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敵人營壘做地下工作，隨時都有被捕殺頭的危險！伴敵人如伴虎狼！這是我經常念叨的一些警惕語。我也為自己訂了一些行動守則：要靜如處女，動如脫兔；要機智、勇敢、沉著、謹慎。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白色恐怖下，我們的地下組織還是被敵人破壞了，一些同志被捕了！
1947年10月10日，為了應付場面，我們出席了國民黨當局召開的“國慶紀念會”。晚上，邢國彥和王書鼐兩同志來我家聊天，10點鐘左右送走了他們。我剛剛入睡，電話鈴響了，我被驚醒。我拿起電話，聽到一個熟悉而急促的聲音：大哥，李年被捕了！這是李年的愛人何英芬同志的聲音。她也是我黨地下黨員，負責譯電工作。我問：是被哪方面逮捕的？她說：是行轅的一位科長帶著來的。我意識到：這不是李年的個人問題，而是地下組織被破壞了！因為行轅二處是屬於國民黨軍統特務系統。放下電話，我就考慮：我怎麼辦？是逃跑？還是堅持崗位，營救同志？如果黑名單上有了我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黑名單上沒有我的名字，也不會因為我營救同志被逮捕。既入虎穴，何必怕虎。我決定堅持崗位，營救同志。天還不亮，我就到了李年家，見到何英芬同志。她走了定神，對我講述了李年被捕的經過，是東北行轅的董科長帶著另外一個人來的，先說是請李年到行轅開會；李年穿上大衣要走時，董科長要他帶著行李，我就有些懷疑，我送李年出門時，看到門外站著兩個帶槍的人，我肯定李年是被逮捕了，就給您打電話。我問：他們拿走我們的文件和秘碼本沒有？她說：沒有。我又問：你看，出事故的原因是什麼？她說：最近從西安來到瀋陽的東北通訊社的申台長，十天前就失踪了，問題可能出在他身上。我說：這樣，東北通訊社（掩護地下電台的組織）社長王書鼐也可能被捕。她接著說：我給您打完電話，就給王大哥打電話，說了兩句話，電話就斷了。我馬上就撥叫王書鼐的電話，仍然撥不通。我對何英芬說，你再仔細檢查一下，把所有的機密材料，迅速燒掉，以免敵人再來檢查。敵人拿不到真憑實據，官司就好打。說完，我就去了王書鼐家。
我走到王書鼐家，天已大亮，屋裡靜悄悄的，只有王書鼐的愛人在家。我問：我給你們打電話，為什麼撥不通？她說：電話被掐斷了，書鼐被捕了；是行轅二處張副處長帶著人來的，把邢國彥（住在王書鼐家隔壁）也逮捕了。我問，他們拿走什麼文件？她說：沒有。我到邢國彥家去，他家沒有人。我就回家了。
早飯後，我到行轅參謀處找一位張科長，他是我的山東同鄉。我說：政工處二種科長李年是我的北大同學，昨晚被二處董科長帶著人捉走了，他的妻子很著急。託我代她打聽一下，李年被捉的原因和現在的下落；你能幫忙問問董科長嗎？張科長立即叫通了董科長的電話，談了此事。打完電話，張科長對我說：案子是北平方面來辦的，董科長是奉命協助；原因是其產黨嫌疑。下落還不能公開。
為了弄清楚李年等被捕的情況，看看我是否有被捕的危險，我向有關人士進行了探詢。我去訪問了一位老朋友洪處長。他說：李年等被捕的事，我知道，什麼原因我也弄不清楚。他說：我們一同到東北行轅去問問崔處長。見到崔處長，談了李年被捕的情況之後。崔處長說：在行轅內部出了共產黨的案子，陳（誠）代主任很生氣。你們過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言行要特別小心。告別崔處長，走在路上，我問洪處長：你看事情是否有擴大的可能？洪處長說：我認識瀋陽市督察處處長（軍統特務），我去打聽打聽。
他們被捕後的第三天。李年等三位同志的愛人來我家。我把昨天我從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告訴了她們。她們和我商量如何營救三位被捕的同志。我說：他們三位都是在職的“軍政機關官兵” 李年是東北行轅政工處的科長、王書鼐是瀋陽警備司令部的新聞處副處長、邢國彥是遼北省長嶺縣縣長。你們先分別往訪他們原單位的領導人，看看那些人的態度，作為我們營救工作的參考。她們同意我的意見，分別去找有關單位領導。
我陪著王書鼐同志的愛人，去見瀋陽警備司令楚溪春。她說：楚司令，書鼐是警備司令部的新聞處副處長，天天上班，辛勤工作，突然被捕了，這是為什麼？押在什麼地方？楚司令說，“王太太，這些事人家能告訴咱嗎？”過了幾天，我分別去見李年和邢國彥同志愛人，問她們上訪的情況如何？她們說：沒有結果，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她們三位大嫂交給我一個簡單而難辦的任務， 要我設法找到關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方。她們說：天氣冷了，找到他們的地方，以便給他們送點吃的和穿的。我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從一個特務的妻子口中，得知關押三位被捕同志的地點： 瀋陽市昆明街81號。這是國民黨軍統組織在瀋陽的秘密監獄。我把這個地點，告訴了三位被捕同志的愛人。通過她們給被捕同志送飯、送衣物，我得知三位被捕同志，都遭到嚴刑拷打。
一天晚上，一個從西安一同來東北的熟人，到我家串門。我知道他參加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他不知道我參加了共產黨。他說：你和李年等三人經常來往，現在他們因共產黨嫌疑被逮捕了，你又幫助他們的家屬營救他們，這是政治問題，有人對你有懷疑，你最好不要再管他們的事。我說：朋友相交，要重道義。你、我和李、王、邢三人，都是從西安一塊來東北工作的，我們都是“朋友”，他們遭不難，我們應該幫助他們的家屬營救他們。即使法院將來查明他們是共產黨員，槍斃了他們，我們也應幫助他們的家屬買棺材、收屍。法院不會因此逮捕我們。他聽了我的話不對味，就告辭了。
過去我和趙耀斌約定，他每天寄給我一份西安情報組織辦的《新秦日報》；作為日常聯絡信號。自李年等被捕後，我沒有收到這份報紙。我懷疑是否西安地下情報組織也被破壞了？但我不敢寫信打聽。
有一天洪處長來我家，我提出這個疑問。他說：據西安一人談，趙耀斌被捕了，研究書店和《新秦日報》被國民黨查了。洪處長又說：他到瀋陽市督察處去問了。督察長說：李年他們的案子，是北平方面來辦的，辦完了，就完了，不至於再擴大。督察長還說：他知道你是程潛將軍的老部下，不會因為你和李年有來往，就懷疑你。從此我才放了心。
1948年新年前後，有一位被捕同志的家屬對我說：她去送東西，監獄的看守不收了，並說以後不要去送了。她有些害怕，怕是親人被處決了。我說：不至於；如果處決了，監獄要通知家屬的。我又去問那個特務的妻子。她說：沒有聽說最近監獄里處決過人，李年等的情況，她也不知道。我一直在為三位被捕同志的處境擔心。 ——一月中旬，何英芬同志告訴我：她接到了李年的來信；其中說，他們被捕的人，已經被國民黨用飛機押送到南京。我才知道他們確實還活在人間，我為他們慶幸！
地下組織和電台被敵人破壞了，情報發不出去；蒙難同志被轉送到南京了，瀋陽沒有營救工作可作。我想離開瀋陽，回北平。但我又一想，我黨在東北，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瀋陽解放指日可待。我留在瀋陽，雖然不能做情報工作，還可以利用舊有的社會關係，做其他一些有利於革命的工作。瀋陽解放後，我可以找黨組織接關係。於是我決定留在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