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書中，說明對錯案平反的一條重要政策，“原來在什麼範圍內弄錯的，也應該在什麼範圍內宣布平反”。黨和政府長期以來貫徹執行這項政策。
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的錯案，在全國報紙都刊登了，是在全國范圍內弄錯了的，也應該在全國范圍內宣布平反。但當我的被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時，我要求把“複查結論”在報紙上宣布，有關當局卻不予批准。甚至，新聞記者寫的採訪我的報導，他們也不准發表。他們這種不按政策辦事的作法，加重了對我的政治壓力。不得已，我向中央宣傳部寫了一封申訴信，請求將我的錯案平反結論見報。該部一位副部長回信說：依據黨的政策，你的錯案平反結論應該見報。有關當局不准見報，你可以依據憲法賦予你的權利，自己寫文章，報社是會給你發表的。於是我和幾家報社聯繫，他們歡迎我的稿子。
1982年12月7日，北京《光明日報》發表了拙稿《回憶“一二·九”革命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
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拙稿《新憲法肯定了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報》以《葛佩琦同志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已得到改正》為標題；把有關單位給我作的“複查結論”中的主要內容，告訴了讀者。
12月19日，廣州《羊城晚報》發表了石灣同志寫的《兩訪葛佩琦》。香港《文匯報》全文轉登了這篇訪問記。許多省市的文摘報和地方報紙，也摘登了這篇訪問記的主要內容。從而引起廣大讀者對我的關注，我先後收到近千封熱情洋溢的人民來信。有的人還從天津、上海、長沙、哈爾濱、呼和浩特等地來看望我。新聞界的同志們、朋友們和廣大人民對我的這種同情和支持，我萬分感激！
由於我參加過“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在1985年“一二·九”運動50週年前後，新聞界的同志們、朋友們又給了我一些關懷和鼓勵。
1985年5月，北京《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青馬同志寫的《痛苦與微笑構成的人生——訪葛佩琦》。
同年6月，上海《文匯月刊》發表了葉永烈同志寫的《淚人恨——葛佩琦傳》。有些報刊曾摘要登載了這篇訪問記的內容。
9月9日，安徽省《阜陽日報》發表了王天襄同志寫的《葛佩琦在界首》。
12月9日，《北京晚報》發表了王曉陽同志寫的《撫今追昔意縱橫訪“一二·九”運動時期北大學生領導人之一葛佩琦》。
12月14日，《中國人民大學》報發表了周建明同志寫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上光明之路——訪“一二·九”老戰士葛佩琦同志》。
1986年4月5日，北京《支部生活》發表了李海鷗同志寫的《三中全會前後的葛佩琦》。
我感謝上述報導我的事蹟的同志們對我的關懷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