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文同志是我黨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是渭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他雖然犧牲了，但他對黨赤膽忠心，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恩怨的優秀品質將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一九三零年，陝西關中災害更加嚴重，赤地千里、餓殍遍野，顆粒無收，土豪劣紳殘酷壓榨人民，人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約在古曆八、九月份，黃子文、孫平章、鄧萬祥、韓文禊等人先後來到我們石橋一帶，開展革命工作。在韓文禊的努力下，首先在石橋河西的甯啟坤家中成立了少年先鋒隊組織，隊長由吳大新擔任，副隊長由我擔任，共有二、三十人。我那時才十四、五歲。 “二黃”的名氣在我們石橋周圍早已影響很大，在我的腦海裡印像很深。不長時間，他來焦村坡油坊，成立了四、五十人的赤衛隊。為了籌集革命經費，購買槍枝彈藥，壯大武裝力量，赤衛隊、少先隊隊員數人前往富平桶楊堡打擊了土豪劣紳，搞到現洋二百元，用這些錢，我同一個名叫房禿子的赤衛隊員，前往富平縣城裡一個鐵匠處，購買了八支折腰手槍及部分子彈，從而壯大了武裝力量。
一九三八年古歷四月，我在武字區見到黃子文。當時武字區區委書記是康德寬，我是組織宣傳委員。聽說子文同誌已被錯誤地開除了黨籍，但我發現他並沒有因此而悲觀和消極，他仍然以—個共產黨員的胸懷和熱情積極為黨工作。他毫不計較個人恩怨，對黨一片忠心，經常深入群眾，開展抗日救國宣傳。在他的啟發和帶領下，先後把武字區、心字區四、五十個青年和外縣三十餘人帶到安吳青訓班學習，被青訓班命名為“農民連”，黃子文擔任了農民連連長。
一九四零年，蔣介石仍頑固地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扶植親信，集結反共力量，並把他的王牌軍胡宗南第一師調往西安，從黨務、軍事、經濟、宣傳等方面，策劃封鎖陝甘寧邊區，與此同時國民黨省政府到處實行聯保制，設置偵察網，經常搜捕綁架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這年夏季的一天，黃子文對我說：他晚上在甘露池村的麥場上睡覺，有人來逮他，幸得走脫，恐怕在武字區呆不下去了。我把這個情況向渭北工委書記周芝軒作了匯報，周說：“黃子文這個人'太紅，了，他到誰家，敵人就懷疑誰家是共產黨，現在敵人到處清共，最好離開地方”。我把周的意見轉告黃子文，讓他去邊區。開始黃擔心他和高崗有矛盾，回去後，怕高崗再整他，經我做工作，他才同意，於是，我便派陵前三店村王志強送他，並給他寫了介紹信，讓兩人都帶上手槍（槍號為205、404）。王把子文送進邊區淳耀五區寺坡返回，子文到照金見到省委組織部部長張德生，以後省委又把子文送去延安陝北工學學習。黃子文在臨走時還給我談了自己的黨籍問題，他說：“我相信黨，相信總會有一天能把我的問題弄明白的”。他走後，我把他的要求和表現向省委作了匯報。
黃子文到延安後，在一九四二年整風時，高崗又找黃子文談話，讓子文對過去的問題，要老老實實地交待。高崗想藉整風之機，利用自己手中的職權（高崗當時任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兼保安司令）整黃子文。在這種情況下，黃子文在與高崗談話後，未回學校就從延安回到武字區。黃子文回來後，先同地下黨員陳玉秀接了頭，他對陳玉秀說：“我在陝北呆不成了，看樣子高崗要藉機再整我，我才下決心回來的”。
一九四三年古歷正月十六日，我受省委組織部王俊的指示，從馬欄回到地方，搞黨的工作和革命武裝工作。三、四月，王俊給我說：黃子文從延安回來了，你了解一下他的表現，我派人回武字區見到黃子文，他向前去的人說了從延安回來的情況，並激動地說：“我活著是共產黨的人，死了是共產黨的鬼，我的愛人和孩子都在馬欄，我拿全家擔保，對共產黨永不變心”。以後；黃子文一直和我保持著聯繫。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和朱龍江組織了一支武工隊，我任隊長，朱龍江任副隊長。黃子文以後任偽四鄉指導員。我帶的武工隊從北邊到武字區附近後，黃子文讓孫景元送信給吳大坤，吳大坤轉告我：“最近有人反映你們下來了，要注意，有情況時，再及時報告”。我得到此消息後，格外警惕，使黨的革命武裝沒有受到損失。這件事再一次證實了黃子文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的紅心沒有變，他在敵人內部任職是另有所圖的，以後黃子祥、黃子文領導陵前鄉公所起義就證實了這一點。
一九四七年古歷五月初，我聽到黃子文同志在小道口戰鬥中犧牲的消息，非常難過。我們黨失去了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失去了一個很好的革命同志。他雖然犧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將永遠銘記在我們心中，激勵著我們奮發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