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119、太行深處編報人——記華北《新華日報》領導人何云
何云，原名朱世翹，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縣朱巷鄉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曾上小學，杭州師範學校，後考入上海復旦大學，還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學習。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何云和一些愛國青年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國行列。
何云在上海曾任“抗日武裝自衛會”秘書，“國民禦侮自救會”的宣傳部長。 1932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中國論壇》在上海出版，何云當了編輯，協助宋慶齡、何香凝等人領導的“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白天上街演講，晚上深入工人中宣傳抗日救國。 1933年6月，他不幸被捕，押到南京憲兵司令部。
何云被捕後在獄中的鬥爭，高貴的革命氣節，陶鑄同志在1942年9月1日《延安日報》發表的《沉痛的哀悼》一文中，有一段很感人的記述：
“我與何云同志的認識，是在1933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時，他與我同號。在長期患難相共的監獄生活中，我們之間建立了很親切的同志友誼。南京憲兵司令部裡的空氣極壞，那兒充滿了慘無人道的事情，人與人的關係在那兒是不存在的。什麼正義、道德、文明、情愛，在那兒看不到影子。有的是慘毒的刑罰，有的是瘋狂地屠殺，有的是死的威脅，利的誘惑，製造寡廉鮮恥，出賣靈魂的勾當。許多人經不起這種考驗，落入那罪惡的深淵。何云同志當時還是一個新黨員，他一進到司令部後，雖然看到一些自命為最革命的人，結果成為無恥的叛徒，不無感慨，有點失望，但他與我們在一起，是始終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戰鬥，不管敵人如何威脅、利誘，他毫不為之動搖，反之，他以很老練的姿態，積極參加反叛徒的鬥爭與幫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的穩定。我當時很驚奇，他這種革命品質，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環境中，那是如何難能可貴呀！使我歷歷如在目前的是一個黃昏的時候，拘留所當局找我去談話，同志們以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去了（那是槍決犯人的地方）……
“當我談完話，回號子時，許多同志都面帶愁容迎接我，何云同志更熱烈地握著我的手，幾乎說不出話來。同時，他還張羅，為我弄了一壇'餞行酒'來，勸我多喝點，他以極熱烈的感情表現於他的每句話來鼓勵與安慰我，並教育當時同號的許多同志，我真是感動極了。我暗暗發誓，明早要到雨花台，一定要死得很壯烈，這才對得起這些同志。夜深了，我是無論如何也睡不著，何云同志這時突然爬到我的身邊，很激動地對我說：'我是一個新黨員，看見一些老黨員經不起考驗，動搖叛變很難過，看到許多同志作艱苦卓絕毫不妥協的鬥爭，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護黨和革命，很感動，對我堅決革命幫助很大。'他安慰我：'明天萬一你有不幸，我與同志們一定堅持到底，你放心，你的家庭我也要設法通知和救濟。'接著，又談了許多其他問題，一直到天亮都陪著我。
“後來，我並未被'打靶'，而是被判處無期徒刑，馬上要送監……我去監獄後，不久他也進來了。因為在憲兵司令部表現太倔強，鬥爭活動太強烈，也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很高興與我們在一起。我因他身體瘦弱，是沒有吃過苦的文弱書生，恐怕長期的監獄生活會吃不消而非常擔心，但他卻不在乎。當時，有些被判五年、八年的人很悲觀，何云勸他們：'我被判處無期徒刑還不難過哩，判五年、八年有什麼！我們早晚會一起出去的。'在獄中，何云還刻苦學習德文，學馬列主義原著。他在4年多的生活裡，完全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他很堅定地度過了4年多的監獄生活，乾淨地進去，乾淨地出來……”
何云蹲了4年多的監獄，身體很瘦弱，但他看到日寇侵略中國的暴行，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熱潮，心情異常激動，一出獄，沒有回家去看看母親、妹妹，就到南京《金陵日報》工作，宣傳抗日救國。 1938年初，周恩來、董必武同志在南京籌備出版《金陵日報》，何云參加了報社工作。不久，《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何云任國際新聞欄的主編。國際新聞辦得精彩動人，博得廣大讀者的好評。
1938年10月，由於日寇很快佔領了武漢，我駐武漢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於武漢失守前一起隨國民黨政府遷到四川重慶。何云奉黨的指示，帶領一部分職工由武漢出發到西安創辦《新華日報》西北版。誰知出版工作籌備就緒，正要出版時，國民黨當局從中阻撓，不同意辦《新華日報》西北版。這時，朱德總司令經西安去延安參加六中全會，何云向朱總司令採訪，寫了《朱德總指揮談三期抗戰與爭取華北抗戰勝利》的文章。採訪中，何云向朱總司令談了西安國民黨當局不讓辦報的事，朱老總很風趣地說：“如果他們不歡迎你們，華北軍民歡迎你們。在偌大的太行山區，只有一兩張油印、石印小報，字體又小又模糊，還得戴老花眼鏡看，真費勁！”時隔不久，彭德懷副總司令路過西安去延安開會，找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說：“他們不讓出西北版，人員和機器就都給我，到太行去出報。”後中央決定：何云去太行負責籌辦《新華日報》（華北版）。何云興奮異常，於是，穿著八路軍的軍裝，腰挎手槍，帶領工人和記者，10月初離開西安，渡過黃河，北上太行山。
山路崎嶇，記者董謙看到何云走路有點帶撇，問他的腿有什麼毛病。何云告訴他：“這是在南京坐牢時受'老虎凳'、'壓槓子'等嚴刑拷打造成的。”他拉起褲管，用手指著自己的小腿幽默地說：“你看，我的小腿已變成了羅圈腿，這就是敵人給我留下的難忘的紀念。”
談到這次到華北敵後辦報的抱負時，何云精神十分振奮，情緒很活躍。他對董謙說：“有機會到敵後辦報，就如同軍隊開赴前線對日作戰一樣，報紙好比一架機關槍，鉛字好比子彈，筆桿就是槍桿。辦報也是戰鬥。”
到華北敵後辦報，只有何云、董謙和8個印刷工人，一架老掉牙的印刷機。
“光靠我們這幾個人，怎麼辦好報紙呢？”董謙不無憂慮地問何云。何云滿懷信心地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什麼事，要靠人去開拓。”
開拓這條路，何云真可說是費盡心血。北方局和八路軍前方總部領導共同成立了一個黨報委員會，成員有總部的彭德懷、左權、傅鍾、陸定一和北方局的楊尚昆、李大章。何云也參加了這個委員會。在辦報委員會的領導和支持下，何云大抓新聞幹部的培訓工作，辦起了100多人的記者訓練班，從延安抗大、魯藝等學校派來一批文字和美術工作者，組成了《新華日報》華北分館的基本隊伍。何云率領這支隊伍，帶著這些設備，於1938年11月底到沁縣後溝，克服重重困難，不到一個月，工廠初具規模，於12月20日即出版了《新華日報》華北版試刊，隔日一期。
何云經常告訴報社同志：“一個鉛字等於一顆子彈，在敵後辦報就是無形的戰鬥。”他的這幾句話，形像地反映了《新華日報》華北版火線辦報的情況。何云在親自寫的《發刊詞》中提出：“本報願在這困難階段，為鼓勵前進的號角，願與華北文化抗日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將華北全體文化戰士緊緊團結在本報周圍，為開展敵後的文化運動而與敵寇共戰到底。”
在激烈的反“掃蕩”中，報社沒有固定的地址，經常轉移。在何云的周密安排下，組織北京師大畢業、精通理工的王顯週，偕同印刷廠廠長周永生和工人韓晉升、張建功等同志，製造了小型輕便的活動鉛字架和小型腳踏機、軋墨機、澆版機，連同電台、紙張、油墨，只需3匹騾子即可馱走，何云稱此為“背起報館打游擊”。他將工人和編輯人員組成連隊，荷槍實彈，一面跟鬼子周旋，一面設法出報。儘管環境惡劣，炮火連天，華北《新華日報》從未中斷，及時把國內外重大新聞刊印出來，飛馳各地，提供黨政軍領導參閱。報社電務科在何云精心培育和電台同志不斷創新努力下，發展成為華北敵後惟一強大的新聞台，能收到延安新華社、重慶中央社和世界各大通訊社的電訊，打破了國民黨中央社的壟斷和封鎖。遇到戰鬥緊張時，何云便在吃飯、休息的間隙，命令報務員架起電台，收聽延安新華總社的新聞；不能鉛印，就出油印戰報。 1939年，敵人“掃蕩”時，他將報館人員化整為零，出版了東線版、西線版、南線版、北線版。 “百團大戰”時，他帶領部分記者，攜帶油印機，跟著彭德懷副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和一二九師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日夜戰斗在火線上。華北版《新華日報》不僅受到國內抗日軍民的信賴和珍愛、支持，還得到國外的關注。美國紐約的《今日中國》雜誌，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員會都長期訂閱，它成為抗戰最有力的新聞媒介。朱德總司令曾這樣評論：“一張華北版新華日報，頂一顆砲彈，而且天天和日寇作戰。”華北版《新華日報》創辦一周年時，劉伯承同志專門題詞，讚揚它是“華北抗戰的嚮導”。朱德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楊尚昆、陸定一、李大章同志親臨大會講話或是撰文，表示祝賀。
在艱苦的敵後鬥爭中，《新華日報》華北版在何云的組織領導和“慘淡經營”下，經受了嚴峻的考驗，成為敵後華北惟一規模宏大的機構。 1940年，增加了史紀言、魏克明、安崗、劉江等十多位編輯、記者，報社（包括印刷廠）最初只有幾十人，這時發展到700多人，報紙也改為日刊，還建立了強大的通訊網，聯繫和培養了許多優秀編採人員，幫助各地方開展工作，晉東南各地創辦了數十種抗日報刊。
由於華北版《新華日報》有力地打擊了敵人，日寇千方百計要消滅它，每次“掃蕩”都把摧毀《新華日報》華北分館作為主要目標之一。
敵後辦報，完全是百分之百的戰鬥。報館鄰近敵軍駐地，有時30裡，有時不到20裡，不但經常聽到隆隆炮聲，敵我雙方接觸的槍聲有時也聲聲入耳。有一次何云與陸詒杯酒談天，何云稱這種場面為“杯酒論英豪”，他告訴陸詒：“你們在後方辦報，只是筆桿抗戰而已，可是在此地，則是鉛字和子彈共用，筆桿與槍桿齊揮！”
何云常說，新聞不僅是反映，更重要的是指導。他很重視總結工作，每年工作總結，他都親自動手寫，並做許多自我批評，採編方針，內容和版面、發稿、看大樣，每道工序都講得很細很透，承擔自己的責任，教育大家，啟發大家。
何云親手編報，親手寫評論。他為華北版《新華日報》寫了很多真知灼見的國際評論。僅1939年，他寫的專論就有《論德波關係》、《成為歐洲局勢之焦點的波羅的海沿岸》、《新時期的敵寇困難》等9篇之多。
在敵後辦報，印刷設備和技術都十分落後，鉛字標題只有頭號宋、楷、黑三種字體，根本沒有特大號的字體，報紙版面顯得十分呆板單調。何云常為這事憂心，下工廠和排字工人研究。排字房的同志說，可以用木條製版代替。何云一聽，高興地一拍大腿：“對呀！還是大家辦法多，人民戰爭嘛，克服困難還得同志們共同努力。”說乾就乾，何云用毛筆寫好了字，工人拿起刻字刀，不一會兒，一塊木刻題目就做好了，刷上油墨在紙上一印，醒目的標題就出現了。何云看後，連連說：“很好！”每期報紙要用毛筆寫好幾條標題，何云都是自告奮勇地承擔起來，他在少年讀私塾時曾練就一手仿歐字，清秀灑脫，剛勁有力，字型結構美觀。
1942年春，日寇為了擺脫太行軍民的抗日鬥爭的勝利威脅和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困境，2月3日，調集1萬多人對我太行山區根據地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奔襲。我軍與敵鏖戰月餘，將敵全部驅回城裡。 5月19日，敵又從同蒲、石太、平漢等鐵路線據點，糾集了兩個師團和大批偽軍共3萬多兵力，出動飛機多架，向太行山北側後和太行山南側地區進行所謂“鐵壁合圍”、“篦梳式”的瘋狂大“掃蕩”，妄圖摧毀八路軍前方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首腦機關。這次“掃蕩”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過任何一次。太行山區硝煙瀰漫，炮火連天。日寇所到之處，燒殺搶掠，滅絕人性！
何云看到形勢險惡，一面利用報紙及時將敵動態、暴行，告訴人民，大聲疾呼：“提高警惕！緊急戰備！”“太行敵軍續增，掃蕩企圖愈明”。並將報紙改出戰時小報；一面組織報社的同志備戰，輕裝，做好炒麵裝入米袋，將不便攜帶的物資及不便轉移的女同志、病號、小孩，疏散隱蔽到離山莊20多里的莊子嶺。莊子嶺地形險要，自然山洞多，山上有樹木，是八路軍總部的後方隱蔽基地。
5月24日，日寇開始向遼縣、武安、偏城襲擊合圍，來勢兇猛。 25日，日寇以6000多兵力從西、北、南三面向艾鋪合圍，配合飛機多架，輪番轟炸。為了適應打游擊和出報，何云將報社人員臨時編成兩個連隊，由報社秘書長史紀言、印刷廠廠長周永生分別擔任連長，總稱是八路軍教導隊，他任隊長，上過抗大的林火任指導員。 25日凌晨，八路軍總部從麻田、大林口出發，何云奉命帶領200多人的隊伍，在一個警衛排的掩護下，從山莊出發，與總部一起向游擊根據地附近的莊子嶺、寺子溝轉移。隊伍撤離山莊時，已聽到槍聲，經過南艾鋪，機關、學校、部隊很快被敵人發現，更加緊合圍。我軍在十字嶺方向跟敵交戰的槍砲聲不絕於耳。這時，總部的隊伍還沒有過來，何云讓報社同志休息，等待總部的消息，待命行動。
等到過了中午，幾架飛機隆隆而來，左盤右旋，向下俯衝，投彈，掃射，響起震天動地的爆炸聲。何云急忙把人馬疏散到溝谷、山洞和樹叢中隱蔽。馱鉛字、印刷器材的3頭騾子被炸死，翻倒在山溝裡，鉛字撒滿了山坡。
等到黃昏時分，突然發現西山山樑的路上，隱隱綽綽有人影。去人聯絡，是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帶著突圍的同志在那裡休息。何云像遇到救星一樣興奮，急忙集合隊伍，連走帶跑地帶上山嶺和總部會合。何云一到山上，就去見羅主任。羅主任向他們介紹了總部幾天來的情況。
原來，昨天拂曉，總部司、政大隊人馬從駐地出發，準備向冀西方向轉移，計劃跳出敵人包圍圈，到外線去打游擊。誰料，出村不遠就遭到遼縣、武鄉、榆社等地南北幾路敵人的突擊奔襲，將總部緊緊包圍，總部警衛團向敵人展開頑強的戰鬥，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遇上剛從外線向西的一二九師主力七七一團在附近路過，聞訊立即趕來解救，經過一場生死搏鬥，擊退了敵人。總部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彭德懷副總司令率領向西突圍，另一路在七七一團的掩護下，由羅瑞卿主任率領宣傳、民運、敵工部等機關向東南突圍，現在剛剛來到十字嶺，部隊經過兩天一夜的行軍、戰鬥，疲憊不堪，正在就地休息。這時夜幕四合，羅主任指示何云，讓教導隊也在山樑上休息，聽令行動。休息中，何云從團長馬忠全那裡聽到一個沉痛的消息：左權副參謀長在指揮部隊掩護總部作戰中，不幸犧牲！何云痛如刀絞，悲憤得差點失聲痛哭。
第二天拂曉，羅主任率野政和大隊人馬沿著高山狹路，向東南方向轉移，走了3個多小時，發現前面山下有許多敵人。羅主任當機立斷，命令全體人馬兵分幾路，分段行動，分頭向西轉移。何云指揮教導隊到了武安縣館陶川，爬上西邊高山，突然南山頭傳來機槍聲，青年木刻家趙在青被機槍打中，摔下山溝，壯烈犧牲。何云懷著悲痛帶著隊伍來到坡底深谷旁邊，又與野政大隊人馬匯合在一起。羅主任等各分隊匯合後，立即集合隊伍，宣布：“同志們！我們身邊的主力部隊另有作戰任務，我們不能拖住他們。我們要'放虎歸山'，讓他們擔負起粉碎日寇'掃蕩'的戰鬥任務。我們要獨立行動，一定要勝利衝到外線去打游擊！”
羅主任講完後，各單位火速召開小型會議，討論如何行軍突圍。報社經過討論，決定分成三路：一路由何云率領少數編輯、電務、印刷工人組成輕裝小分隊，隨羅主任突圍轉移到冀北繼續出油印報；另一路隨一團突圍，到太南採訪；最後餘下人員由史紀言帶領就地分散隱蔽和老鄉們一起打游擊。何云將此計劃向羅主任作了匯報，得到允准後，立即分頭行動。
何云帶著準備出油印報的小分隊突圍，由於敵人封鎖很嚴，突了幾次都遇到困難，只好退回到莊子嶺西山溝裡樹下隱蔽。天黑時，敵機投擲燃燒彈，山坡上的枯草都燃燒起來，部隊一邊滅火，一邊繼續突圍，到次日天亮前，大部分同志突出了包圍圈，何云與部分同志還是沒有衝出重圍。
天亮後，敵人以所謂“篦梳戰術”開始搜山，晚上搭起帳篷在山頭宿營，包圍圈裡還有漢奸活動，何云和十幾個同志寸步難行，吃飯、喝水都成了問題。這時跟野政、右鄰已完全失去聯繫，不清楚敵人在哪裡，不知道該往哪裡去找上級。何云果斷作出兩條措施：一是一起設法轉移到莊子嶺上去隱蔽，跟上級取得聯繫後再出油印報；二是由電文科副科長文綬同志帶著電務科五六個人從另一方向去莊子嶺，約定太陽落山後在莊子嶺集合。為了減少目標，文綬帶著電務科同志先走。
何云帶著四五個人隱蔽突圍，到遼縣東南大小羊角村附近時，被山上的敵人發現，遭到敵瘋狂的射擊。何云的腿行動本來就很困難，不幸又被敵人打中，重傷昏倒在地。醫生上來搶救，何云用力睜開眼睛對他說：“我的傷不重，快去搶救倒在前面的同志。”
誰知等醫生檢查完了其他傷病員，返回看望何云時，他已流盡最後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