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二十章“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在國有經濟整體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業工作的副總理吳邦國提出了一個新思考：不可能把幾十萬國有企業都搞好，而只能通過抓好1000個國有大中企業，把整個國有經濟搞好。於是，確立了國有企業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對此，經濟學界有更深入的解讀經濟學家馮蘭瑞、何偉、曉亮等提出，要點不在“抓大”，而在“放小”——“要點不在1000個，而在1001個”。吳敬璉很贊成這種觀點。他在1995年12月的《改革》雜誌上發表了《放開放活國有小企業》一文，論證“放小”很有可能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條新路。 但是，“放小”的道路也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就已經指出，“一般小型國有企業，有的可以實行承包經營、租賃經營，有的可以改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給集體和個人”。但是，在“放小”問題上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地方，例如廣東順德、山東諸城等地，無一不遭到來自傳統意識形態的嚴厲批判。

1996年3月中旬，吳敬璉接到通知，隨同朱鎔基到諸城調研，隨行的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等數十位中央部委的領導，還有兩位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張卓元。正是這次出行，肯定了諸城的做法，同時也引爆了一場激烈的大爭論。 據吳敬璉回憶，朱鎔基去諸城，是聽了張卓元的建議。這一年的開春，朱鎔基要接見中科院的經濟學家左大培，同時邀集社科院副院長王洛林、吳敬璉和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三人作陪。左大培堅決反對通貨膨脹，同時大力宣傳新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伯特·盧卡斯的“理性預期”學說，因此引起了朱副總理的關注。不料，開會當日，左大培陰差陽錯受阻於中南海門外，幾個與會者就聊開了。其間，張卓元給朱鎔基提意見說，朱鎔基副總理走到哪裡都說，小企業一賣就好了，我就不相信。張建議朱親自去看一看，然後再作結論。朱說，這個意見好。張進而說，最近吳敬璉編的《改革》雜誌登了對山東諸城的“放小”支持和反對的幾篇文章，可以供你參考。朱當即吩咐秘書，把《改革》送到他那裡，他馬上要出國，在路上看。他要洪虎帶一批人先去諸城調查，自己等回國後就親自去。

諸城是山東省菏澤市轄內的一個縣級市，它的“放小”試驗是從1992年就悄悄開始了的。該市全部150家獨立核算的國有企業，有103家明虧或暗虧，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85%。當時擔任市長的是36歲的陳光，他決定把這些企業統統賣給職工。在一次企業改制會上，陳光說，“10年改革，改來改去企業還是躺在政府的懷抱裡。從今天開始，咱兩家的關係變了，變成你註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在之後的兩年多里，陳光通過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7種形式，將全市272家鄉鎮辦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統統都出售給了職工個人，陳光因此得了一個綽號——“陳賣光”。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地出售虧損中小國有企業的現象並不罕見，不過陳光做得實在有點絕，因此引起了媒體和理論界的爭議。

朱鎔基回國後，果然帶了國務院各部委的一批人，連同吳敬璉、張卓元等去了諸城。他們一行是3月20日出發的，整整調研了兩天，朱鎔基自始至終一言未發，但是顯然被諸城所取得的成績打動了。 3月23日原本要離開去日照，然後回北京，朱鎔基突然決定再看一天，同時下令把山東的省、地、市、局四級幹部叫到諸城來和國務院調查組的人開會。 就在那幾天，國務院直屬的權威經濟報紙，一直在追踪產權改革動向的《經濟日報》正刊登一組調查報告，有人對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試驗提出了批評，認為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這是中央的態度，那麼諸城無疑是一個最大的反面典型了。吳敬璉回憶說，由於諸城“放小”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當時支持諸城試驗的山東的黨政領導非常緊張，不知道朱鎔基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為了準備第二天的會議，從北京來的調查組成員在朱的主持下，連夜開了個內部會，討論對諸城做法的基本評價。會上的意見仍然有分歧，但是大多數人認為諸城的做法基本是成功的，如果全面都能做到這樣，就解決了我們國家的一個大問題。內部會議結束時，朱鎔基指定讓贊同諸城做法的陳清泰和吳敬璉在明天的四級幹部會上作主要發言，其他人可以補充。 3月24日，山東的四級幹部到齊了。陳講了五點意見，吳也講了五點意見，對諸城的做法表示支持，也提了一點具體的改進意見。陳、吳講完後，朱鎔基問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的意見。洪虎笑著說，他們兩個人每人講了五點，已經“十全十美”，我完全同意，沒有補充。會議開到這裡，台下的山東幹部們才大大地喘出一口氣。果然，朱鎔基在接下來的講話中表示，採用多種方式搞活小企業，他完全同意。他說，看到諸城的這些成績感到特別高興。他還具體指出股權出售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有些企業的管理層持股與職工持股數相差20倍，這還算不算是“集體經濟”？此外，收回來的國有資產款該如何處理和使用等等。不過，朱鎔基在講話中也指出，他不贊同搞什麼“模式”，所以也不要叫“諸城模式”。

朱鎔基的諸城考察很快在中國政界和經濟界不脛而走，從而大大推進了各地的“放小”運動。然而在北京，反對的聲音仍然非常洶湧。大量中小國有企業被出售給私人，當然就有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沒有統一的政策，可以說是各自為戰，亂馬飛奔。 對國情十分了解的吳敬璉對此頗有預感。回到北京，他發現，《經濟日報》開始在頭版連載宣傳“諸城模式”的專題報導，對諸城“放小”的評價非常高。他當即給相熟的高級編輯打電話，希望報導口徑謹慎一點，否則可能幫倒忙。可是，報導已經發表了好幾篇，只是到最後一篇時，才加上了一段，說諸城的做法並不是“十全十美”，不要搞一個模式，各地可以創造云云。 諸城考察和《經濟日報》的這組報導，激起了反對者的抗議。一些人士以“萬言書”的方式上告中央，認定這是一次瓜分國有資產、搞私有化的大行動。朱鎔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壓力。 1996年12月，朱鎔基在北京觀看話劇《商鞅》，商鞅以驚人的勇氣掀起秦國的改革，終為頑固派羈絆，車裂而死。據報紙描寫，朱為劇情所動，黯然淚下。

1997年元旦一過，中共中央宣布將在今年秋冬之際召開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當即組織班子進行課題研究，確定的重點題目就是“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吳敬璉領銜出任課題組組長，成員包括張軍擴、劉世錦等十人。吳敬璉確定了課題的兩個方向，一是衝破“國有經濟是公有製的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所必須追求的目標”這類從蘇聯搬來的意識形態教條，實現多種所有製經濟的共同發展，二是大膽利用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模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 就當吳敬璉等人埋頭於課題報告的同時，政經界的理論交鋒已到了白熱化的地步。他回憶說—— 早在1996年年末，就有人以中國社科院的一個正部級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機關雜誌《當代思潮》的名義刊發了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國有經濟是公有製的高級形式，是社會主義必須追求的目標”這樣的論點，說是“當前主張國有經濟應退出競爭性行業的觀點頗為流行”，如果這種做法得逞，就“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國家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作者認為這些年的改革非但沒有增強國有製，而且它的比重不斷下降，所以這是一種漸進式的私有化，搞這種改革的人是搞資本主義改革，搞這種改革的黨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黨。這篇文章出籠後，即大量散發，在1997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原本規定不准散發材料的，他們也在那裡發。

這種情況當然引起了改革派的注意，也在這一時間，社科院的一些年輕人出了一本新書，名為《與總書記談心》，裡面講到所有製問題，論證說股份制就是公有製的一種表現形式，從上海調任社科院副院長的劉吉為這本書寫了序言。一本叫《中流》的雜誌當即組織文章對該書進行批判，認定它在提倡自由化，而社科院的副院長居然為這種書寫序，是喪失了立場。緊接著又發生一件事情，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討論會上發言，認為“勞者有其股”是最好的公有製形式。也馬上有人組織了對他的“圍剿”，說這種人應該開除黨籍。雙方爭論得很厲害。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在北京去世，中國改革何去何從再成世界關注的焦點。到4月份的時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導得到信息，江澤民總書記已確定將於5月下旬在中央黨校發表一個重要講話。按以往慣例，這被看成是“十五大”基調的一次“吹風會”。為了能夠把自己的觀點及時地表達出來，中心領導要求課題組在5月上旬完成報告，吳敬璉和他的同事們更是日夜加班，抓緊進度。

到5月8日，吳敬璉等人終於完成了研究報告《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立刻以課題組名義上報“十五大”文件起草小組。就在同一天，另一份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再定義問題》的建言書則以吳敬璉個人的名義送給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他在口述史中解釋“為什麼有了研究報告還要再寫建言書”，他說，國有企業的改制問題涉及到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問題，有人拿這個問題大做文章，不正面回答是不行的，然而，這個話題又很敏感，不適合在研究報告中以集體名義論述，於是便選擇了個人上書的形式，送給我認識的兩位中央領導人：江澤民和朱鎔基。 在這份建言書中，吳敬璉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應當糾正前蘇聯教科書對社會主義概念的歪曲，而要用“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來定義社會主義。

他寫道，當前的改革已經推進到傳統體制的核心部門，即國有經濟，而在這個領域內傳統思想的影響又表現得特別強烈和有害，已有的理論進展已經不能完全滿足改革的需要，所以必須對社會主義進行再定義，以突破蘇聯教科書中的“社會主義＝國有製＋計劃經濟”的陳舊觀念。那麼應該以何種理論來替代呢？吳敬璉的答案是，“有必要根據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實現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會主義經濟界定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 針對一些人認為國有製比重下降將導致社會主義變色的觀點，吳敬璉用蘇聯和東歐的事實加以反駁，“增加國有製的比重，並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蘇東國家在政權易手時，國有經濟的比重都高於我國……這些事實說明，追求國有比重的不斷提高，既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證政權的鞏固。蘇東國家正是由於長期堅持蘇式社會主義理論，才造成思想僵化，發展緩慢，社會停滯，最終使共產黨喪失了政權”。他進而得出了下面這個在日後看來非常重要的結論：“在不存在掌握著全部生產資料的一小撮剝削者和一無所有的勞苦大眾的階級分化的條件下，只要共產黨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無論國有經濟成分是多是少，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

在建言書的最後，吳敬璉寫道：“總之，我們建議中共'十五大'通過明確定義社會主義，確立社會主義的本質一是發展生產力，二是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為我們的基本政策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 吳敬璉回憶，此信發出後，江澤民和他通了一次電話，說這個問題目前存在極大的爭議，但中央一定會和十四次代表大會時一樣，拿出一個意見來的。 到了7月份，《中國經濟時報》在16日、17日和18日，連續3天刊登了吳敬璉課題組的研究報告，並對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吳敬璉和中宣部理論局副局長李君如3人進行了專訪，分別題為《充分認識初級階段，堅決防“左”》、《社會主義基本特徵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和《第三次思想解放：衝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從標題中就可以讀出，論戰的意味十分濃烈。據吳敬璉回憶，按報社原來的計劃，專訪的對像還有幾位，可是受到干擾，最後只刊出了這3篇就中止了。 當吳敬璉等人在報紙上奮力反擊的同時，7月18日至24日，朱鎔基在遼寧考察國有企業時提出了著名的“三年脫困”改革策略，即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走出困境。這一宣示引起極大的震動，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任務”，而幾乎同樣多的人意識到，中央決策層似乎已經定下了徹底改造國有經濟體系的決心。 9月5日，中國新聞社向全球播發了該社記者對吳敬璉的採訪，題目是《國有經濟：十個指頭按不住幾百個跳蚤》。在接受訪問時，吳敬璉坦率地打了一個聽上去讓人不太舒服的比喻：我把國有經濟佈點過廣過散，致使有限的國有資本支撐不住過於龐大的國有經濟“盤子”，比喻為“十個手指按著幾百個跳蚤”。他警告說，中國追求健全制度的社會力量太弱，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開倒車，而某些初期的改革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思進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渾水摸魚者認為現在的體制最好，他們不希望有公正競爭和真正的市場經濟出現。在回答“誰是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時，他說，“以理性知識分子、明智的官員和真正的企業家為代表的平民大眾才是今後中國改革的推動者。可惜的是，目前這部分力量成長得太慢。希望'十五大'後，以多種實現形式的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製經濟在平等競爭中迅速成長，促使改革力量壯大，推動改革盡快到位”。 就在這次採訪後的一周，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江澤民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製理論作出重大修訂，提出了“混合所有製經濟”的概念，認為“非公有製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他清晰地表述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目標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在經濟建設領域，他提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吳敬璉特別看中“基本經濟制度”這一提法。 此外，報告還對“公有製的主體地位”進行了闡述。文件認為，它“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佔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佔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佈局。對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佔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只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按人們的解讀，這一闡述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突破，意味著“有進有退地進行國有經濟佈局調整”的戰略得以確立。 特別重要的是，中共黨代表大會批准的這份中央委員會報告要求按照“三個有利於”的衡量標準，“調整和完善所有製結構”。 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一書中，將此次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吳敬璉在日後評論說，從1992年底的“十四大”到1997年底的“十五大”，中國終於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所有製結構作出了系統性的描述。 “十五大”之後，在公開的媒體上，關於“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爭議漸漸少了一些。 “放小”的進程大大加快。到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時，全國小企業基本實行改制。這為社會主義市場奠定了堅實的製度基礎，也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現代化演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2003年以後，反對的聲音再次猛烈地響起。這當然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