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底，我認識了黃子文同志，並與他一起生活、戰鬥了一個時期。今天，回憶與子文相處的那段歷史，提起子文一家為革命所受的挫折，遭受的損失，我的心情倍感沉痛。
黃子文的家鄉三原武字區和我的家鄉富平覓子鄉，縣界相接，地連阡陌，我居住的上官村與武字區僅是一溝之隔，兩岸農民素有往來。一九二八年，黃子文在武字區組織農民進行“交農”運動和“武裝圍城”鬥爭，革命聲勢浩大，波及四面八方。那時，我們村封建勢力比較濃厚，農民的守舊思想比較嚴重。但西原農民起來鬧革命的事情，卻成了村子里人們街談巷議的話題。我當時年幼，從村里人的談話中得知西原農民革命的頭頭叫黃子文，是個大學生，他為了解放勞苦大眾，把家裡的糧、錢、槍都拿出來了。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黃子文與他兄黃子祥等同志領導的農民革命鬥爭，範圍越擴越大，力量不斷壯大。子文同志帶領大家在原、富交界一帶打擊土豪劣紳的革命事蹟，給這一帶農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人們或明或暗地紛紛投入了反封建、打土豪、求解放的革命運動。
一九三三年春節，三原黨組織派武字區共產黨員王瑞琪到我的家鄉一帶搞革命活動。他先後建立了上官村、康家洞、禾家原三個地下黨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我也是在這個時期加入黨組織並參加革命的。同年冬月二十七日，由於形勢惡化，王瑞琪和我等—行五人北上，找黃子文同志未遇。當我們由石門關返回時，黨支部被敵人破壞，王瑞琪同志被捕。
一九三四年底，我在旬邑搞兵變後，北上蘇區，在旬邑陽坡頭見到了黃子文同志，他當時是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當我向他談起黨支部被破壞，王瑞琪同志被捕之事時，他說：“這些情況我已知道了。已託人把王瑞琪保釋了。”隨之親切地對我說：“你兵變成功來到這兒，我們一塊幹革命吧！”
黃子文同志如此平易近人，對革命同志是那樣關心，消息又是那麼靈通，當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從內心發出“子文不愧是農民革命的英雄人物”的感嘆。
在與子文同志共同戰鬥的歲月中，我發現他工作積極、作風紮實。他經常深入下去，幫助基層幹部建立鄉政權，又常常跟隨游擊隊對敵人作戰。記得一次打安社的保安隊時，他帶頭沖在前面，撤退時卻留在最後。當時游擊隊的指戰員對他這種英勇精神，無不打心眼裡佩服。
黃子文同志在黨內鬥爭問題上，一貫堅持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相信組織，忠於我黨。聽說一九三三年八月的陳家坡會議上，黨內的一股逆流沖擊到黃子文兄弟身上，他哥哥黃子祥同志（紅二十六軍騎兵第四團團長）被趕走。會上，黃子文同志雖然保留自己的意見，但會後從未散佈過對領導不滿的言論，他自信黨內錯誤的做法，遲早會被覺悟提高後的黨員所識破。黃子文同志雖然蒙受了嚴重打擊，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對黨是無限忠誠的。
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延安南關市場，偶然遇到黃子文，在交談中，他說：“我最近要到華北去一趟”，我問：“到華北幹什麼去？”他告訴我，去看她姐姐，她姐姐曾在北京上學，大革命時被捕入獄，釋放政治犯時被放出來了，在河北抗日根據地工作，由於在獄中身體受到敵人的摧殘，盼望親人看望，如盼望春雨一樣。聽了他的談話，我感到子文同志是個重感情的人。
子文同志與哥哥、姐姐早期就投入了革命工作，他的愛人李盛雲也從家裡來到蘇區，帶著幾歲的孩子，為革命奔波。後來，他侄女（子祥之女）黃培蘭也從西安來到蘇區參加了革命。他的家庭是真正的革命家庭。子文的姐姐黃俠仙在河北被敵人殺害，我們黨內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陳家坡會議的錯誤路，線延續到一九三五年的錯誤肅反，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殘無人道地殺害了子文年僅十七歲的侄女黃培蘭。
黃子文同志在一系列挫折和打擊面前，沒有喪失革命的意志，有表現出對黨的懷疑和報怨。他在各種壓力下，在各種環境中，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頑強地生活著、戰鬥著。一九四七年五月，他與哥哥子祥及其他同志組織領導的陵前起：義，正是他對黨忠貞不二的精神的體現。黃子文同志不計個人恩怨，對黨滿腔赤膽忠心的廣闊胸懷，值得我們健在者永遠銘記。
同年六月，黃子文同志在帶領渭北總隊第一支隊在三原小道口戰鬥中，不幸陣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關中地委在馬欄召開追悼大會時，西北局發來電報，對黃子文同志作了公正的結論，使他幾十年的沉冤得到了平反。電報指出：黃子文同志一生為革命貢獻了他的一切，乃至佰的生命，是黨的好兒子，特決定恢復黃子文同志的黨籍。我當時代表關中地委在會上沉痛地悼念了子文同志革命的一生。
光陰荏苒，黃子文同志犧牲整整四十個春秋了，當我們再度懷著沉痛的心情，回憶子文同志革命的一生時，深深感到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對同志，對群眾一視同仁，赤誠相待的優良品質，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值得我們學習。