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參與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延安的整風運動，從學習文件日漸進入反省黨的歷史。誠如毛澤東所言：“印了《六大以來重要文件彙編》這本書，在中央高級學習組研究。”“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
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曲折的路。經歷了一右三“左”的反覆：先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接著是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和王明、博古的“左”傾宗派主義、教條主義。此後，又發生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
要理清中共黨史上的一系列問題，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這些問題，不在全黨取得統一的認識，也就影響著中共的團結，影響著中共的未來。毛澤東要胡喬木協助編選《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三本書，就是為著中共高級幹部們研究黨史提供材料。
從1943年冬開始，整風運動轉入了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階段。
隨著三本書的印發，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支部裡，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錯誤的文件是誰起草的，一時掀起一番風波。毛澤東當即作出答覆：“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
1944年5月21日，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在延安的“中南海”——楊家嶺召開。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為十七人，即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秘書、政治局秘書，列席了會議。
這次會議，便是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須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在1938年9月召開的，離此時將近五年了。相隔那麼久才開這次中央委員會議，足見會議的重要。
會議選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為主席團，決定改由主席團處理日常工作，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務。這五人主席團，到了一年後的中共“七大”，都成為書記處書記，人稱“五大書記”。除了任弼時因病於1950年早逝之外，毛、劉、週、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爆發。
這次中共中央全會，在中共黨史上是創紀錄的：從1944年5月21日舉行第一次會議，直至1945年4月20日結束。如此漫長，是空前絕後的。這次歷時十一個月的中央全會，開了八次全體會議。
會議如此漫長，內中的原因是在於此會為中共“七大”作準備工作。種種準備工作之中，最費時的要算是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 《決議》，實際上就是對中共歷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歷史問題作出結論，以求統一全黨的認識。在整風運動中，中共高級幹部們反反覆覆討論中共歷史經驗，最後“凝固”在《決議》之中。
在五人主席團之中，指定由任弼時主持《決議》的起草工作。
參加起草《決議》委員會的中央委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洛甫（張聞天）、博古等七人。
胡喬木也參與起草，但最初卻不是由他執筆。
這是一項高難度的起草工作。 《決議》中的每一句話，都要反覆斟酌——因為涉及對中共以往的一樁樁歷史事件的評價。
中共的領袖們都投入到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澤東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接著，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學習和時局》的講演，對中共黨史一系列重大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從中共“一大”談到中共“六大”，從陳獨秀談到博古……
周恩來在1943年8月至11月，寫下五萬多字的筆記，記下他對一系列黨史問題的見解。從11月15日起，他在整風學習會上，一連作了五天報告。 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關於黨的六大研究》兩次報告。他曾說：“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
朱德作了關於紅一軍團史的報告，王若飛作《關於黨的歷史的報告》。
張聞天也寫下長篇筆記，批判了自己過去所犯的“左”傾錯誤，實事求是地寫下對一系列黨史問題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來“左”傾路線的主要領導人的博古，同樣作自我批評，剖析自己的錯誤。
至於王明，此時稱病——因為討論中共第三次“左”傾路線時，受批判的主要對象就是他。
《決議》反反覆覆地起草著，前前後後寫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十四次之多。
毛澤東親自過問《決議》的起草工作。對於《決議》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滿意。推倒重來，又改一稿，仍不滿意。
金沖及主編的，這樣記述了《決議》的起草過程：
起草“歷史決議”是七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準備七大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討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以來的新認識，如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等。稿子寫成後分送政治局委員徵求意見，並由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作了比較大的修改。任弼時又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線的錯誤概括成七點提綱式的意見，題目也改為“關於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接著，又由胡喬木寫了一個稿子。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歷史決議稿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補充。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這個決議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張聞天修改後的稿子上開始進行修改。他前後作了七次修改。毛澤東後來曾特別講到這一點：“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將題目確定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並且增寫了新的內容，如“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鬥”，就是這次寫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澤東強調了六大的正確方面；批評四中全會在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後，還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並對受打擊的被誣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作了肯定的評價；還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這份稿子上，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週、朱、洛、劉（如在此時）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後印若干份，編號發給40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通過。”以後，毛澤東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刪，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後修改三次。這以後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澤東在起始部分加寫了一大段話：“中國共產黨自從它在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出力甚多。誠如當時參與有關工作的一位人士所憶：“胡喬木這人，思路特別清楚。亂麻似的一大堆黨史問題，經他的筆一梳理，變得條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楊尚昆也這麼談及：
我認識喬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從華北根據地回到延安，參加整風，列席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九月政治局會議。喬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擔任會議記錄。他不到30歲，在會上埋頭做記錄，並不說話。大家叫他喬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慶談判以後的事。九月會議前後，印發了《六大以來》。當時我就听說，喬木同志是主席編輯《六大以來》的主要助手。這件事辦得好，主席喜歡他，大家也看重他。
喬木博聞強記，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有基礎，到毛主席身邊後，接觸許多重要的政治事務，並不斷受到主席的指點教育，他對黨的歷史的了解、對馬列主義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頭。因此，在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起草的過程中，他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雖然那時喬木在黨內不過是一個年輕後輩。據我所知，在弼時同志起草的決議稿的基礎上，喬木改寫過一個稿子；最後毛主席在聞天同志改寫過的稿子上親自修改，喬木又從旁幫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當的文辭表達出來。 1945年4月曆史決議正式通過，在中央委員會裡，就都知道我們黨內有喬木這樣一個人才了。
1971年毛澤東去南方視察時，曾說及《決議》：“別人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是胡喬木理清的。”
胡喬木能有這樣的“本事”，考究起來，是有緣由的：
一是他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毛澤東的觀點非常明了；
二是他參與編選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三本書，熟悉了中共黨史一系列文件、決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會議、書記處會議，聽了中共高層領導的一系列報告，熟知種種內情；
四是他具有相當的理論功底和文學修養。
比之於整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比之於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起草《決議》的難度要高得多。胡喬木擔當起這一重任，從此確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筆”的地位。
當然，胡喬木只是《決議》的最後執筆者，而《決議》本身是延安整風運動大學習、大討論的結晶。毛澤東精心修改了《決議》。如今所保存的《決議》原稿上，還可看到許多中共中央領導人所作修改的手跡。
《決議》原計劃交中共“七大”討論通過。後來，為了使中共“七大”能夠集中討論中共關於抗戰建國的方針，經準備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團同意，於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
《決議》分析、批判了中共歷史上一右三“左”的錯誤，特別著重於對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錯誤作了批判。 《決議》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肯定了此後在中共全黨確立毛澤東的領導。 《決議》指出：
“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決議》起草過程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給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決議》獲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那一天，王明發出長信致任弼時閱轉毛澤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王明寫道：
“首先，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個基本認識，就是這個決議草案在黨的問題思想問題和黨的建設方面，有重大的積極建設性的意義。”
王明還表示：
“我不僅以一個黨員的資格，站在組織觀點的立場上，完全服從這個決議；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個第三次'左'傾路線開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觀點的立場上，認真研究和接受這個決議，作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組織、思想各方面嚴重錯誤的指南。”
王明表示“心悅誠服”地承認毛澤東的正確和功績。
連王明都如此“擁戴”《決議》，有點出乎意料。
自然，後來的情況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離中共之後，在蘇聯寫了《中共五十年》一書，則痛罵《決議》：“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決議》，是公開偽造中共歷史的第一個文件。”這一段話，才是王明真正的“心聲”。
不論王明“擁戴”也罷，痛罵也罷，《決議》畢竟以歷史性的文獻的地位，載入中共黨史。
值得提及的是，《決議》作為附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這在《毛澤東選集》中是絕無僅有的。因為《決議》雖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並經毛澤東精心修改，但畢竟並非毛澤東個人的著作。除《決議》之外，《毛澤東選集》所收，都是毛澤東著作。這也足以表明毛澤東對《決議》的看重——因為《毛澤東選集》（指1951年以來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
就在《決議》通過後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喬木來到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中共“七大”在那裡舉行隆重的開幕式，胡喬木當選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懸紅底白字橫額“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鮮明地點出了大會的主題……
三個月後——1945年7月13日，胡喬木步入延安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大禮堂，“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在那裡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八人，胡喬木是代表之一。這次會議決定，在1945年11月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只是一個月後日本投降，時局發生很大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按原計劃召開……
註釋：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