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西安辦公廳主任蔣鼎文，調任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我接受我黨黨中央的指示，也利用蔣鼎文的關係，由西安辦公廳調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作地下工作。擔任少將待遇參議。然後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赴豫東日本統治區作情報工作。為便於聯繫和保密，我將辦公處和電台設在安徽界首卜樓寨，以界首市內的說昌恆商行，作為聯絡中心。商丘、拓城、亳縣、北平、上海等地，設有聯絡站或聯絡員。這時我和劉子久同誌已聯繫不上。於是我去西安，和李年同誌發生橫的聯繫，後來由李年同志將我的關係轉報上級，同我黨中央某部在西安的負責人發生組織上的聯繫。
商丘脫險：
1942年秋，我到日本統治的商丘城內部署工作，被日本特務發現了，他們報告了日本憲兵隊。憲兵隊通知駐商丘城內的偽軍軍部，要他們迅速四門加崗，協助憲兵特務搜捕我。軍部命令部下執行這個任務。當時在該軍一個擔任營長職務的人（我黨地下黨員、我打游擊時的大隊長）得知此消息，立即通知我駐商丘的聯絡站主任牛景康（他的身份是偽軍教導團軍需主任）。牛景康急促跑回聯絡站，將此情況告訴了我。他慌忙地問，怎麼辦？
我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他說：城門已經加了崗，還有日本憲兵，專為搜捕你，怎麼能走出去？
我說：當然不能走城門了。我脫下偽軍服裝，換上便衣。我要牛景康拿著一務長繩子，我倆就走出了作為地下工作聯絡站的陳公館。陳公館的大門向南。東邊鄰近東城牆，我領著牛景康沿城牆根向北走。
他急忙地問，這怎麼能跑出去？
我說：別著急，能跑出去。走到城牆東北角，那裡因年久失修，風吹雨淋，有一部份城牆塌下來了。我們兩個就踏著碎磚，上了城牆。
牛景康說，我怎麼不知道有這麼一個豁口？我說：做地下工作的人，到了一個地方，末進門之前，就要先找好出門的地方。當時，拓城縣的情報聯絡站主任牛傳於，也在商丘。
我告訴牛景康說：我出城之後，你趕快去通知牛傳於，要他到城北保羅醫院（是一所美國教會辦的醫院）候診室等我。
牛景康把繩子放開，他拉著繩子的上半截，我拽著繩子的下半截，順利地下到城牆外。
出城之後，我到了北門外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回民，以做小買賣為生，有一輛架子車。我一敲門，那位朋友出來了，把我讓進屋裡。我說：二哥，我病了，你陪我到醫院看看，好嗎？
他說：好！用車拉著你去。
快出門時，我對他老伴說：二嫂，我身上有些發冷，你給我蓋上一條棉被，好嗎？
她說：好！就進屋拿出一條棉被，蓋在我身上。這樣，沿路偽軍崗哨沒有盤問我們，那位回民朋友就平平安安地把我送到醫院。
我到候診室看了看，牛傳於還沒有來。我到醫院對門的小飯館，要了一碗麵條，我一邊吃麵條，一過從玻璃窗盯著醫院門口。我快吃完的時候，看到牛傳於進了醫院的門。我趕快去把他叫到小飯館。他有些慌張和害怕。
我說：不要怕，危險已經過去了，我想到拓城去住幾天，避避風。
他說：好！好！
我們離開小飯館，商量走哪條路妥善些。
牛傳於說：走小路近些，也沒有日軍崗哨。
於是我們沿著小路徒步前進，夜幕降臨，我們才到了拓城。我在牛傳於他父親開的三多利雜貨店住了三天，爾後平安返回界首。
獲得日偽南京高級軍事會議文件：
抗日戰爭中期，出現了一種“曲線救國”謬論。國民黨軍委會所屬的一些雜牌軍隊，藉口“曲線救國”，紛紛叛國投敵，變成了漢奸部隊。侵華日軍總司令部為攏絡這些漢奸部隊，於1943年春在南京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師長以上的漢奸軍官才能參加。我有一個情報員，給一名漢奸師長當翻譯（職務是參謀）。他隨師長去南京之前，我叮囑他盡量把會議文件帶回來。那個漢奸師長不識字，大會發的文件，他都交給我的那個情報員（他的翻譯）保管和處理。
從南京回來之後，那位情報員把大批會議文件交給了我。我從這大批文件中了解到，偽南京高級軍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一）向這些漢奸軍官吹噓日本“皇軍”的威力，推行日本、“滿洲國”、中國（指漢奸政府）三聯合的謬論；（二）鼓吹日本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
在那些文件中，我看到了一張“大東亞共榮圈”的示意圖；表示日本一方面要打通“大東亞交通線”，即從朝鮮、東北、北平、武漢、廣州的鐵路線。以便從陸路運兵進攻緬甸、泰國、越南、印度等國。另一方面日本海軍從本土出發，經水路侵占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國。當時的中國平漢鐵路，由鄭州至漢口一段，還在抗日力量的控制下，日本火車不能通過。從而我估計到日本可能要出兵打通平漢鐵路，以完成打通“大東亞交通線”的陰謀。
我把那張“大東亞共榮圈”示意圖複製了兩份，連同我的上述估計，分別報給了我黨西安地下情報組織和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
1944年3一4月間，日本出兵攻陷了鄭州、洛陽等地，打通了平漢鐵路，實現了他們所謂打通“大東亞交通線”的野心。
日本統治下的上海點滴：
1943年初夏，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來電，要我回洛陽述職。
我到洛陽後，他找我談話：詢問了我的工作情況後，他說，杜月笙（上海青紅幫大壇主）的夫人已經由重慶來到洛陽，你能否把她送回上海？
我說：能。
於是長官部派了一輛汽車，把我們送到界首（抗戰部隊控制區）。隨著杜太太一同來的，還有張嘉敖的妹妹，在界首住了三天。我派聯絡員通知了商丘聯絡站主任牛景康。由界首出發，我騎著自行車，她們二人坐著架子車，經過三天的時間，通過日、偽佔領區，到了商丘（日軍控制區）。牛景康已經在一家旅社給她們兩人訂好了房間。這家旅社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偽軍營長等人開的，住在這裡，可以不受日偽軍警騷擾。第二天牛景康送我們上了火車，第三天到了上海。
為便於工作，我沒有住在杜夫人家。我住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家（地下聯絡員）。
既然到了上海，我想利用機會，了解一下在日本統治下的上海社會情況。那位朋友陪著我到上海一些地方走了走，看不看；又分別介紹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談不談。根據從各方得來的材料，我了解到當時上海的經濟情況很壞，物價上漲，偽幣貶值，市民所需的生活資料，供不應求。
日本實行以戰養戰，大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占上海之初，日軍用的大米等軍用物資，都是由日本國內運來，現在都要由當地徵收，加重了上海市民的負擔。
我的那位朋友說：前幾年，日本是用提高日本貨價格，剝削中國人民；現在日本人用一本萬利的賭博搜刮中國人民的財富。日本人在上海公開地設有幾赴大賭博場。
我說：咱們可以去賭博場看看嗎？
那位朋友說，可以。
有一天晚上，那位朋友約我和一位馬律師，我們三人一同到了一家日本人開的大賭場。賭客一進門，就要把準備作賭注的錢，換成籌碼；不換籌碼，不准進門。我們三人到了門口，站在門旁的一個胖子，一揮手，守門的人就讓我們進去了。
我很奇怪，我問我的那位朋友：為什麼我們沒有買籌碼，就讓我們迸來了？
那位朋友說：馬律師是這個賭博場的法律顧問。
我們進門後，賭博場的一位管事人，就把我們招待到客廳，讓茶讓煙，十分客氣。坐了一會，我們進到賭博大廳參觀。大廳面積很大，燈火輝煌，設有很多賭攤，每個賭攤，都有一位年輕的姑娘主持；有的押紅黑寶、有的擲骰子，有的搖點子等等。賭具都很簡單，很快地可以決定輸或贏。不管賭客誰贏了，主持賭攤的姑娘都要抽頭。據說這些姑娘沒有工資，全靠從抽頭中分紅，取得工作報酬。所以客人走到她的賭攤，姑娘都“親切”地說：老闆，請來玩玩吧！賭具越簡單，輸贏越快，抽頭越多，真是一本萬利。
賭場設有鴉片、海洛因、嗎啡等吸用房間，賭客只要有錢，隨時可以過癮。賭博場還設有收買部，手錶、戒指、金筆、大衣等物都收買；當日贖回，利息一分。賭客如果輸光了籌碼，隨時可以賣掉手飾、衣物等作賭注，繼續賭下去。有的賭客，進賭博場時，腰纏累累，像是一個大富翁；出賭博場時，兩手空空，成了一個窮光蛋。這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上海時期，用的一種剝削、坑害中國人的毒辣手段。
日本統治下的上海火車站行李托運處是賊窩：
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朋友們得知我將要結婚，送給我幾件衣料。我自己也買了幾件衣服和被面、被裡、蚊帳等物。我把這些東西裝在一個柳條箱裡，用麻繩捆好。我和一位姓樊的朋友結伴同行，到了上海火車站，為上下車方便起見，我把柳條箱交給了行李托運處，買了行李票。小樊要扛著皮箱上火車。
我說，你買張行李票，把皮箱托運多方便。他不買。
到了商丘車站，小樊扛著皮箱出車站時，值班的日本人要檢查他的皮箱，他和那個日本人一拉手，那個日本人沒有檢查，就讓他扛著皮箱出站了。
我問小樊：你認識那個日本人嗎？為什麼你和他一拉手，他就不檢查你的皮箱了？
小樊說：我不認識他，我和他一拉手，就給了他10元鈔票，他就不檢查我了。
我說：你買張行李票，還用不了10元錢，何必找這個麻煩。
小樊笑了。
出站後，我到包裹行李處，去取柳條箱，那裡的人說：還沒有到。
第二天我又到行李處，取出了柳條箱。打開箱一看，滿箱是破衣服、破皮鞋、碎報紙。除剩下兩張我買的結婚證書外，我裝進去的其他物品，都沒有了。我去找商丘火車站的站長（日本人）要求賠償。那個日本人用半通不通的中國話說：這種事大大地有，沒辦法，沒辦法。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中國鐵路時期，出現的又一種坑害中國人的事。我估計這件壞事，是在上海火車站行李托運處幹的。因為我托運柳條箱時，他們就一一查看了裡面裝的東西。
在商丘火車站建立監視日軍軍運的中心：
1943年春，我把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示意圖和我對日軍有進攻鄭州、打通平漢鐵路企圖的估計，報給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該部董參謀長復電說：你的估計有可能，要加強對隴海鐵路上日軍軍運的監視。
我由上海回到商丘後，我要求駐商丘、拓城的兩位情報聯絡站主任牛景康和牛傳幹，設法在商丘車站建立一個監視隴海鐵路上日本軍軍運的中心。
牛傳幹便在商丘車站的北邊租了一處房子，開了一個貨棧。以此為掩護，他聯繫了一位火車司機和一位車站工作人員，組成了監視日本車運的中心。他們按天登記通過商丘車站的日本軍車次數、去向、所載部番號、人數、武器裝備、軍用物資種類、數量等。
牛景康、牛傳於及時派情報聯絡員將登記材料送給我，我通過電台或信函，迅速轉報給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和西安地下情報組織。
深入敵後偵察日軍調動情況：
1944年1月，我從商丘監視日本軍運中心和其他情報員送來的材料，看到日本從徐州到開封的軍事運輸頻繁，而且其中有橡皮船等大量渡河器材，聯繫到日本在南京“高級軍事會議”上提出的“打通大東亞交通線”的計劃，我想日本可能要發動進攻鄭州、打通平漢鐵路的戰爭。
我將隴海鐵路上的日軍運輸情況和我的看法，分別報給了我黨西安地下情報組織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
該部董參謀長復電說：你的看法可供參考，你速到敵後（主要是天津、濟南）偵察日軍調動情況。
我於2月底到達天津，了解到大批日軍已由平漢鐵路北段南下。我從天津回到濟南，得知每天都有從青島來的日本軍車，轉津浦鐵路南去。
我回到商丘，看到我監視日本軍運中心提供的材料，得知每天都有從徐州來的日本軍車經商丘西去。
我將上述情報急速報給第一戰區董參謀長和我黨西安地下情報組織。
時過不久，日本就發動了中原戰役（即打通平漢鐵路的戰役）。鄭州、洛陽相繼淪陷，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由洛陽撤到陝西漢中。
第一戰區長官部的電台由於撤退，和我的電台失掉聯繫，我的經費斷絕來源，工作難以進行。我寫信給我黨西安地下情報組織，說明了這種情況。接到情報組織的指示，我於1944年秋天，回到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