是常識。但是，因為三個人都說有老虎，聽的人就相信了。現在，我離魏國如此遠，所以說我壞話的人超過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時候，記得這個故事。'”
劉伯溫的領導說：“這個就是'三人成虎'的典故吧？”
劉伯溫說：“是的。它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個假消息，說的人一多，也就成真的了。”
劉伯溫的領導說：“你這人恐怕有受虐狂傾向。你認為所有人都敵對你，所以把所有人都當成敵人，這樣如何幸福呢？”
劉伯溫說：“我沒有這種傾向，但現在詆毀我的人實在太多，而且您也相信了。”
劉伯溫的領導說：“那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詆毀你。”
劉伯溫說：“請讓我再給你講個故事吧。有座叫女幾的山，喜鵲喜歡在那裡建造巢穴。有一天，山中來了隻老虎，喜鵲連忙飛集起來，亂叫起來。八哥聽見了，也飛集起來，亂叫起來。狐狸過來看到，問它們，'老虎是陸地行走的動物，它能把你們怎樣？你們怎麼如此膽小？'喜鵲回答，'你沒有聽過虎嘯生風嗎？我們擔心風把我們的巢穴吹翻，所以在這裡擔心得狂叫。'狐狸又問八哥，八哥無話可答。狐狸就笑了起來對八哥說，'喜鵲的窩在樹梢，怕風，所以擔心老虎。你們住在洞穴裡，並不怕風，幹嗎也跟著亂叫？'”
這是個寓言，劉伯溫的領導沒有聽懂，所以劉伯溫還要解釋給他聽：“一條狗對著人狂叫，其他的狗就會跟著它對著人的影子狂叫。但因為眾口鑠金，眾口一詞，就能混淆是非。大人您現在可能就被混淆了是非。”
劉伯溫的領導正色道：“胡說，我是個是非明辨的人。”
劉伯溫就問：“那您現在認為我是好人還是壞人？”
領導思考了很久，清了清嗓子說：“這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個不合群的人，你不適合在官場啊。”
劉伯溫長嘆一聲，說：“那我再給你講個故事吧。”他的領導制止了他，說：“我不喜歡聽故事，直接說道理。”劉伯溫就問：“政府用人，是僅為了充數，還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靠他們管理好國家？”他的領導說：“從理論上來講，是為了選拔優秀人才，發揮他們的作用。”劉伯溫笑道：“這樣看來，你根本就沒有實踐理論，你看看你下面的那群人，除了貪贓枉法外，一無是處。”他的領導很不高興，因為下樑不正，上樑肯定也直不到哪裡去。劉伯溫不等他還口，馬上說道：“農夫種田，不用羊拉犁；商人運貨，不用豬拉車。這是因為它們不能勝任這種事，怕把事情弄砸了。現在您用人，還不如農夫和商人。”領導這次太不高興了，眼睛通紅，頭髮隱約冒出小火星，劉伯溫見勢不妙，轉身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經在南昌待了一年。他不必用八卦五行，只憑五官就搞明白了一件事：這個王朝官場的腐朽已經是從內到外，無藥可救了。貞潔女子和妓女們共處一室，妓女們是瞧不起貞女的。所以很快，劉伯溫就被一些官員聯手彈劾出了南昌。
屈原說：“眾人都喝多了，我卻清醒。”其實，別人都喝多了而你卻醒著，並不是幸福的事。當你面對一堆酒鬼，吆五喝六，滔滔不絕。你卻因為酒精不起作用而難以融入這種癲狂的氛圍裡，自然少了很多情趣。
有這樣一個故事，天降隕石砸了一個深坑，裡面還有火星。但好多人認為是上帝來接人去天堂，想一起跳進去。有一人不跳，認為是送死，結果這群人先把他推了進去。這人在裡面被大火燒灼，發出淒慘的叫聲，上面的人才知道，原來真是送死。結果都慶幸自己沒有跳，卻咒罵那火中人烏鴉嘴，如果不是他那樣說，可能就真是上帝來接人。
在瘋人院裡，不瘋的人才被認為是瘋子。劉伯溫不是瘋子，但在元朝南昌官場，他就是瘋子。
妥懽帖睦爾在位的前幾年，劉伯溫在江西高安做縣丞。據劉伯溫說，那三年高安生活談不上壓抑，但也談不上開心。也許換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場的灰暗色調，早已痛不欲生。劉伯溫也有過悲憤，可他是個意志力頑強的人，與其抱怨社會，不如去改變社會。這是劉伯溫一個典型的性格。孔子說，如果沒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劉伯溫卻說，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來的，不是別人給你搭建的。只有庸人才四處找戲台，偉大人物向來都是親自搭戲台，然後唱戲。
劉伯溫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麼平靜如古井水，沒有波瀾，因為醬缸裡起不了波瀾，醬缸裡只有陰鬱沉重的屎黃，很難有讓劉伯溫興奮的事發生。
不過，也不是沒有，《銀河棹》事件就是。
《銀河棹》是《周易》的衍生書，全名《六壬銀河棹》，有人說是諸葛亮的著作，也有人說是九天玄女的著作，還有人說，根本就沒有這本書。棹指的是船槳；銀河，天漢也，也稱為六壬學。所以《銀河棹》即“六壬學”之船槳也。
“六壬學”是一門預斷吉凶的學問。天干有十，而六壬學獨取壬，因為壬水屬陽，天一生水，為數之始，壬又寄宮於亥，亥屬乾宮，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干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幹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則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稱六壬；另說壬有王形，為諸易之王，故稱壬學。
“六壬學”比起中國其他占卜術還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來源於《周易》，首先由“佔時”至“月將”，是無極生太極，再由月將至乾支，是太極生兩儀，由干支而產生四課，是兩儀生四象。再發三傳，即發三才。然後再佈各天將及神煞，用五行生剋預測吉凶進退。
其實，中國古代預斷吉凶的學說，論說起來艱澀難懂，但如果入門了，也並不那麼難。東西方預斷吉凶的所謂巫術其實是原始科學，僅以“六壬學”為例，它就是根據嚴格規定的方式來獲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嘗試。它承認因果率，也就是說，給出同樣的前提條件，隨即就會出現同樣的結果。比如它的《掌圖·分野》說的就是手相。哪條紋路說的是什麼，都有固定的規定，你不能信口胡謅。紋路交叉有很多處，任何一處，書上都給了解釋，你必須要按照這種解釋去理會，不能憑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預斷吉凶的學說，其實並不能算是迷信。只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認為它是對的。科學誕生不過短短的幾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學誕生前，人類是怎麼活著的呢？
《六壬銀河棹》事件是這樣開始的：1337年，也就是劉伯溫在高安第二年的陰曆二月，一個綽號叫“棒胡”的江湖賣藝人發動了一場武裝暴亂。 “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運之如飛。但如你所知，這是武術花樣表演，真到搏擊場上，未必成事。當無人欣賞他的表演後，他就憑在江湖闖蕩多年積累的人氣，振臂一呼，聚集了萬人，宣稱起義。
在起義之前，棒胡聽說江西高安某個村里有個叫曾義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銀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請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時候是去山中採藥了，有時候去鎮裡喝喜酒了，有時候去田里工作，有時候去親戚家串門。
棒胡摸著自己的大棒說：“真是無緣啊。”但突然一想，這傢伙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擔個私通盜賊的罪名，所以對我避而不見。棒胡想到這裡，可就怒了起來，說：“等我先拉起隊伍，然後再去找你算賬。”
造反之後，棒胡屢戰屢勝，就忘了曾大仙這個人。可又一次打了敗仗，情緒低沉，胡思亂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裝小分隊，囑咐他們，如果那老鬼還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給我砍了。
武裝小分隊一臉豪邁，提著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準備好了殺人計劃，哪個先殺，哪個先姦後殺，哪個再姦再殺。可當他們到了曾家後，難以置信的是，曾義山正在門口擺好了茶水等著他們呢。曾義山對這些因不能姦殺人而失望的人說：“回去告訴你們老大，丁丑年四月一柱擎天。”
這些人能聽明白這句話，悻悻地走了。回去後跟棒胡一說，棒胡皺眉想了很久，說：“這他娘的什麼意思？”有伶俐的人說：“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頭。可能是告訴您，明年四月，您能當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來，說：“這真是個好消息。”
但他理解錯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時，棒子是立在牆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陰曆四月，棒胡一敗塗地，被活捉到大都處決。
曾義山在棒胡的武裝小分隊走後不久就對家人說：“我要歸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個叫劉伯溫的人路過這裡，你們去葫蘆石洞把那本《六壬銀河棹》拿給他，什麼都不要說。因為這是天意。”
說完這些話，曾義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會兒工夫就挺屍了。
第二年，劉伯溫被調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麼回事就走到曾義山家了。曾義山的家人就把書給了他，劉伯溫認為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銀河棹》，說：“這真是本好書，但我有公務在身，不能專心研習。”
曾義山的兒子說：“父親還說了，一年之後，您就有時間研習了。”
劉伯溫驚了一下，認為這並非好兆頭。如果有時間研習，不就證明他可能無時間做官了嗎？
他的預料非常準確。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發現，自己和同僚的意見永遠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惡，卻被同僚們左說右說，於是成了正義。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許他有任何意見，只希望他是一台錄音機。
劉伯溫站在南昌城門上，向下望去，什麼都望不見。他說：“我必須要離開，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邊的他唯一的朋友錢士能說：“你說得對，我也有如此想法。”
錢士能在“進退”上的反應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諸行動。說完這話的第二天，錢士能就離開了南昌。但劉伯溫沒有這樣迅疾的反應，有責任心的人在絕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為他們希望有迴轉的餘地。但又等了一段時間後，劉伯溫長嘆一聲，說：“我真該走了。”
於是，劉伯溫離開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劉伯溫離開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時，正是天高雲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詞後，睜眼再看天空，就發現數道狼煙直衝雲霄。那是五花八門的造反者正在全國各地實現他們發家致富的理想。
劉伯溫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不過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還是流下幾滴眼淚來。這和一千多年前荊軻在風蕭蕭兮的易水邊大有不同。荊軻閣下離開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劉伯溫離開卻如浮萍敗葉，心中無根腳，不知下一站將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劉伯溫繞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處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劉伯溫只留下了幾句空洞無味的詩歌。走到鵝湖時，想到南宋兩位理學宗師朱熹和陸九淵曾在此討論過理學真諦，又想想自己的理學造詣，不禁慚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發誓說：“我要做點有意義的事。”
儒家的祖師爺們早就給門徒們立下嚴謹而崇高的追求標準，那就是三不朽。所謂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們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將個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無盡的歷史中去。當一個人確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無其匹的功業，留下內容與形式絕倫的言論與文字，德、行、言影響時人和後人深遠悠長，這個人就會經久而名不失，有如萬有引力，永恆而在。真能達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學宗師張載所叫囂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劉伯溫當然有這樣的追求，但和很多讀書人一樣，這是個艱難的過程。自孔孟之後，中國歷史上被認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兩個半：兩個是王陽明與曾國藩，半個是諸葛亮。
我們注意一點，劉伯溫這年恰好三十歲，正是孔夫子說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紀。劉伯溫的志向很靈動，沒有按部就班，因為他是先立言，再想辦法立德，然後立功。
儒家門徒說，立德立功立言，應該是有順序的。個人道德無懈可擊後才能立下蓋世功勳，只有立下蓋世功勳後，你才有資格立下言論，因為只有這樣的“言”才能被別人認可。不過，這明顯是儒家門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們說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個德。你非要說孔子誅殺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沒有辦法。但孔子沒立什麼言，他曾親口承認，自己是只敘述別人的正確言論而不原創（述而不作）。
劉伯溫很顯然意識到這點，所以他說：“我原創幾本書吧，算是個立言。”所謂立言，無非是提出點兒自己的主張不人云亦云罷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軍事方面的思想。當初，他在石門書院讀書時，就苦思過軍事戰略問題。但自那之後，一直沒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戰場上發揮才智，那就在紙上發揮吧。
於是，《百戰奇略》出爐，在這本書中，作者把如何打贏一場戰役做了充分的發揮。從作戰來看，世界上的交戰雙方沒有實力優劣之分，只有謀略之好壞。僅以眾寡來說，你人多，對方人少時，盡量要在開闊之地與對方決戰。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軍事統帥一定要有“進止”的本事。所謂“進止”，就是攻擊時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時要有秩序。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前秦失敗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進止”，前秦幾十萬人向後一退，剎不住了。春秋的晉文公與楚國精銳兵團打架，晉文公一直喊叫著“退避三舍”，楚國一直追擊，但就是找不到機會發動決定性攻擊，就是因為晉文公的兵團在後退時“井然有序”，簡直就是步步為營。 《百戰奇略》裡還說，你人少，對方人多的時候，你就該把對方引到場地不開闊的地方，讓他的人數發揮不出應該發揮的作用。
在主客場作戰的論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實力下，主場作戰未必就能贏。如果你是客場，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進主人的腹地。因為主人在本地作戰，家人都在身邊，會經常掛念，只要深入內地，就能使他們對親人的掛念放大一百倍，對方會不攻自破。
作者雖然列舉了無數個打贏一場戰役的技巧和奧秘，但最後卻說，打贏一場戰爭的最大訣竅就是，不打。
任何糾紛和恩怨盡量不要到戰場上來解決，非要到戰場上來解決，也要盡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搞來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來：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對方不認識德為何物呢？那就只好打。
中國的軍事著作大都有這個毛病：全部內容都是戰爭技巧，但在開篇肯定有個說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這個牌坊立得很大，很藝術，讓人一看，彷彿中國人真的不喜歡打架一樣。其實中國人最喜歡的就是打架，但喜歡窩裡打，翻開歷史，到處都是刀光劍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話，和平只能維持到明年。也就是說，牌坊立著，婊子繼續當著，二者涇渭分明。
劉伯溫生在中國，不可避免地也會犯這樣的毛病。但這時他還年輕，難免不受傳統熏染。
多年以後，他意識到，戰爭的目的就是消滅對手保存自己。為了保存自己，在消滅對手時應不擇手段。這可能是冷血，但絕不是假惺惺。
當然，中國古代每個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這個道理，可就是表裡不一，嘴上說的是一套，幹的是另外一套。
劉伯溫說，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幾十年，幹嗎那麼虛偽，說的一套和乾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面要做事，一面又要小心別被人發現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劉伯溫一生中都堅持身心合一、表裡如一。這是他在撰寫《百戰奇略》時的主導思想。
當他在專心致志寫書時，他弟弟劉陛有情緒了。劉陛拄著鋤頭站在窗外，盯著劉伯溫說：“二哥，出來曬曬太陽。”
劉伯溫頭都不抬，說：“我沒空。”
劉陛說：“您別沒空。出來看看吧。你看那田間，有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間小路上拎著飯盆的婦孺，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臉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繭。你再看看自己，細皮嫩肉，像是剛出生的嬰兒。老天為何如此不公平，讓你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前，讓我面朝黃土背朝天？”
劉伯溫此時恨不得有個地縫鑽進去。他扔了筆，走出門，和弟弟一起走進了田間。不過，他很快就辜負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劉伯溫從小就以讀書為主要責任，身體狀況很差，三十歲的人，五十歲的心臟。只彎了幾下腰，他就對弟弟說：“我感覺腰椎間盤突出啦。”
他弟弟搖頭嘆氣，說：“還是寫你的書去吧。”
劉伯溫就重新回到書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個想法，為何不能給他們編輯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動就要行動，劉伯溫很快就確定書名《多能鄙事》，這個書名靈感來源於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對學生們說，我年輕的時候是個底層勞動人民，所以對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為十二卷，內容包括飲食、服飾、百藥、種花草、放牧養殖多方面製作技能和占卜知識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學常識，以及吉凶趨避之術全部囊括其中，總之，一一切合民生實用。
我們僅在此舉幾個例子。比如飲食，劉伯溫注重的是養生，而且是物美價廉的養生。比如“雞子線”：把雞蛋開個孔，加點鹽，用筷子攪勻，立即倒出，使之成線狀，就白酒配著吃。養生健體大大的好！
還有一個小孩“百日關”的問題，劉伯溫說，小孩生下來一百天內不要出門，因為此時小孩的陽氣非常重，沒有陰氣。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別喜歡吸收小孩的陽氣。到了一百天后，小孩的陰氣漸漸附體，老妖怪們對這樣的小孩就沒有興趣了。
或許正是這種瑣碎、荒誕不經的內容，使很多研究劉伯溫的人都認為，《多能鄙事》並非是劉伯溫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見，這種不同意見認為，《多能鄙事》裡面的內容的確瑣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瑣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劉伯溫那樣的聖人也必須要吃喝拉撒，他能編著《多能鄙事》這樣的作品，更證明他的偉大，因為他能接地氣。
接了三年地氣後，劉伯溫從現實中醒來，進入夢想。他唉聲嘆氣，他老婆就說：“既然這裡現實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劉伯溫說：“明天就上路。”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任何一本書，即使寫得再好，也不過是別人的思想。即使可以從別人的思想中總結出自己的思想，但沒有作者本身的經歷，這種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癢。有真思想的人，必須要有經歷，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驢友。中國歷史上超級驢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屬，這哥們儿使用國家的“驛站”四處遊玩，寫下了。司馬遷能把《史記》寫成別人望塵莫及的歷史著作，不僅僅是因為他被閹割過，還因為他善於四處旅遊，手拿紙筆，對景而寫。
1344年，當劉伯溫離開家鄉北上時，北邊有個17歲的奇醜無比的少年正在埋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如你所知，這個人就是朱元璋。過了一段時間，朱元璋跑到寺廟裡脫下乞丐服，穿上了袈裟。
在那時，劉伯溫根本不知道有朱元璋這樣一個和尚，正如他不知道他的前途在何處一樣。他突然掉了頭，向東進發，遊覽集慶路（今江蘇南京），到丹徒（在今江蘇鎮江）後，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索性就在丹徒定居了。這一定居就是三年，其間風花雪月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劉伯溫的心裡仍然是荊棘一片。
1346年，劉伯溫突然有了去大都的想法，這一想法才萌生，第二天，他就北上了。北上之路，映入他眼簾的則是遍地的饑民和強盜，他不無感嘆，從他中進士到現在不過十年時間，山河大地破損到如此嚴重的程度。政府正在破罐子破摔，沒有人對這些現狀發出一句質問和解決方案，元朝的貴族們似乎已經作好了重新回到草原的準備。
劉伯溫用各種文學體裁憂國愁思，他那孤獨的神情配合上那沉鬱的詩詞歌賦，使人心都碎了。當他在那年年底從大都回南方時，他在心裡發誓，從此不會再來北方，因為這個地方使他傷心，使他難過。
不過，在無業漂流了這麼多年後，他最誠摯地希望政府起用他的心始終沒有變，那團火越燒越旺，燒得他每天輾轉難眠。
多年來，他覺得立言容易，他的詩歌散文已經傳遍南中國，很多盜版商都在盜版他的著作。 “立德”也並不難，只要懷抱天下，用仁義和悲憫武裝自己，這就是德。只有立功最難，沒有人給他搭建立功的舞台，他連報名的機會都沒有。
但他還是想。
詩歌《武陵深行》就是表態書：
武陵是東晉陶淵明隱居的地方，劉伯溫的意思是，老子決不學那沒有志氣的陶淵明跑到武陵去隱居，老死在那裡。這封表態信彷彿被老天感知，第二年，當他在江浙最美麗的杭州遊玩時，組織找上了他。組織上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杭州舉行第二次婚禮。由於他那位表妹老婆遲遲不能生育，所以他的老娘下了命令，劉伯溫必須要重新再娶。史書說，劉伯溫的二任老婆和他青梅竹馬，姓陳。二人在杭州結婚後就回到了青田，在那裡，爭氣的陳氏為劉伯溫生下了兒子，叫劉璉。劉璉出生前一天，劉伯溫的弟弟在地裡挖出個熟銅製作的頭盔來，敲起來，裡面發出悶葫蘆的聲音。劉伯溫夜觀天象，突然叫了一聲：“雙喜臨門！”兒子才出生，上面就有人給他送喜來了，說要他到杭州做官。不用卜算，劉伯溫就知道生兒子是一喜，但他不知道另外一喜是什麼，是做官，還是他弟弟挖出來的那個熟銅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