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一五之後又一次大規模工業成套設備引進工作，受到極左勢力百般阻撓。
陳云不懼非難：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在引進國外大型設備方面也採取了一些大動作。 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議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急於找市場、找資金出路的有利時機，在三五年內集中引進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初步提出引進43億美元的方案，爭取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充分發揮作用。這些引進項目，包括13套大化肥設備、4套大化纖設備、3套石油化工設備、1個烷基苯工廠設備、43套綜合採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斯貝發動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等。這些項目連同後來追加的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51.8億美元。我國利用這些設備，並通過自力更生的生產以及技術改造，興建了26個大型項目，總投資額200多億元。 1979年合同履行完畢，花了39.6億美元，到1982年這些項目全部投產。
這樣的引進規模是十分大膽的。確定這個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國進出口總額才區區48.4億美元，其中進口才22億美元。而這個方案初步定的進口規模就是前一年進口額的兩倍！ “四三方案”是在糾正“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的過程中，我國擴大對外經濟交流的一項重大舉措，也是我國經濟部門試圖打開封閉的國門，走向世界的一個大膽嘗試，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這項引進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的政治干擾下，從一開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難。 “違反自力更生方針”、“進口風”、“洋奴哲學”、“崇洋媚外”，各種帽子時不時從一些陰暗角落裡飛來。
1973年10月3日，陳雲經請示周恩來後，離京赴廣州，視察當年的秋季廣交會。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的出口商品交易會，一直是遭受外國封鎖的新中國外貿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閉關鎖國的時期更是如此。
但廣交會也難逃極左思潮的衝擊。 1972年秋季交易會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會，在資本主義市場商品價格上漲的大背景下，發生外商搶貨現象，廣交會商品也水漲船高。秋交會是不是還能這樣？有些人從主觀出發，想定高價，甚至說提價是馬克思主義，降價是修正主義。
陳雲是不同意這種從“政治”出發定價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貿部門從實際出發注意研究價格問題。七八月間，他又先後三次同外貿部負責人及部價格小組成員座談，要求外貿部管好商品價格波動，當好國家對外貿易的經理。商品價格要適應國際行市，高了應該退下來，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陳雲一到廣州，立即聽取外貿部負責人匯報。當談到商品定價偏高會影響成交時，他說：商品定價不能憑主觀願望，而要根據市場行情。價定低了，我們吃虧；定高了，外商不買，東西壓在那裡，而且失去了國外的市場，我們也吃虧。
10月12日和16日，陳雲聽取外貿部負責人關於廣交會情況匯報後，陳雲指出，批判穩價思想，不等於提價就是馬克思主義。穩價多銷不對，但高價高到賣不出去也不對。
還有人認為，進口棉花加工棉佈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堅持自力更生。陳雲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是要堅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現在國內棉花不夠，要做到自給有餘，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佈出口可能要用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佈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
他心裡仍然記掛著一米七軋機進口問題，說：“正在訂貨的那套三億多美元的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要一起進口。這套設備投產後，每年可以生產鋼板三百萬噸，兩年就是六百萬噸。如果缺了零配件，國內解決不了，就要推遲投產，耽誤一年就少生產三百萬噸鋼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陳雲致信周恩來，表示：我對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工作全無知識，或者知之甚少，準備學幾年，總能學到一點。
但是，“四人幫”為了搶班奪權，已經按捺不住了。 1974年初，他們操控“批林批孔”運動，把矛頭對準周恩來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幹部，使各條戰線陷入新的動亂，使剛剛好轉的局勢重新惡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機部講話，楞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設備引進考察團禮品——玻殼蝸牛，是“罵我們，侮辱我們，說我們爬行”，大罵國務院搞“賣國主義”、“洋奴哲學”。 1974年10月又挑起“風慶輪事件”，使引進設備和外貿工作受到強烈衝擊，陷於停頓。
但陳雲的調查研究和思索並沒有停頓。他的眼光已經放得很遠、放得很長了。這一時期指導外貿工作獲得的寶貴經驗，將要在即將來臨的更大規模的對外開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