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009、天地能知忠烈心——記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塗正坤

1939年8月1日，延安黨政軍民各界萬餘人，在中共中央機關禮堂悼念在平江慘案中殉難的塗正坤等烈士。會場正中懸掛著中共中央送的輓聯：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彭德懷等黨和軍隊領導人都送了輓聯、挽詩。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 塗正坤，原名正生，1897年11月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嘉義鎮謝江鄉貧苦縫工家庭。 1925年，他參加羅納川在平江嘉義地區開辦的平民夜校，並以縫紉為掩護，發動紙業工人和農民群眾同地主豪紳作鬥爭。這年5月，他由羅納川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秋，塗正坤率領平江農民暴動隊，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後歷任中共平江縣委書記、湘鄂贛省委組織部長兼作戰分區政委、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期堅持艱苦的土地革命戰爭。他與湘鄂贛省委、省軍區領導人傅秋濤、鄧洪等人領導和指揮了多次反“清剿”的鬥爭，至1937年“七？七”事變時，湘鄂贛根據地仍保存下來近500名黨員幹部、390多名紅軍戰士。

1936年“雙十二”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採取“北和南剿”的策略，一面與中共中央談判合作抗日，一面密令國民黨軍隊繼續“清剿”南方各地紅軍游擊隊。湘鄂贛省傅秋濤、塗正坤等領導人，密切注意形勢的變化，研究黨的政策，一方面向群眾和國民黨人宣傳中國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和政策，一方面積極做好與國民黨談判的準備。 1937年2月，塗正坤任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他多次主持召開省委會議，決定一面派人請示黨中央，一面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停戰。這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以傅秋濤為主席，塗正坤、鄧洪、劉玉堂、鐘期光、謝乾、譚啟龍、江渭清、明安樓為委員的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和指揮湘鄂贛抗日紅軍游擊隊。

談判開始前，國民黨地方當局企圖利用叛徒孔荷寵等前來“招撫”收編。塗正坤和傅秋濤等嚴厲警告他們：叛徒來“招撫”，我們就殺。給其以有力的回擊。 7月18日，湘鄂贛省委派傅秋濤、塗正坤、劉玉堂、鐘期光等，與國民黨第五十師一名旅長、一名團長、一名副團長、平江縣縣長、縣黨部書記長等人，在平江嘉義鎮關帝廟進行了談判。談判中，傅秋濤、塗正坤等嚴正駁斥了國民黨方面所宣揚的“一個政黨（國民黨）、一個領袖（蔣介石），一個主義（三民主義）”的謬論，解決了一般性的問題。正在這時，黨中央派賴傳珠、李濤來湘鄂贛省委，傳達了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 7月20日，傅秋濤、塗正坤等到瀏陽，與國民黨五師師長岳森進行正式談判。當談到釋放政治犯和集中紅軍游擊隊等實質性問題時，岳森提出提交名單等條件，企圖事先殺掉中共方面的人員，並趁紅軍部隊集中之際聚而殲之。塗正坤和傅秋濤洞察其奸，嚴詞拒絕其無理要求，機智地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雙方商定：①釋放在押的政治犯；②在瀏陽建立紅軍游擊支隊的辦事處；③紅軍部隊集中，番號改為“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游擊支隊”。劃定特區，駐紮部隊。改編後紅軍游擊支隊的經費問題，尚待武漢行營談判解決。 8月20日前後，湘鄂贛省委劉玉堂、黃耀南等人到武漢行營談判。 8月29日，在中共代表董必武的支持下，與國民黨武漢行營談判成功，湘鄂贛邊區終於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湘鄂贛邊區紅軍改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由支隊副司令員兼一團團長傅秋濤率領，於1938年2月從平江嘉義出發，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底，根據黨中央指示，湘鄂贛省委改為特委，塗正坤任書記，留在後方堅持鬥爭，公開身份是新四軍上校參議、新四軍駐平江嘉義留守通訊處主任。他同羅梓銘、黃耀南等人領導特委和通訊處，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湘鄂贛邊區的抗日救亡鬥爭。他們一面迅速整頓和恢復黨的組織，發展黨員，教育黨員在抗日救亡鬥爭中發揮模範作用，一面宣傳中共團結抗日的主張，建立和健全抗日群眾團體，在平江縣城組織“救亡劇團”，開設“大眾書店”，創辦“老百姓壁報”，廣泛動員青年參軍參戰。塗正坤把自己的獨生女兒塗豐雲送去皖南抗日前線，英勇殺敵（後來在蕪湖戰役中壯烈犧牲）。塗正坤帶頭節衣縮食，籌集資金和藥物，為留在嘉義的100多名傷病員治療，使70多名傷病員傷愈康復，組成補充連開赴前線。

塗正坤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國民黨軍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調防平江。他們強佔民房，搶奪財物，亂攤捐稅，群眾來到通訊處控告他們的暴行，要求制裁“遭殃軍”。塗正坤除了向楊森總部提出要嚴肅軍紀外，還耐心地勸導鄉親們以抗日大局為重。他說：“打日本鬼子是目前的頭等大事，楊森部隊雖壞，只要他們不公開投敵，我們還是要耐心爭取它。萬一日本鬼子侵占了平江，共產黨決不離開平江人民，一定要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難，組織起來打游擊，抗日保家。”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 5月30日，由蔣介石親自簽署密令，發往駐長沙第七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處。密令中說：“據報：中共在平江嘉義嶺一帶大肆活動，其負責人為黃耀南、塗正坤，以游擊為號召……且密藏多量軍火……專以平江為根據地……影響殊非淺鮮，請設法制止，以免滋蔓。事關後方軍事秘密活動，相應函請查核辦理。”

薛岳、楊森立即行動。嘉義國民黨駐軍一個營控制了對面兩個山頭的製高點。楊森部特務營20多人借加速破路為名，趕到嘉義，改著便裝，散在通訊處附近。塗正坤覺察到國民黨頑固派的上述活動後，立即召開特委和通訊處負責人緊急會議，研究了應急措施：將通訊處人員精減了十幾人；凡已公開身份的黨員幹部轉移到新四軍中或其他地方隱蔽；特委和通訊處分開；改變了特委與各縣同志的接頭地點；機要文件等轉移到謝江一帶崖洞裡。但對通訊處機關的安全未採取防範措施，沒有估計到會發生公開的慘案。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時，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派兵秘密包圍了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楊森所部中尉偵察員張紹奇，以請塗正坤參議去嘉義區公所商議抗日緊急事宜為名，將塗正坤引到離通訊處30多米的巷口。預先埋伏在巷口的幾個劊子手，對準塗正坤猛烈掃射。鮮血從塗正坤的胸口湧出。他忍著疼痛，硬撐著身軀往回走，朝通訊處方向呼喊：“楊森下毒手了，同志們，快走！”他犧牲時僅42歲。

槍響後，楊森部特務連沖進通訊處，將財物搶劫一空，並將通訊處秘書主任吳淵槍殺。是夜，又將特委和通訊處幹部羅梓銘、曾金聲、吳賀全、趙綠吟等4人，押往嘉義鎮旁的虎形嶺活埋。 塗正坤烈士的家鄉，聽到塗正坤被害的消息，當晚有十多名老赤衛隊員，冒著被捕殺的危險，將塗正坤的遺體運回河包洲，含著悲痛，安葬了自己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