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懷
1957年在春風和照的安樣日子裡，知識界為貫徹“雙百”方針，促使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進一步發展，正在大展宏圖，有所作為。五、六月間中央和地方先後召開了宣傳工作會議，也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希望他們對各級領導提些意見，無非是為了發揚民主，加強團結。言猶在耳，不久就變成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全國性群眾運動了。當時唯恐人家不放或放得不夠，還出現了一種“引蛇出洞”和所謂“釣魚”的理論，千方百計地引導他們多說心裡話。 “反右”鬥爭延續兩、三年（包括整風補課）之久，不知有多少人“出洞”、“上鉤”！
“反右”一開始，在《人民日報》的顯著版面上登出人民大學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駭人新聞，孤零零的幾句話，又無前言後語，令人難以置信；但赫然在目，罪責難逃，也實在夠令人驚心動魄的了。
葛佩琦，我是很熟悉的，原名葛畔珩，他是我從中學一直到大學的同學，而且還是山東平度縣的小同鄉，他愛人朱秀玲是我愛人在北平女一中的同班同學。看到這條重要消息，我和我愛人不禁大吃一驚，葛佩琦怎麼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呢！兩人竊竊自議，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對葛佩琦，我們是深切理解的，他是苦出身，靠半工半讀人中學，依靠埋頭用功，以優異的學業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來參加學生救亡運動，從其為人處世的全過程加以論斷，他又為什麼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呢？至於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越想越糊塗，這樣更增加了我們的迷惘。不記得是在什麼場合，我略加透露，便挨了當頭一棒，險些落入泥沼。
往事如煙繚繞腦際，退回幾十年以前，我從平度知務中學初中畢業到黃縣崇實中學高中讀書；從平度到黃縣約360裡，當時還沒有長途汽車，只能徒步或者“僱腳”（僱小毛驢）；一般是25里至30里便有驛站。在交通幹線上有許多人以“趕腳”為生，來往不絕，我就是利用這種交通工具到黃縣的，一站“腳力”為兩、三吊錢（銅板約100枚）。沒有順頭腳，“雞聲茅店月”，就起早背起行李趕一程。葛佩琦因家境貧寒，無力“僱腳”，用小扁擔挑起鋪蓋卷兒，步行360裡，到了黃縣。這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引起同學們的讚嘆和敬佩。
他半工半讀維持學業。男生宿舍早起床、晚息燈，都由他搖鈴作為“號令”，因此人們戲稱他為“學監”。學校有什麼文娛活動，葛佩琦總是喜歡自動演點節目，山東梆子、毛軸棍兒（家鄉小戲）、雙簧一齊來，因而他在同學中是頗有點“知名度”的。葛佩琦就是這樣一個樸誠、憨直、勤奮、心地良善、自得其樂的青年學生。
當時北伐軍已到山東，國民黨政府勒令所有私立中學立案，才承認其合法地位；崇實中學是教會辦的，美國人不肯立案，於是學生借紀念“五·三”濟南慘案，大鬧一場，學校陷於停頓。高中還差一年，我去北平考入大同中學高中三繼續讀書，1931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隨後葛佩琦同學到北平崇實中學，仍然半工半讀，是在學校附近的一家鐵工廠幹活兒。接著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我們又成了同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大踏步侵入東北、華北，國民黨在“先安內，後攘外”不抵抗政策下，步步撤退，時局極端動盪。胡適的那一套“讀書救國論”已被現實所粉碎，葛佩琦也從實驗室走向十字街頭，為抗日救國而呼號。因為苦學，學習成績優良，被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後來又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不久，就成為職業革命者了。我是1935年5月間離開北平的，歷經“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雙十二事變”，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對葛佩琦的情況不很了解；但堅信他一定在革命陣營里為救亡圖存而作出應有的貢獻。
1949年全國解放，6月2日國民黨在山東最後的一個據點青島也宣告解放。我隨軍接管山東大學時任軍代表。這年暑假，葛佩琦和夫人朱秀玲到青島，由黃縣崇實中學的一位老同學曲漱蕙（山大動物系教授）陪同他們和我相見。故人重逢，倍覺親切，得知他曾打入國民黨部隊搞情報工作，先在河南，後到東北。我勸他留在山大物理系任教，朱秀玲有點心動，認為都是老同學，容易相處，而且離家近，探望方便。但葛佩琦一定要去北平，說是為了找組織關係。不便堅留，只得讓他們走了。後來知道，他在有名的通縣師範教書，不久就調到人民大學去了。不料霹靂一聲，他竟然被打成極右分子，生活的艱辛，自然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十年，雪上加霜，五葷六索，新帳舊帳一起算，葛佩琦便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粉碎“四人幫”後，他先到原工作單位人民大學黨委申訴沒有結果，他堅韌不拔地先後到北京市委、中央組織部連續申訴，最後“告御狀”到了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那裡，數十年冤獄才得昭雪。他為什麼會這樣百折不撓，堅持到底呢？無非是自信一生光明磊落，心裡無鬼；同時相信黨、相信群眾。此外，還有許多北大老同學熱情幫助並加以指點。
起初是聽李欣、孫思白等同志詳細介紹了葛佩琦的有關情況，我才能夠前後聯貫起來，比較詳細地了解了他大半生的全貌。
今年2月間，我從日本回來，葛佩琦的一部書稿已經寄到我的家裡來了。我立即給他回信，簡單報告近況；過了幾天，他有一封熱情洋溢的來信，並要我為他的書稿寫一篇“序言”；因知之深，自然一口答應下來。往事歷歷如在目前，而我們都進入耄耆之年，真是不勝感慨系之下，我仔細地看過，全文以時間為序，平鋪直敘，只講歷史事實，很少發什麼議論，這也是讓事實來說話吧。把幾十年來出生入死，為黨艱苦奮鬥的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一邊閱讀，一邊激動，心情很不平靜。
打入國民黨軍心臟，孤軍深入，萬一有失，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正是我們家鄉人所說的“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這種特殊工作，需要沉著、冷靜、勇敢、機智，可以說非大勇大智莫辦；但先決條件必須是對革命無限忠誠，毫不猶豫、動搖。在十分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葛佩琦自始至終地完成了黨所交給他的任務。通過這部書稿，也可以透視當年革命“三角斗爭”的艱鉅性和復雜性，從而使讀者知道革命勝利的確是來之不易。忘記過去等於背叛；展望未來，也只能從以往和現在作為立足點，不能架空，更不能隨心所欲。願讀者都牢記我們的革命優良傳統，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做出應有的成績。
像葛佩琦這樣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貫為黨為人民正義事業奮鬥的好同志，卻以莫須有的罪名，羅織成“罪”，含冤受屈長達幾十年，這只能說在劫難逃或者時代的悲劇。
烏雲已經消散，面對現在春光明媚，像葛佩琦這樣“劫後餘生”的老同志，理應過好晚年吧？但願如此。作為老同學，我謹向他以及全家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