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離開了毛澤東身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喬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會議剛剛結束，1月20日，毛澤東便給田家英寫了一信。信中寫道：
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 ……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
毛澤東自己帶頭作調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率一組下去，規定調查兩個月，然後“都到廣東過春節”。
那時，由於“高舉”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亂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沒有章程，全國農村亂了套。毛澤東派出調查組，為的是調查農村情況。
1961年2月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毛澤東聽了匯報之後，召開會議，著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出席會議的有陶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廖魯言、趙紫陽、鄧力群、許立群、王力、王魯、逄先知等。胡喬木參加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翌日，又通過了由胡喬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志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高級及中級幹部學習……
“中央認為，最近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農業、工業等方面的具體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
隨著這下發，全國欣起“調查研究熱”。 《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喬木再度前往湖南農村調查研究。胡喬木女兒胡木英曾經回憶當時胡喬木在湖南調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飛到長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著與調查組的同志開會研究，按照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調研工作。當時他的調查組成員中有於光遠、王力、胡績偉、張超、戴邦等，他的秘書商愷同志也參加調查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裡，父親在長沙、韶山、湘鄉一帶來回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各類座談會、社員大會，又去社員家庭調查了解，聽取各級幹部的匯報、情況反映，並看了調查組同志們寫的各種調查材料。為了能更多地聽到社員、幹部的真話，也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鍛煉的機會，他組織安排了警衛、保健醫生等去做調查工作，給他們調查題目，並要求他們把調查結果向他匯報。我就經常被父親安排跟著醫生，警衛深入社員家庭調查。
記得有一回我們在調查時，剛從一家社員家裡出來，遇到了一位從寧鄉村討飯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頭的瘦小樣子，個頭像是十歲的孩子。經我們詢問知道，她十七歲了，父母都已餓死了，只剩下她一人；沒飯吃，去撿野菜，隊里幹部不准撿，還把她的籃子踢壞，打了她，她沒法子，只好逃出來討飯。我們去調查的這家社員拿出一碗飯菜給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當時我們也沒有再問她去哪裡，今後怎麼辦。回招待所吃晚飯時我向父親談起了這件事，父親和調查組的同志們都責怪我們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沒有幫她找個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體會到父親和他的同志們真正為老百姓設身處地的著想，正是基於為老百姓謀幸福的動機才能支持和支配著他們辛勤地工作而毫無怨言。還有一回，我和醫生、警衛等幾個人去一個小隊調查，回來的路上照了幾張相。父親知道後批評了我，說：不要把下鄉當作旅遊，要認真學習調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過頭來想想，父親真正是為了老百姓才那樣不辭辛苦，只想著如何盡快糾正原來“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特別痛心。有一回，我們在韶山招待所門口遇到一個從湘鄉來賣布票的年青人，他說因沒錢治病，只好賣布票換幾個錢。看他面黃肌瘦的樣子，父親很快從兜里掏出了五塊錢，又耐心告訴他賣布票是犯法的。這人大概看我父親面善吧，又說他已經好幾天沒吃過米飯了，於是父親又請招待所的服務員拿出幾個饅頭和小菜給他吃。他幾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後，父親又詳細詢問他的情況，最後讓服務員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公社領導，請公社幫助安置解決。這封信交給了省裡來參加調查工作的時任省檔案局局長的毛華初同志，由他帶給湘鄉縣委。
後來從長沙到武漢做工業調查，曾召開兩次工人座談會，一次在武漢鋼鐵廠，一次在重型機械廠。參加座談的工人都很激動，發言很踴躍，以至原定的一個鐘頭時間超過很多。座談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後，這中間有的工人因飢餓而談不下去了，父親趕緊請廠領導拿出饅頭等請他們邊吃邊談，而他自己則堅持到所有參加座談會的工人把要說的話講完了，所要了解的情況全部了解之後才結束座談。結果晚飯拖到九點多才吃。
我從這些小事中深感父親對普通工人、農民的理解、同情和熱愛。我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算個小知識分子吧，可我接觸工人、農民時就不像父親那樣溝通，總像有層隔膜，也覺得沒什麼好談的。可是父親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和他們談起來，接觸起來卻一點困難也沒有，問長問短，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當時，寧鄉有餓死人的情況，還比較嚴重。後來調查組聽說湘鄉也有餓死人的情況，幹部們都不敢向上反映。調查組向父親匯報了，他馬上要調查組的同志去湘鄉具體了解，隨後父親決定改變原計劃，也到離湘鄉縣城不遠的一個大隊去親自調查。那是4月13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難忘。一個個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呆呆地站在那裡，不是親眼所見，從文字描述中絕對無法想像出來。縣里的領導人匯報工作時，居然說不知道那裡有餓死人的事。他們看到我父親那按捺不住的不滿神色時，才趕緊檢討工作沒做好。父親也真生氣了，狠狠批評了他們，並要求他們盡快想辦法解決，不要再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那天是早上出發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裡十一點了。
正巧在這時候，毛主席也來湖南視察了。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毛主席。除談到了在韶山公社調查解決食堂問題的情況，還特別寫到湘鄉餓死人的情況。 ……這封信他是請回長沙開會的毛華初同志帶給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後第二天就給湖南省書記張平化同志作了批示，要他閱後將來信及附文四件“印發給我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志，予以討論”。毛主席並於當日下午親自聽取了毛華初同志對農村調查情況的真實匯報，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試點解散食堂。毛主席還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後會產生的問題，並一定要搞好生產。這樣父親與韶山公社黨委認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驟及措施更加快了實施，全公社的食堂幾乎都全部解散了。這一舉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歡迎和稱讚。
女兒胡木英回憶文章中提到的胡喬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是胡喬木寫於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喬木在信中，如實地向毛澤東反映了湖南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華初同志，省農業廳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次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臨近韶山的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的情況（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個大隊死707人，佔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庚公社的楠鄉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鄉大隊、石匠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在20%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去年約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到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的病情尚未停止……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
會議開幕時，胡喬木來了。沒幾天，胡喬木請病假，離開了會場。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
女兒胡木英回憶說：
他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神經衰弱已嚴重到無法拿筆寫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徹底休息。於是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請假去休息一段時間。
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說明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星期之後，正在廬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覆一函，表示同意——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雖說他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政治秘書工作，由陳伯達一人承擔。陳伯達權重一時，以致“文革”爆發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胡喬木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發。
胡喬木患神經衰弱症，這是確實的。不過，他一病就病得那麼久，內中有沒有政治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澤東的信中，提及了陳雲、林彪、康生的病況。內中，康生、林彪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
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秘書，曾經精闢地指出：“秘書要具有政治家的視野”。
他說：“秘書一要正確觀察、分析、判斷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二要根據形勢的正確判斷，從宏觀上提出相應的微觀政策。”
這幾句話，可以說是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深刻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