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造成思想上的混亂
胡喬木1979年1月3日的講話，雖然他只是說“由於林彪、'四人幫'的長期干擾，有些舊的說法需要繼續清理”，其實他的矛頭所向，是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
胡喬木逐字逐句研究了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報告。雖然華國鋒的政治報告揭批了“四人幫”，卻沿用了許多“文革”理論。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中，一次又一次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中，依然“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中還說：“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鬥爭，是我黨歷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線鬥爭。”
正因為這樣，胡喬木針對華國鋒的政治報告，講了那番話，加以“清理”，理所當然引起了莫大的震動。
其實，胡喬木還只是就若干提法、若干概念，提出了對華國鋒政治報告的批評。他並沒有涉及華國鋒政治報告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
華國鋒的邏輯是頗為奇怪的：他批判了“四人幫”，卻肯定了“文革”。
華國鋒居然如此說：“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一個偉大勝利。”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不僅把劉少奇跟林彪、“四人幫”相對？論，稱之“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而且全面肯定了“文革”。華國鋒這麼說道：
“鑑於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教訓和我國資本主義復闢的現實危險，毛主席以無與倫比的偉大革命氣魄，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沒有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命。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線鬥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覆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實掃清了道路。”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如此高度評價“文革”：
“在世界上，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闢，提供了新鮮經驗，大大增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勝利信心。毫無疑問，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隨著歷史的前進，越發顯示它的燦爛光輝。”
政治報告，是黨在一個時期內工作的“主旋律”。華國鋒的政治報告如此錯誤連篇，不能不造成思想上的極大混亂。而思想上的混亂則必然導致決策和行動上的混亂。
華國鋒的政治報告甚至說：“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言外之意，還要搞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顯而易見，毛澤東給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之後，像一道緊箍咒，從此緊緊束縛了華國鋒的思想。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也就是“你辦事，我放心”的效應。華國鋒奉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看來，要結束這場思想上的大混亂，不能不對以下問題作出明確的結論：
一，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二，如何評價“文革”及一系列“文革”理論；
三，如何評價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以來“左”的錯誤。
看來，這形勢類似於中共“七大”召開之前。那時，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反覆討論，
寫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眼下，要在鄧小平領導下，著手反覆討論，寫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最早的信息，從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大慶時，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在慶祝大會上的講話透露出來：
“對過去三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
葉劍英講話是由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那次全會，已決定要對194九年以來三十年的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的總結”。
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惠，回憶了起草葉劍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講話稿的經過：
1979年國慶節，為了慶祝國慶三十週年，中央決定由葉帥出面講話。那時葉帥德高望重。起草講話稿，就落在我們書記處研究室頭上。喬木就找到我。這時干部群眾對文化革命的禍害，已經議論紛紛，特別是經過三中全會以後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幫”，人們覺得好多事情都和毛主席是分不開的。這就涉及到對毛的錯誤怎麼認識的問題了。到了三十週年慶祝會時，一方面要給人民鼓勁，一方面要對過去的錯誤有個交待。這麼重要的節日，對過去的錯誤不談一下，對國內國際都不好交待。中央就決定三十週年國慶講話還是要涉及以前的錯誤，甚至於“文革”前的錯誤。這其實是很難辦的，那時候還沒有做出後來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這個講話正是做“歷史決議”前的準備。可以說，在這篇文章裡，喬木花了他的全部心血。那時我在他身邊，幫他請來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龔育之、黎澍等，分成幾個組。這個講話費了我們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麼成語、詩啊，都費盡了心思。
講話稿的最大的特點，是指出了過去“左”的錯誤，即過去對形勢估計的錯誤，方針的錯誤，結果當然是非常不好的。文章的批判雖然沒有系統的理論性，但還是比較深刻的，著重批的是林彪、“四人幫”的“極左”，附帶也批評了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所有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都沒有主語。是誰對形勢估計錯了呢？是誰把方針定錯了呢？沒有“人”。這種寫法很有意思。喬木是動了心思的。當時的環境，又要批評，又不能批得厲害，所以就採取這種辦法。這樣做的結果，反映還是不錯的。至少已經說明上面公開承認錯誤了，沒有像過去那樣，錯了也是對的。葉帥對這個報告也是很滿意的。那篇文章確實不錯，很有文采，什麼“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喬木是嘔心瀝血的。
通過寫這篇文章，我覺得喬木確實是寫這類文章的行家里手，沒有人能比得上他。政治、文采都能兼顧。有時他就像做詩似的，一句一句，擲地有聲，思路又那麼清楚。文章起草到這個程度，真是到了很高的境界。喬木不愧是我黨的第一支筆，東西到了他手裡，弄一遍，就是不一樣！
就在葉劍英講話之後，1979年11月，這一“正式的總結”開始啟動。
起草小組成立了。參加起草的有二十多人，而小組的負責人則非胡喬木莫屬——他在三十多年前起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今日則是寫那個決議的“續篇”、“姐妹篇”了。
六十五歲的胡喬木，又忙於起草中共中央文件了。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