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進北大之初，專心讀書，很少過問政治。但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政治空氣很濃厚。課餘飯後，同學們談起活來，大部分是談政治問題：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對時局的態度是什麼？共產黨對時局的態度是什麼？等等問題。我在中學讀書時，接觸過一位思想進步的老師，讀過一本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對政治也有點興趣。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我對時事政治也關心起來了。
1931年“九·一八”之後，國民黨提出了“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治路線。他們的實際行動是：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不抵抗主義；調集50萬軍隊到江西“剿共”。其結果是：把東北四省拱手送給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又於1933年5月，與日本簽定“塘沽協定”，從冀東、察東撤出中國軍隊。於1935年6月，與日本簽定“何梅協定”，從冀察兩省、平津兩市撤走中央軍、東北軍，並且取消國民黨在該兩省、兩市的省黨部、市黨部。當時，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具體的行動是：紅軍北上抗日，團結各黨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認識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須靠攏共產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何梅協定》簽定之後，日本便大舉增兵華北，並將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改為華北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國主義提出“華北五省防共自治”，並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機構。在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策劃下，大小漢奸蠢蠢欲動。先後發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 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東40裡的通縣，漢奸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冀東20多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當時，日本軍用飛機經常在北京上空低飛偵察；日本浪人到處橫行霸道，姦污婦女，販毒品。北平學生喊出了“華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平津危機！華北危機！我深切意識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責。我再也不能“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專讀物理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