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黃子文同志是一九二八年在北京才認識的。他是在“渭華暴動”失敗後去北京的，我是在雲陽暴動失敗後去北京的。他住在咸陽會館，我住在關中南館，相談之下，知其兄黃子祥是我在三原第一高小的同學，他妹黃俠仙在一九二七年和我同在涇陽教育界工作，經常在一起開會，俠仙的愛人郝義和我在三原渭北中學是同學（後來又和我在西安一起坐監獄），由於這些關係，談話格外親切。
一九三四年，我在雲陽人和村（即我住的村子）辦起私立培英小學，周芝軒同誌全家搬至該校，週一面教學，一面執行其三原中心縣委書記的職務。子文同志常去培英小學參加二原縣委的會議，又同我見面了。
一九四六年，子文同志為革命曾打入了國民黨的組織。六月初，大特務陳建中在三原召開“渭北肅反會議”，會議中涇陽縣國民黨CC特務頭子劉堅如、張仲農（前者是上任後者是卸任的縣黨部書記長），在會上報告我在農村搞“反動”（敵人所謂反動，即我們搞革命工作），陳建中馬上下命令：“那裡見了那裡槍殺。”散會後，子文同志連午飯都沒顧上吃，就急忙跑到斗口農場，請場長劉多桂馬上給我送信，並著我派人給馮一航、趙曼青、李子健送信，我也著兒子崔鴻治給馮、趙等送了消息，我安排了學校及家裡的事，馬上到雲陽北原上親戚家躲藏。起來。十多天后，我又出現到雲陽地區，可是陳建中的命令陰魂不散，那年十月我從涇陽回家，特務劉堅如派其走狗楊子棟執行陳建中槍殺我的命令，預先埋伏在涇陽至雲陽中途的黃家橋，擬暗殺我，幸我那天搭的馬車，坐了四、五個人，特務未敢下手，晚間群眾既給我報了楊擬槍殺我的行動。楊系雲陽南鄉人，解放後將楊判了死緩，將劉堅如判了死刑。
後來聽說子文同志與白軍作戰時不幸犧牲，令人不勝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