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附錄吳敬璉年表

1930年1月24日，出生於南京，年幼多病； 1931年7月，父親吳竹似去世； 1933年1月，母親鄧季惺與陳銘德結婚； 1936年，進南京山西路小學讀書； 1937年，抗戰爆發，舉家西遷至重慶，在精益小學解讀一學期後，進巴蜀小學； 1941年，進重慶南開中學； 1942年，轉學成都高琦初中； 1944年，考入金陵大學附屬金陵中學高中部； 1945年，抗戰勝利，隨金陵中學遷回南京，父母所經營的《新民報》成為擁有南京、重慶、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八刊的國內最大民營報業集團； 1947年，患上肺結核病，被迫停學； 1948年，考入金陵大學，因病再度休學；

1948年10月，隨母逃亡香港，待船去解放區； 1949年4月，回到北平，肺病復發，住結核病醫院； 1950年1月，在南京金陵大學復學，就讀經濟系； 1952年，肺病再犯，住療養院，結識金陵女大兒童福利系學生周南； 1952年9月3日，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金陵大學經濟係並入上海復旦大學； 1953年，大學畢業，因肺病未癒，留校一年； 1954年，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為兼任研究員冀朝鼎、姜君辰等作助手，後跟隨援華的蘇聯財政專家阿·畢爾曼研究企業財務問題； 1956年6月，與周南結婚；經濟研究所青年與黨支部領導之間爆發關於“向科學進軍”的爭論，吳敬璉積極參加了爭論；

1957年，因為犯有在青年中宣傳《在橋樑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類“右派小說”等“嚴重右傾”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 1959年4月，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 1960年5月，《經濟研究》刊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質》，這是第一篇產生較大影響的長篇論文； 10月，參加孫冶方組織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作班子； 1961年3月，參加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辦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學習班，參加於光遠領導的《政治經濟學》寫作組； 1963年初夏，長女吳曉蓮出生； 1964年10月，參加經濟研究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容歪曲》，批判孫冶方的“生產價格論”和“利潤目的論”；

1965年8月，次女吳曉蘭出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被宣佈為“走資派”，參加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群眾組織“革命大批判指揮部”； 1969年11月，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下放河北省息縣的“五七幹校”； 1971年4月，隨學部幹校遷到明港鎮，被定性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進勞改隊改造，期間與難友顧準一起讀書，成為忘年交； 1972年7月，隨學部回到北京； 1974年12月2日，顧準去世； 1975年，赴山西大寨參加《大寨政治經濟學》寫作組，1976年夏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禮送出境”； 1976年冬，隨於光遠等人策劃召開按勞分配學術討論會；在5次討論會中遞交多篇論文；

1979年1月18日，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做長篇發言批評大寨； 4月16日，為在江蘇無錫舉辦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寫作論文，倡導國有企業自主經營； 年底，參與接待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弗·布魯斯； 1981年年初，參與接待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經濟學家錫克； 1983年1月，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做訪問研究； 2月22日，孫冶方去世； 1984年7月，歸國，隨馬洪等人為商品經濟“翻案”； 8~9月，參加國務院改造振興上海工作組，寫作改造振興上海戰略部署規劃； 秋，調入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任常務幹事，隨即轉調到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任常務幹事；

1985年，機構調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 1月，參加“經濟過熱與宏觀調控”問題的爭論； 7月，在討論《中共中央關於製定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1990）建議（草案）》時，提出企業、市場體系和宏觀調節體系三個環節配套改革的主張，後來這種主張逐漸形成中國改革中被稱為“整體協調改革派”的學術派別； 9月，參加“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巴山輪會議）；參與創辦《經濟社會體制比較》，與趙人偉、榮敬本一同任主編； 1986年4月，被徵調進入新成立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討小組辦公室，任副主任； 1987年，《經濟改革問題探索》出版（1990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俄文版）；

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合著）出版；《中國經濟的動態分析與對策研究》（合著）出版（1989年韓國韓文版出版）；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上首次用“尋租理論”來解釋經濟轉型過程中腐敗蔓延的原因； 1989年11月，在“總結70天經驗”會議上與“計劃派”論戰； 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的一個會議上與“計劃派”再次論戰，不久被稱為“吳市場”； 秋冬，發起組織“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 1991年12月，發表《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出版《論競爭性市場體制》； 1992年1月，接任蔣一葦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和《改革》雜誌主編的職務，大力宣傳鄧小平的南方視察，推動改革；

4月30日，寫《關於計劃與市場提法問題的建議》寄送中央領導人，建議將經濟改革的目標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1993年，在有關中國改革特點的國際討論會的討論中，不同意“漸進改革”的提法，提出用“體制外改革優先”（後改為“增量改革”）來描述中國的改革戰略； 8月24日，《經濟日報》刊發與錢穎一合作的《關於公司化》一文；《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製度》（合著）出版； 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多項主張被採納，中國改革進入“整體改革”新階段； 1994年，促成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在上海創建，並任專職教授；《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出版；

1995年8月29日，母親鄧季惺在北京去世； 1996年3月，隨同朱鎔基到山東省諸城調研“放小”試驗； 1997年，完成研究報告《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與“計劃派”發生論戰，給中央寫建言書提倡中小企業的產權清晰化改革； 1998年，被聘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CICC）首席經濟學家，直至2001年； 3月，當選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任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合著）出版；東亞金融風暴影響中國經濟； 6月，赴浙江調研，在呈報國務院的報告中建議採取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得到國務院的採納； 11月，《財經》雜誌刊發與汪丁丁的“關於中國改革前途的對話”，第一次提出了警惕“權貴資本主義”；

1999年，在研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時，提出“制度重於技術”； 2000年，3月，在參加全國兩會時，反對炒作“互聯網概念股”，引發一場大爭論。 4月，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 8月，香港浸會大學授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10月，支持《財經》發表揭發基金業黑幕的報導，引起廣泛關注； 12月，中央電視台首度評選“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以最高票獲得“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獎； 2001年，《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論文集出版； 1月14日，在中央電視台抨擊“中國股市像一個很不規範的賭場”，引起軒然大波； 3月，《十年紛紜話股市》論文集出版，該文集的前言（《股市七題》）總結了與自己的批評者之間的主要爭論；

2002年1月，籌辦《比較》輯刊，任主編； 秋，與江平創建上海經濟與法律研究所，2004年年初停辦；在北京另辦洪範經濟與法律研究所和《洪範評論》輯刊； 2003年，參加多場論壇，倡導“法治的市場經濟”； 3月，再度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傑出成就獎”； 2004年1月，再版《當代中國經濟改革》（2004年英文版，2005年繁體字版，2007年日文版）； 7月，在多個場合警告片面追求“重型化”的戰略不可持續，引發“中國工業化道路經濟增長方式”的論戰； 8月，“被動”捲入“國有資產流失”的論戰； 2005年，受聘為麻省理工學院公開課件項目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至2008年；同期任國際經濟學會（IEA）執行委員會委員； 3月，在全國政協全體會議上，提出“'十一五'必須認真解決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問題”； 8月，受聘為中國國際扶貧中心顧問委員會委員； 11月，出版《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此書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和“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 2006年3月，在全國政協大會上，重提國有企業的改革； 7月，與茅于軾教授共同發起籌資建立富民基金會； 8月，香港大學授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9月，出版《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2007年，擔任北京富平學校理事會理事； 2008年，在《中國企業家》發起評選的“30年最具貢獻的十位經濟學家”中，以最高得票率當選；當選南方報業集團、英國《金融時報》等“30年最具影響的十大經濟學家”； 8月，受到“間諜門”謠言的誹謗攻擊； 2009年8月1日，就任阿拉善SEE生態基金會理事長； 9月，在《財經》上發表總結中國60年發展的長文《中國經濟六十年》； 2010年，1月24日，迎來80歲壽誕；《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三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