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是一位戰將，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湖南嘉禾。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參與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保衛中央蘇區的鬥爭，他是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軍事指揮員之一：25歲當軍長；27歲率領紅6軍團先遣西征，拉開了萬里長征的序幕；29歲被任命為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蕭克是在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都擔任過高級將領的將軍。
紅軍長征不是一次偶然的軍事行動，這從1934年紅6軍團西征和紅7軍團北上就可以得到證明。周恩來曾說：“（六軍團和七軍團）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博古更直接說明，“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準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
時年27歲的蕭克，已經成為紅軍第6軍團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時他們面臨的形勢是：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屢戰不利，被優勢之敵壓迫到閩贛邊境，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不大；蕭克所在的湘贛蘇區6月以後也被優勢之敵不斷壓縮。
7月23日，湘贛省委和軍區黨委接到黨中央和中革軍委的命令：“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中央還決定：湘贛省委書記任弼時同志為中央代表，隨軍行動；原軍區司令員王震同志，改任紅6軍團政委兼17師政委；蕭克同誌任紅6軍團的軍團長兼17師師長；李達同誌任參謀長；張子意同誌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成立以任弼時同志為主席，蕭克、王震同志為委員的紅6軍團軍政委員會，作為紅6軍團長征行動的最高領導機關。
中革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並沒有任何說明，任弼時敏感地對蕭克說，中央紅軍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紅6軍團也是到了後來才明白自己的“長征先遣隊”作用。
接到中央電令後，6軍團打草鞋，做乾糧，並實施了行軍、偵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機關也進行精兵簡政，充實部隊。對留下的地方武裝作了堅持根據地的安排。 8月7日下午3時，全軍約9000人踏上了西進的征途。
這次行動，中央軍委指示一切都要帶走。於是6軍團把省保衛局的犯人、醫院、兵工廠、石印機、甚至連個老虎鉗子都帶上了。有個電台發動機很重，也帶上走，這種搬家式的行動，使部隊的機動能力大大削弱，行軍不靈便，打仗顧慮多，客觀上影響了指揮員尋找機會打仗的決心。中央紅軍三個月後開始長征時並沒有吸取教訓，受當時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大搬家”式行軍比第6軍團還厲害。
蕭克回憶，當時他對這種“搬家”式的行動有不同意見，但一方面感到這是軍委指示的，不執行也不好；另一方面大家本來就捨不得丟掉自己的家當，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所以他們雖有自己的想法，“但沒有堅持的勇氣，不敢提，聽之任之。”結果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丟，影響了戰鬥力，東西到最後也差不多丟光了。
然而，從戰略上講，在蕭克等的率領下，紅6軍團的西征是成功的。他們剛一突圍，立即震動了湘桂兩省軍閥。湖南軍閥何鍵一面急令兩個師追擊，一面令一個旅和4個保安團攔截，廣西軍閥也令兩個師向北部邊境調動。 6軍團在零陵地區搶渡湘江向西的計劃因敵人的調動而不得不改變，他們轉而東行到陽明山區，而後又日夜兼程南下進入廣西，在廣西全縣一帶一舉擊潰敵8個團，於9月4日上午，在全縣以南的界首西渡湘江。
敵人靠腿已經追不上，即派飛機偵察轟炸。就在6軍團稍做喘息之際，接到中央電令，要求六軍團在綏寧、武崗山地區打擊敵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後與賀龍領導的紅3軍聯繫。電令的主要意圖是要紅6軍團牽制敵人，減輕中央紅軍的壓力。
蕭克、任弼時等人胸怀大局，立即行動。這時，湘、桂、黔3省敵軍也先後集結防止6軍團北進。於是他們奪路南下，緊接著西入貴州。 6軍團這樣迂迴轉移，忽東忽西，使敵人難以琢磨。何鍵曾無可奈何地說，紅軍“聲東擊西，行踪飄忽，作圈子策”，他還破口大罵其部下無能。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貴州是個多山多雨又相對閉塞的省份。 6軍團進入貴州後，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不熟悉地形，沒有軍用地圖，全靠找嚮導問路。貴州的老百姓對紅軍不大了解，聽信國民黨的宣傳。有些人不知道“共”是什麼，“匪”是什麼，看到6軍團紀律好，雖然打消顧慮，但稱呼仍然照舊，盛情地說：“你們共匪好！”。
西征以來，6軍團對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十分重視，這使他們逐漸取得了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他們走到黎平，進入了苗、侗兩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準備渡清水江北進時，苗、侗兩族人民，積極為他們尋找渡口，收集船隻，綁結木筏，架設浮橋。他們渡過清水河後突破了湘、窪、黔3省敵軍共18個團的包圍，強渡大沙河，攻人貴陽市東偏北約100公里處的老黃平縣城——舊州。
在舊州地區，他們扣留了兩個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蕭克回憶，“我們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西征以來，轉戰50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
蕭克當時在紅軍中屬於文化程度較高的將領，他對兩個傳教士有一定的好感，因為傳教士幫助了紅軍。在舊州教堂，6軍團意外地找到一張貴州地圖，上面所標的地名都是外國文字，稍懂外文的張子意說不是英文，蕭克請薄復禮幫助翻譯，薄復禮說是法文，於是兩個人你說我記，整整乾了大半夜，把蕭克想要知道的與賀龍部隊會合的那個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了中文。這張地圖對他們後來的軍事行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薄復禮則一直隨著蕭克行軍，與蕭克談信仰，一起搞娛樂活動，長征途中還利用難得的休息日子聚餐。 1936年4月，紅2、6軍團進至昆明時，蕭克釋放了扣留18個月的薄復禮。後來蕭克從斯諾寫的《西行漫記》中看到，薄復禮不僅沒有詆毀紅軍，相反還說了不少讚譽紅軍的話。
有了明確的前進方向，走起路來也顯得輕鬆許多，然而，蕭克等人並不知道，一個差點讓他們全軍覆沒的危險正向他們襲來。
離開老黃平後，蕭克帶領部隊向東前進，而敵人正在頻繁調動，以近24個團的兵力對6軍團實施大包圍。這一切紅六軍團並未察覺。直至甘溪一帶蕭克與敵遭遇，結果整個軍團被截為四段，減員嚴重。 52團是全軍後衛，遭敵包圍，全團苦戰數日損失慘重，18師師長龍雲慘遭殺害。部隊常在懸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隊一天一頓稀飯。中央代表任弼時患瘧疾，手拄木棍指揮行動。
一天下午，6軍團在石阡至鎮遠的敵封鎖線上，擊潰了敵巡邏警戒部隊後，佔領東去江口的路口，並向南面鎮遠及北面石阡派出了強有力的警戒。蕭克當時最大的顧慮是倘敵人控制這個路口，堵住東去之路，這樣就得回到原來不利的戰略地區。幸好，他們及時控制了這個路口。並在當地老獵戶引導下，深夜進到一條人跡罕至的谷澗水溝，從溝底魚貫而東。這時，南北兩面的敵軍發現紅6軍團主力，兩面夾擊。掩護部隊借地形進行有效阻擊。第二天天亮，掩護部隊改為後衛，隨大部隊走出了深谷，站在谷口親自指揮的蕭克看到了正在東昇的太陽，終於鬆了一口氣，他回憶說：“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係到全軍團大局的軍事行動。直到現在，一經憶起，心膽為之震驚。”
1934年10月24日，紅6軍團跳出3省軍閥的包圍，歷經80余天，轉戰5000多華里，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2軍團會師。從出發時的9000餘人銳減到不足4000人。 6軍團的行動探明了沿途敵人兵力的虛實，查明了道路、民情，起到了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偵察、探路的先遣隊作用。這一天，中央紅軍正式開始長征的第8天。
兩軍會合之初，賀龍所部有4000多人，兩軍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子弟，人少但士氣旺盛、武器齊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蕭克、王震等分析，剛剛退出中央蘇區的中央紅軍，正與優勢敵軍在湘、粵、桂邊苦戰，奪路向西轉移，2、6軍團應積極行動，密切配合。
他們考察周圍形勢後認為，兩軍應統一行動，向湘西發展。湘西經濟雖然落後，但我黨的影響比較大，那裡有些縣在大革命時期就有黨的基礎，土地革命時期是2軍團活動的地區，有比較好的群眾關係；賀龍在這些地區政治影響很大，人熟地熟，有利於發展；湘西的敵人只有陳渠珍部3個保安團，加上雜牌軍總兵力不過兩萬，戰鬥力也不強；只有向湘西進軍，才能達到牽制、調動湘鄂兩省敵人，策應中央紅軍轉移的目的，才能在游擊戰、運動戰中建立根據地，發展、壯大，擴大部隊。
然而，當時尚處於“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統治下的中央並沒有清楚判斷局勢，做出了2軍團留在黔東、6軍團向湖南進攻的決定。在緊迫的軍事形勢下，2、6軍團一面繼續向中央講明情況，一面先行統一行動、見機行事，攻占了湖南大庸（今張家界）。
直到1934年11月中下旬，中央來電原則同意了兩軍統一行動。軍事上，兩軍團均改為現行編制的一個師，仍保留2、6軍團名義，賀、任和蕭、王分別為2、6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 “兩軍團直受軍委領導，但在兩軍團共同行動時由賀任統一指揮”，賀龍、任弼時分別兼湘、川、黔軍區司令員和政委。
2、6軍團統一行動後，蕭克為首的六軍團還有另外一大貢獻，就是使二軍團的政治工作有所加強。由於夏曦在2軍團執行“左”的肅反路線，錯殺了大批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領導幹部，2軍團以前曾發展到兩萬人，但到與6軍團會合前，只剩下4000多人，處於極為困難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蘇區的，他所執行的“左”傾路線完全是按照當時中央的指示進行的，所以根據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擔任省委委員、軍委分會委員和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蕭克和王震一方面派幹部加強了2軍團的政治機關，一方面也緩和了2軍團內部的緊張氣氛。他們還主動請夏曦到6軍團當政治部主任，後來的長征路上，夏曦每到一地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做當地開明士紳的統戰工作，做出了一定貢獻，1936年2月，他們長征經過貴州的黔（西）、大（定）、畢（節）地區，夏在做完一次統戰工作返回部隊過河時不幸溺水身亡。
部隊在大庸稍加休整，即轉向南，因敵憑堅固守，又轉向東，包圍常德。一周之後，轉向北面，攻下慈利縣城……在一兩個月時間內，紅2、6軍團縱橫馳騁於湘鄂川黔邊區，打垮湘西地頭蛇陳渠珍和蔣介石派來的獨立第34旅，包圍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打亂了蔣介石在湘黔地區追堵中央紅軍的行動。蔣介石和兩湘軍閥，令正在追擊中央紅軍的16師和26師北調，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壓力，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的西進。
這一時期是2、6軍團發展最快的時期，軍隊擴大了一倍。蕭克的愛人蹇先佛就是在部隊打到慈利時參加紅軍的。蹇先佛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個女紅軍；哥哥先為1928年秋參加紅軍，歷任警衛營營長、游擊梯隊參謀長、特委巡視員等職，1931年不幸犧牲；弟弟先超長征過草地時也犧牲了……
1935年，“蕭賀匪部”這個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國民黨報紙上和蔣介石的口中。中央紅軍經湘江一役損失五萬人後，蔣介石一度對“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樂觀，但“蕭賀匪部”攻城奪地打勝仗的消息卻不斷傳來，使他不得不多次從圍追堵截中央紅軍的部隊中抽調100多個團來應付，使得中央紅軍能夠比較從容地開遵義會議，相對從容地北上。
1935年初，蔣介石調集6個縱隊，向建立不到3個月的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進攻，這是敵人的第一次“圍剿”。敵人的戰略方針基本上還是堡壘主義。軍委在得知湘鄂敵人聯合作戰的計劃後，於2月1日來電，要求“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憊，於敵人離開碉堡前進之時，集中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地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
蕭克等人立即註意到，軍委的提法和過去不一樣了，這是怎麼回事？中央將遵義會議決議摘錄電告他們，這時他們才知道有個遵義會議。
3月，他們在永順消滅敵人1個團；4月中旬，轉到桑植縣陳家河消滅敵人1個旅；隨即，蕭克親率兩個團將駐桑植縣的陳耀漢師部和另1個旅也殲滅了。連續的勝利震懾了敵人，各路“圍剿”之敵紛紛後撤，敵人的第一次“圍剿”被成功粉碎。 5月，敵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個團進行第二次“圍剿”。這時，敵人又從湖北調來3個師，2、6軍團決定採取東守西攻的方針，在東南對湖南取守勢；在西北對湖北、貴州取攻勢。從5月起到8月初，3個月內，他們消滅了敵41師師部、師直屬隊及第121旅和特務營，俘敵中將縱隊司令兼師長張振漢；消滅了敵85師，擊斃敵師長謝彬，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蕭克與被俘的敵師長張振漢接觸中了解到，張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有軍事知識又有作戰經驗，於是蕭克安排張到剛擴建不久的紅軍學校講課，並以兼校長的身份親自與高級班學員聽他講課。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指戰員的疑問，有人問，打敗仗的人怎麼能教打勝仗的？蕭克解釋說，軍事技術沒有階級性，一般戰術原則，如行軍、組織戰鬥、協同動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軍事科學，不管紅軍白軍都要用。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不僅利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各種專家來搞工業建設，而且還利用舊軍官到高級指揮和技術學校當教員。長征時，蕭克決定帶著張振漢走，到了延安，中央決定放張回去。後來張參加了抗戰。我軍解放長沙時，張還曾做過有益的工作，建國後任長沙市政協委員和副市長。
紅2、6軍團連續粉碎敵人兩次“圍剿”，根據地和紅軍都擴大了。到1935年10月已經發展到21000多人。中央紅軍北上後，南方的革命局面主要由2、6軍團支撐，他們成為南方革命群眾的希望和旗幟。
1935年11月19日，紅2、6軍團1.8萬人，分別從湖南桑植劉家坪和瑞塔舖出發，開始長征。
兩次反“圍剿”的勝利，帶來的是更多敵人更大規模的“圍剿”。敵人組織了130個團，並一改雜牌軍各自為戰的狀態，而以蔣介石的嫡系、半嫡係為主，蔣介石還派陳誠到宜昌設立行營，統一指揮。湘鄂川黔蘇區周圍，東有洞庭湖，北有長江，西北是崇山峻嶺，糧食困難。敵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築有戰略作用的碉堡線，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守備，形成重重包圍、嚴密封鎖、內外隔絕的戰略格局。
於是蕭克等決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據地。退出蘇區之前，只是想轉移一下，擺脫敵人包圍，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邊或默東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並沒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沒有想到長征到陝北。
長征第一天的晚上，蕭克就住在張家界邊上一個小村子裡。那一天，前衛部隊行軍120華里，主力行軍80華里，宿營之後就休息了。直到1990年，蕭克重返湘西，發現張家界已經成為著名的旅遊風景區，而當年他根本沒有註意到這樣好的風景。
這次撤退，吸取了紅6軍團的教訓，只帶一、二天的干糧，行李簡化，輕裝前進，行動靈活自如。連續幾日急行軍，向東南猛進到湘中。湘中是富庶的地區，物產豐富、人口稠密、文化教育也發達。看到這樣好的條件，2、6軍團打算停下來建立新的根據地。
6軍團政治部發出了夏曦起草的“抗日反蔣”文告，天天開大會宣傳。當時國民黨報紙上講：“夏曦、蕭克搭台演說……”他們號召凡是要打日本的都歡迎，群眾踴躍參軍，只7天就擴大了1000人。
在湘中僅僅停留一個星期左右，敵人從北面分兩路壓來，戰鬥並不順利，敵人的幾個縱隊靠到一起，圍了過來，蕭克只能放棄在湘中立腳的想法，繼續向西走，進入了湘黔邊。為了在湘黔邊站穩，6軍團反擊追敵，但戰鬥打成了消耗戰，未能取得預期的勝利。
根據地雖然喪失，但保存了部隊，制止了敵人的步步緊逼，贏得了一定的休息時間。六軍團在石阡以南地區稍事休整，即經餘慶、瓮安、平越，邊戰鬥邊向西走，進至貴陽北60裡殲敵兩個營。
敵人見紅軍南迫貴陽，有北渡烏江之勢，急調黔湘兩地部隊馳援貴陽，郭汝棟和樊高甫縱隊轉向遵義地區，郝夢齡部沿烏江北岸堵截，將六軍團的東、南、北三面堵死，六軍團即西渡鴨池河，進入貴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為大方）、畢節等地區。
這時軍委也來電報，指示“速轉黔西、大定、畢節地區，群眾地形均可暫作根據地”。到黔、大、畢後，蕭克率紅六軍團17師去遵義西的打鼓新場（現為金沙縣）游擊，箝制貴陽方向敵人向西。這時，敵1個師追來，佔了大定。蕭克即率部回師大定，僅1個半小時就將敵全部消滅，制止了敵渡鴨池河後向西急追的不利形勢。
戰鬥結束後，蕭克登上將軍山，看到這座山脈橫跨大定與畢節間10餘里，立即決定控制將軍山，在山上做工事。蕭克和戰士們一起嚴守陣地，幾天后，敵人兩路攻來，蕭克令部隊隱蔽在工事內不發出任何聲響，待敵人逼近後，手榴彈一甩，一個反沖鋒，敵人潰退，一下子就繳到了一百多支步槍，萬餘發子彈，敵人短時間不敢再來。
2、6軍團在這一地區積極開展地方工作。在畢節，開明士紳周素園與紅軍交上了朋友，紅軍到後，在他家發現有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王震和夏曦馬上找他，問過他的經歷後，又問他為什麼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他說：“我相信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十年了。”於是紅軍請他出來，當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時間很短便發展到千餘人槍。
為了在黔、大、畢建立新的根據地，紅軍請周素園給雲南的國民黨部隊寫信，因為他和龍雲、孫渡等上層人物都熟識。他把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主張告知滇軍閥，並說：“蔣介石派中央嫡系進入雲南、貴州來打紅軍，也叫你打紅軍，紅軍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說，即便你把紅軍打掉了，也是兩敗俱傷，那時的雲南還是你的嗎？'假道滅虢'，史有明鑑”。
這樣一來，滇軍閥果然按兵不動，這就使得紅2、6軍團在畢節地區停留了20天，部隊得到休整補充。
敵4個縱隊，共7個師1個旅，很快向畢節地區逼進，紅2、6軍團於1936年2月中旬撤退，通過滇軍孫渡縱隊防線，向南直趨滇東，佔領雲南宣威、貴州盤縣，進至南北盤江之間。軍委分會決定在這一帶展開創立游擊根據地的活動，這是蕭克等在長征中第三次建立游擊根據地的嘗試。
從烏蒙山地區向南，紅2軍團到達盤縣，紅六軍團進入宣威。這時，紅軍總司令部來電，電報署名為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要求2、6軍團北渡金沙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大舉北進。
兩個軍團的領導人共聚盤縣開會，他們原想在此站住腳，在接到兩次這樣的電報後，經過分析認為，雖然查明來包圍滇黔邊地區的敵人比進攻黔西、大定、畢節地區少了，但還在50團以上，時間久了，敵情也可能變化，能否在這地區站住，是未知數；從全國形勢看，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向華北逼進，全國人民特別是華北青年學生，群情激憤，要求抗日。現在總部要北進同四方面軍會合北上，可見全國革命大勢轉向了北方，應堅決執行總部的指示。盤縣這次會議，對二、四方面會師甘孜起了決定作用。對爾後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也有重大意義。
紅2、6軍團北上的意圖一旦明確，行動就變得果斷起來。
從國民黨軍的角度來看，阻止紅2、6軍團與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的會師，是一個放在首要位置的戰略考慮。於是，兩軍在滇東和昆明附近，展開了一場戰略較量。
從南北盤江北上的路早就被敵人封得水洩不通，紅2、6軍團制定了一個先向西進然後北上的戰略方針。這一大的軍事行動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由盤縣向西，橫越雲南中部，到達昆明北面的普渡河，運動距離500華里，這一行動擺脫了追堵敵人的主力。但到普渡河後滇軍6個團趕來堵截，6軍團與敵展開激戰，雙方互相攻擊均無功而返，將近黃昏，蕭克認為當前的敵人不可能很快消滅，就令部隊撤下來，南行到2軍團指揮部，見到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大家立即商量行動方向。蕭克建議，敵人主力在普渡河，昆明只有4個團，兵力不足，紅軍進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軍主力甩到後面了。 2、6軍團迅速自行退卻，從戰場後面10餘里處轉向南面，逼近昆明城北30里處，這一招數大出敵人意外。
第二階段是佯攻昆明，實際繼續向西。 2、6軍團利用滇軍閥要保住省會昆明的心理，在夜間以小部隊佯攻昆明，對滇軍閥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影響，使軍閥大量守城的部隊不敢機動，給紅軍的運動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第三階段是一路勢如破竹，直進到金沙江畔之麗江一帶，遠遠把敵人甩在身後，得以從容過江。這一路上除各縣民團防守外，沒有大敵堵截，後面追擊的敵人，被後衛部隊和路障遲滯，離紅軍主力較遠。紅2、6軍團分別從麗江、石鼓、中甸渡過金沙江，蔣介石帶著龍雲乘飛機在金沙江南的麗江一帶上空盤旋，無可奈何。當追擊的敵人到達江邊時，紅軍早已經遠去。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李伯釗等率劇團來部隊做慰問演出，演了一齣戲，叫《破草鞋》，說敵人追到金沙江邊只揀了紅軍丟下的一隻破草鞋就收兵了。
過江之後，紅2、6軍團面對的“敵人”是氣候惡劣的大雪山。總司令部早就來電報提醒，過雪山時要帶足衣服、辣椒和酒。二軍團為左路縱隊，6軍團為右路縱隊，向雪山進發。正值1936年的4月底，雲南的天氣很熱，有的部隊把棉衣、毛衣都丟掉了，上午上山時，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行走，很多指戰員從未見過那麼高那麼多的樹，還有些熱。走著走著，地上都是雪了，氣溫也驟然下降。到達半山腰，每人喝了一碗生薑水或辣椒水，再往上爬，每走一步都需要花很大力氣，大大小小的雪坑，和佈滿積雪的萬丈深淵，使人時刻處於危險之中。今天的玉龍雪山有了索道，難行處還有人工修建的階梯和扶手，雪也少得可憐，早已經找不到當年紅軍長征時的崢嶸面貌。而在當年，那卻是任何一個翻越過它的紅軍戰士都一生難忘的地方。蕭克定了條原則，決不能在山上過夜。那天走了十幾個小時，上下150華里…
第6軍團於4月30日到達中旬（香格里拉），然後又翻了兩座大雪山，進至稻城。這條線路，如今成為一條經典的旅遊線路，沿途風景有如夢境，而當時即使是蕭克這樣有文化的人，也不曾有過一點賞景的心情。
一天早晨，部隊集合在一個廣場上，王震宣布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紅四方面軍就在甘孜城。他們已經派32軍到理化來迎接紅六軍團了。
6月3日，紅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的32軍在理化會合；22日，紅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會合；30日，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2軍團與紅四方面軍30軍會師；7月2日，2、6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徐向前雖然還在前線，但他指示，“去年我們會師沒有搞好，現在二方面軍來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軍在沿途張貼熱烈歡迎2、6軍團的標語，組織少數民族歌舞隊載歌載舞夾道歡迎，提前為2、6軍團把宿營的房屋打掃得千乾淨淨，燒好開水，還幫助籌集糧食。最難得的是，四方面軍上上下下一起動手剪洗羊毛撚線織了幾千件毛衣、毛襪，送給遠征而來的2、6軍團。
7月5日，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紅2、6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將32軍編入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關向應為副政委，從此2、6軍團改用紅二方面軍的番號，時年29歲的蕭克成為紅軍歷史上最年輕的方面軍領導人。
為了慶祝兩軍會師，舉辦了一個聯歡會。時任紅軍總司令朱德在會上講話，他祝賀了2、6軍團勝利爬過雪山，緊接著說：我們來到甘孜並不是目的地，我們還要繼續北上，要繼續北上，全黨全軍必須團結一致。我們將要穿過人煙稀少的草地，必須準備克服一切困難。第二方面軍的同志對張國燾分裂黨、分裂紅軍的事並不知情，他們能聽出朱總司令講話的弦外音。
蕭克等與朱德聊天時，談起了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前後的情況，談到確定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的領導地位的事情都很高興；談到張國燾，朱總司令還說，張搞分裂是大錯誤，這個人有野心，但是，今後還要對他注意爭取、團結，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此時，第四方面軍可謂兵強馬壯，二方面軍經過遠征實力大減，然而，蕭克在內的二方面軍的領導人，對中央的嚮往十分堅定，從某種意義上，當時二方面軍堅決北上，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的態度決定了中國革命今後的發展方向，具有難以估量的歷史意義。
不久，二、四方面軍接中央來電，甘南敵人兵力空虛，要乘此時機迅速北上，與中央會合，創建西北抗日根據地。在二方面軍到達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出發北上了。 11日，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梯隊，向哈達鋪地區前進。從甘孜向北，是一望無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煙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沒有多少糧食。當地群眾以畜牧業為生，反動土司常常把牛羊牽走。四方面軍走在前面，對後面雖有照顧，但他們自己也很困難。
第二方面軍利用在甘孜駐留的一周時間，從思想和物質上進行了認真的準備。蕭克等領導人講明過草地的有利條件和各種困難，每個連隊都對戰土的行裝和各班所必須攜帶的東西進行了詳細檢查。每人除了武裝、乾糧、衣服、草鞋、被子外，還要背幾斤乾柴，帶一個水壺或竹筒子，全身負重有五、六十斤。
全軍分成兩路縱隊進發。雖然努力準備糧食，常常還不能完成計劃。部隊因缺糧疲勞，體力下降。進入草地，只見到處瀰漫著騰騰霧氣，腳下是腐爛的黑草，行軍數天也難得碰上一個人。草原海拔較高，氣候多變，風雪雨雹說來就來。最初幾天，行軍比較順利，時間一長，戰土們吃不飽，睡不好，並逐漸斷糧，只能以野菜為食。
草地行軍，也並非沒有敵情顧慮。四方面軍有經驗，組織了騎兵師，各軍、師也有小的騎兵部隊。有一天蕭克到總司令部開會，總部的領導人指出要有敵情觀念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指定劉伯承教二方面軍打騎兵的戰術。劉伯承講述了打騎兵及草地行軍注意事項，這是蕭克第一次直接聽劉伯承傳授軍事知識和作戰經驗，劉伯承的學識素養給蕭克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於事先的準備，路遇幾次小股騎兵土匪的襲擾，並沒有什麼損失。
為了維持部隊的生存，領導動員全體同志嚴格節約糧食，互相調劑，互相幫助，把糧食集中起來，統一分配，以人定量。後來，糧食和野菜也無法保證了，部隊只得把牛羊骨頭、牛皮、皮帶和草鞋上的皮條也拿來煮熟吃了。掉隊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過了阿壩之後，草地更加難行，黃綠色的污水一看便知有毒，如果腳上有傷而浸水，則會潰爛，重的還可能導致死亡。蕭克在內的紅軍領導人與紅軍戰士一起經受著這場史無前例的生死考驗，他們向部隊提出了“走出草地就是勝利”的戰斗口號，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行軍，終於在1936年9月1日走出草地，到達了哈達鋪。
這時，紅軍三大主力都進至陝甘地區。蔣介石調兵遣將阻止紅軍會合。中革軍委於9月擬定了一個戰略計劃，要求：一方面軍西出並南下；二、四方面軍兵分兩路，四方面軍為左路，繼續向東向北；二方面軍為右路，東出甘南和陝西兩省西南部。
蕭克回憶，由於張國燾按兵不動，錯過戰機，中革軍委的戰略意圖未能實現。中革軍委於9月18日提出了在靜寧、會寧地區打擊胡宗南的作戰方案，這時，蕭克因腸胃炎在後方休息。一日，蕭克接到朱德總司令電話，叫到紅軍總司令部去一趟，趕到後，總司令說：“西北局決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軍會合。現在31軍軍長王樹聲病了，你到31軍去當軍長，打胡宗南。”蕭克二話沒說，堅決服從。參加紅軍以來，他一直以服從中央、服從命令為天職，始終胸怀大局，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
蕭克到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報到，張國燾繼續以自己的方式指揮四方面軍的行動，與朱德的意見經常相左，部隊拉來拉去耽擱了時間，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等部靠攏了，蕭克這個軍長，也因部隊行動的輾轉變化，直到10月20日才趕到31軍軍部任職。
就在這個過程中，一、四方面軍於10月8日在會寧會師。紅二方面軍於10月22日也在會寧東北的將台堡與一方面軍勝利會師。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有名的全國三大主力紅軍在陝甘寧的大會師，至此，標誌著長征勝利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